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丁洪：中国不缺拔尖创新人才，更缺的是生态平台

导读：3月9日下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会，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如是说道。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被摆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也是今年两会期间备受关注的话题。

两会·高见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大批拔尖创新人才。”3月9日下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会，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如是说道。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被摆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也是今年两会期间备受关注的话题。

当前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呈现“年轻化”态势，其中研究生是前沿科研的一大主力军，如何提高研究生的整体素质和学术水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丁洪建议优化研究生招生机制，大幅提高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待遇。

丁洪是一名凝聚态物理学家，目前是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副所长、讲席教授。身为一名教师，丁洪曾说过自己的责任是为学生提供好的平台、开放的研究环境，以及更多和大师交流的机会。

丁洪告诉南都记者，中国不缺乏人才，更缺的是让这些人才发挥创造力的生态平台。在这个平台里，不设年龄界限、没有所谓的论资排辈，允许真正有创造力的年轻人挑大梁；也没有明晰的地域或单位界限，允许人才之间更好地流动，发挥合作协同精神。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丁洪。

建议大幅提高研究生待遇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新质生产力写入其中。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是核心要素，背后离不开拔尖科技人才的支撑。作为国家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力军，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向来备受关注。

南都记者关注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就如何给青年科技人员成长营造良好环境，积极建言。他们有的提出要减少“帽子”工程，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倾向；也有的呼吁提高广大青年科技人员的待遇，使之不必通过“帽子”来提高收入；还有的建议基础科研经费向青年科技工作者倾斜，让他们更自如地开展科研工作。

3月5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首场“部长通道”集中采访活动上，科技部部长阴和俊也表示，鼓励有条件的单位，把一半以上的基本科研业务费投到35岁以下年轻人身上；在重点实验室的评估中，对青年人的培养是重要的指标。

“科研经费更应该向创新能力而不是头衔倾斜。”在5日下午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分组讨论中，丁洪也分享了自己对科创人才培养的看法。今年两会，他带来的一份提案正是聚焦研究生培养问题，呼吁优化研究生招生机制和提高研究生待遇。

当前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为代表的前沿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发展，骨干科技人员也快速年轻化，其中研究生已俨然成为一支前沿科研的主力军、科技创新的关键推动者。

但丁洪注意到，当前高校研究生招生名额基本上是由教育部统一分配。在现行分配制度下，一些新成立的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名额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建议教育部以一些高水平的高校作为试点，下放研究生招生名额。

同时他发现，博士研究生的待遇与毕业生薪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他说以C9高校为例，目前博士研究生每年收入在4-5万元左右，而2022届的就业人员平均年薪已超过12万元。“博士生的收入比本科毕业生都低，这显然不合理。学业水平和收入的倒挂，也不利于学生的职业选择。”丁洪说。

为了鼓励更多人投入科研，丁洪建议大幅提升博士研究生的待遇，额度可根据同机构博士后待遇进行一定比例的折算。同时他认为，给予研究生充足的待遇，还可以让导师更重视研究生的培养，从而提高学生的成材率。

谈AI热潮

面对技术的迅猛发展，人才培养需调整

南都：从ChatGPT到最新推出的文生视频模型Sora，过去一年来，生成式AI的大爆持续引发科技圈讨论。您怎么看待这波AI热潮？

丁洪：我本人喜欢跨界，特别是跨界到人工智能。从ChatGPT到Sora，这波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很早以前，我就认为人工智能最终会在智力上超过人类。因为人脑进化的速度非常慢，但人工智能的进化飞速。就像下围棋，人工智能可以在短短几年甚至几小时内，迅速成为一个围棋大师。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依托于高速发展的算法和算力，人工智能开始真正学人了。大模型学习的过程就像小孩认识猫，最开始也许会认错，但随着所了解的猫的图像越多，大模型就能认出这是一只猫，并且能做预测和推理猫是怎么来的。这样经过不断的学习后，人工智能的认知能力就越强大。

人脑是个复杂体系，它的容量有限，而人工智能的成长边界则是无限的。当拥有更为庞大的参数通道后，人工智能就可能在意识、思维方面超过人类，可以学习数学或物理等知识，并解决相关问题。

因此，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帮助人类积累知识，发挥更大创造力，这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飞跃，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都：面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我们在创新人才培养上，应该如何去适应这样的变化？

丁洪：以前我们读书时，上课、教科书非常重要，现在则没这么重要，或者说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拥有很多获取知识的渠道，所以我认为比起上课，教学生怎么去获取知识的能力更重要。同时每个人记忆力、理解力各异，人才培养应该体现个性化。对家长也应该灌输这样的理念，从一些著名科学家的培养上可以看到，家庭影响对个人成长非常大。

南都：在Open AI 接连推出ChatGPT、Sora两大“王炸”后，也有疑问提出，为什么中国没有办法出现类似引领科技浪潮的产品。是因为我们没有顶尖的科技创新人才吗？

丁洪：我认为中国不缺人才，更缺的是一个怎么发挥这些人才创造力的生态平台。这个生态平台，一方面不受所谓年龄的界限，允许真正有创造力的年轻人挑大梁，不按资排辈而论创造力；另一方面不设地域或单位界限，允许人才之间更好地流动，发挥合作协同精神。

在我看来，如果过分强调单位作用，经常就会出现一些机构为了争单位利益而设置“篱笆”、排除外来单位的情况，这就容易造成人才流动难的问题。

谈高校创新

成果转化渠道仍待畅通

南都：高校“青椒”（青年教师）面临的“非升即走”压力，一直备受关注。您怎么看待这类现象？1995年您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从事了三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而后在波士顿学院任教了10年。回顾早期作为年轻教师的经历，您有过类似压力吗？

丁洪：在美国做青年教师的时候，我也觉得压力很大。从预聘到长聘，需要经历一个非常严格的考核过程。当时在美国好一点的高校，青年教师留下来的成功率大概只有10%-20%，现在情况好一些，成功率可以达到50%，但最后还是有一半人被解聘，需要重新找工作。

相比国外，国内的成功率高一些，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压力？我认为，个人心态的问题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跟考核机制有关。在KPI（绩效考核）具体而且短期的情况下，青年教师们忙于填空式地完成指标，所以整个人就比较焦虑。

而在国外，对一个科研人员的考评不纯粹看论文指标，还看研究人员的实力，包括选题立意的重要性、研究问题的前瞻性和应用前景等。所以我认为国内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和晋升体系，可能需要做一些改进；比如在考核指标上还可以引入国际同行的评价，或者看是否受邀参加国际顶级会议等多元因素。

特别是像这种顶尖的国际会议，它基本不会看参会者的“帽子”，而更关注近期研究成果。如果一个年轻人在任教职之前，能受邀在行业内的顶尖国际会议作报告，它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只是现在国内高校对此还没有很重视。

南都：在谈到科技创新时，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怎么避免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您有何建议？

丁洪：我认为当前成果转化渠道仍不畅通。高校擅长做基础原创研究，但只有做出产品、做出商品后，其价值才会被市场认可，这也导致国内很多人不愿意在底层技术上做突破。

好不容易一个科研成果做出来后，就算申报了专利保护，仍有可能面临成果被偷窃的问题。所以很多高校教授选择带着科研成果，亲自下场创业，可他们一方面要做科研，另一方面还要管理企业，通常也忙得筋疲力尽、焦头烂额。

所以我认为，目前科研成果转化的路径还没完全理顺，有必要进一步畅通高效成果转化机制，培养一批懂技术也懂市场的专业技术经理人，同时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南都全国两会报道组

采写：南都记者李玲 宋承翰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