经方的“秘方”是什么？
导读：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深入研究医学知识，不断探索新的治疗方法。他呕心沥血地编写《伤寒论》，旨在提高医师的医术水平，使更多的患者得到正确的治疗。他的努力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医学遗产，更为中医药事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医固然尊崇古人的智慧，将古人的医术视为高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回顾历史，我们不能否认古代确实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医家，如扁鹊、仲景、孙思邈等，他们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古代医学界同样存在着许多普通医师，他们的医术水平并不尽如人意。
张仲景的《伤寒论》为我们揭示了这一现象。在这部医学巨著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死证、误治、错治、坏证的描述，这些无不反映了当时普通医师的医术水平普遍较低的现实。面对这样的状况，仲景深感无奈和心酸。他一定感受到了医学界的寂寞与孤独，因为他深知，若是没有足够的医术水平，便难以拯救那些因疾病而痛苦的人们。
因此，张仲景立志要改善这一现状。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深入研究医学知识，不断探索新的治疗方法。他呕心沥血地编写《伤寒论》，旨在提高医师的医术水平，使更多的患者得到正确的治疗。他的努力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医学遗产，更为中医药事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拓展时方：九味羌活汤
九味羌活汤，这一方剂在时方之中赫赫有名，被誉为解表之良方。其治法属于辛温发汗，因此被归类于六经的太阳病范畴。太阳病，乃是表阳之证，其治法在于发汗，常用的药物如麻黄、桂枝、葛根、生姜、葱白等，均为发汗解表之佳品。仲景以这五味药物为基础，通过巧妙配伍，构建了表证（太阳病、少阴病）的方剂体系，满足了临床治疗的需求。
然而，后世医家为何要创造出九味羌活汤呢？原来，古时的医师水平参差不齐，许多医生对于麻黄、桂枝等核心药物的临床应用要点并不掌握。正因为不擅长使用麻黄汤、桂枝汤，一旦用错，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副作用，因此有了“畏惧麻桂如虎”的说法。
面对这一困境，高水平的医家们肩负起了医学教育的重任。他们著书立说，传播学术，以期提高整个医学界的水平。金元时期的张元素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认为，既然普通医师难以掌握麻黄汤、桂枝汤的应用鉴别要点，那么不妨创制一个无需麻黄、桂枝的万能方，以适应各种有汗无汗的表证。这便是九味羌活汤的由来，该方出自张元素的学生王好古的《此事难知》。
九味羌活汤的特点在于其广泛的适用性，无论表证轻重，均可使用。方后注曰：“急汗热服，以羹粥投之，（若）缓汗温服，而不用汤投之也”。这意味着，当表证较重时，可趁热服药，并辅以热稀粥以促进发汗；而当表证较轻时，则无需啜热稀粥，以免发汗过度。这种灵活的辅汗法，使得九味羌活汤成为了一个适应性极强的解表方剂。
然而，对于掌握了六经辨证的高水平医生来说，九味羌活汤或许只是小菜一碟。因为他们已经熟练掌握了麻黄汤、桂枝汤等经方的应用要点，能够灵活运用这些方剂来治疗各种表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或许没有必要再去学习九味羌活汤等时方。
时方的出现，看似是补充了经方的不足，但实际上也是无奈之举。同样，温病学的创立和发展，也是源于临床上许多医生不能恰当使用经方来治疗发热类疾病。因此，温病学派的出现和银翘散、桑菊饮等方剂的创立，都是对经方体系的一种补充和完善。
当然，我们并非要否定温病学派和时方的价值。相反，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细化了经方对于阳证的辨治方法。然而，对于真正掌握了仲景学术的医生来说，他们在面对各种疾病时，或许能够更加灵活地运用经方，而无需过分依赖时方和温病学派的辩证理念。
2.中医是如何抗病毒治疗的？
《医学心悟》所阐述的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这八字，实乃中医诊断之精髓，涵盖了病情千变万化的本质。这八字不仅为疾病诊断提供了基础，也为治疗指明了方向。正如《医宗金鉴》所言：“漫言变化千般状、不外阴阳表里间”。无论疾病如何复杂多变，其症状反应总是离不开这六经八纲的范畴。
在治疗上，中医同样遵循这一原则。无论是治疗普通杂病，还是应对温疫或其他病毒性疾病，中医都坚持用六经八纲体系进行辨证论治。这种高明之处，正是中医历经千年仍然生生不息的根源。
面对如COVID-19这样的新型病毒，中医同样采用六经八纲的方法进行治疗。虽然现代医学可以借助显微镜、电镜观察到病原，但中医更注重的是病原侵袭人体后所产生的症状反应。根据这些症状反应，中医灵活运用解表、清热、攻下等治法，旨在恢复人体的阴阳平衡。
病毒变异无穷尽也，疫苗往往跟不上其变异的脚步。但中医从症状反应入手，通过辨证论治，总能找到治疗的方法。中医并非着眼于如何抗病毒、抗感染，而是将关注点放在调整人体内部环境，使失调的寒热、虚实恢复平衡。
张仲景，这位古代医家，虽未见过现代的高血压、糖尿病等病名，但在他眼中，疾病无非是三个病位、两个病性的变化。只要我们遵循仲景的方法，认真辨析这三个病位、两个病性，坚持六经辨治，无论面对多么疑难的症状，都能找到解决之道。
在未来的临床实践中，我们会遇到更多新发传染病和未知病症。但只要我们牢记“漫言变化千般状、不外阴阳表里间”的法则，坚持六经辨治，就能应对各种挑战，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3.重体系重诊断而非具体方药
《医宗金鉴》有言：“漫言变化千般状、不外阴阳表里间。”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疾病的本质，即无论疾病如何千变万化，其病位无非表、里、半表半里三种可能，病性亦无非阴证、阳证。这一观点正是六经辨证的核心所在，它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疾病分类与诊治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任何疾病都能找到其归属，都能在六经之中找到其病位与病性。清代医家柯琴曾言：“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俞根初亦云：“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这两位医家的话语，都充分说明了六经辨证在中医临床中的广泛应用。
然而，现今许多医者，包括一些名老中医，过于追求疾病的秘方或秘药，希望借此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实际上，这种做法是片面的，忽略了中医的核心精神——辨证论治。方从法出，法随证立，所谓的秘方，只有遇到与其相应的证，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疗效。否则，即便再神奇的秘方，也只是纸上谈兵，难以实际应用。
那么，什么是经方呢？在六经辨证指导下开出来的方剂，都是经方。这些方剂并非仅限于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那些，而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灵活运用各种药物组合而成的。同样，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的药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例如，金银花本身是一味中药，但如果我们用它去抗病毒，那么它就失去了中药的本质，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药理作用。同样，麻黄汤本身是一首经方，但如果我们用它去宣肺，而不是针对其相应的证，那么它也就失去了经方的意义，变成了一首普通的时方。
因此，在六经辨证体系指导下，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准确辨证。只有辨证准确，我们开出来的每一个方，才能称之为经方，也才能真正发挥出其应有的疗效。这就是中医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作为医者需要不断追求和学习的地方。
中医的两大基本原则——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在经方的辨治体系中，胡希恕先生提出的“先辨六经继辨方证”的指导思想，更是为中医临床提供了明确的路径。通过辨六经，我们可以进一步细化为“辨三个病位、辨两个病性”，从而把握疾病的本质。
世间疾病千变万化，若以辨病论治，恐怕难以穷尽。然而，若以辨证论治为纲，疾病便可归结为六个证（六经）的范畴。掌握了这六个证（六经）的治法和常见方证，我们便能在临床实践中以不变应万变，游刃有余。
不论患者表现为太阳病还是少阴病，我们都能够因证施策，直中病机。例如，对于呼吸系统的咳、喘、发热等症状，我们首先要判断是否存在表证的可能性。表证患者可能出现咳、喘、发热等症状，但也可能并不明显。此时，我们需透过现象看本质，以六经辨证为指导，进行解表发汗的治疗。这样，即便不治咳喘，咳喘之症也能随之自愈。
经方的魅力在于其完整的六经辨证体系，而非所谓的秘方。我们要树立六经辨证的体系观，才能在临床上保持整体观念，对疾病有清晰明了的认识。零散而不成系统的临床经验或秘方，往往难以取得理想的疗效。
当前中医药学术繁荣，学术交流碰撞深入。我们要珍惜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机遇，总结过去的经验，展望未来。在仰望星空的同时，更要脚踏实地，深入学习经典，积极临床实践。我们每一个人的进步，都是中医药事业的一大步。让我们共同努力，成为一代经方中医传人，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