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钱进”：中小成本电影的投融资困局

导读：“因为存在非常高的不确定性，出品方对电影的投资非常谨慎。”一位院线公司人士这样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说，“一个电影项目能拿到上千万元投资都非常不容易，这个行业里，被大众关注到的导演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导演、编剧其实都是路人甲乙丙丁。”

7月31日，一年一度的FIRST青年电影展在西宁落下帷幕。在FIRST青年电影展上，让人印象深刻的除了日常在商业院线很难看到的艺术电影和作者风格浓郁的影片之外，还有放映活动结束后，青年电影人透露出来的在有限成本下各种“闪转腾挪”的艰难。

比如本届影展上获得“一种立场”荣誉的《去马厂》，导演南鑫受限于成本，干脆将拍摄地选在老家河南省灵宝市，演员也只是自己和三个朋友；《乘船而去》的导演陈小雨则拉来了干过装修的岳父做布景；业内较为熟知的2020年FIRST青年电影展上的《情诗》，成本约两万元，只在车上就拍出了一对中年夫妻的故事；更广为人知的是早前忻钰坤的导演处女作《心迷宫》，成本约170万元，演员都来自地方剧团或者是地方戏演员。

这些故事背后的事实在于，大多数青年电影人的作品是中小成本电影，但受限于成本、资源、内容、定位、类型等因素，又不得不在拍摄制作上“做减法”。

“因为存在非常高的不确定性，出品方对电影的投资非常谨慎。”一位院线公司人士这样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说，“一个电影项目能拿到上千万元投资都非常不容易，这个行业里，被大众关注到的导演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导演、编剧其实都是路人甲乙丙丁。”

正因如此，以FIRST青年电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等为代表的平台对于青年电影人以及他们摄制的中小成本电影尤显珍贵。但这依然没能完全解决问题，一方面是资金供需，青年电影人以及他们的影片融资难仍是行业常态；另一方面则是终端市场的内容供需，许多中小成本影片的内容与大多数观众需求的匹配度不高，导致投资方不敢轻易掏出真金白银。

中小成本影片融资难

中小成本电影融资虽不多，但难度却不小。

何为中小成本电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大勇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曾给出自己的定义：“从制作维度来看，投资在五千万元左右的是中成本电影，两三千万元以下的算小成本电影；在宣发维度上，只要没有被关注的都算中小成本，被关注的都是大成本的影片。”

市场上的中小成本电影又有多少？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刘冰这样说道：“有数据显示，电影生产过程当中，80%的影片属于中小成本，这从一定层面证明中小成本影片是电影创作出品的重要基石，是电影持续繁荣创新、保持多样化和探索精神的重要载体，也是培养优秀青年电影人才和电影生态的重要平台。”

鉴于电影的文化消费产品属性，中小成本电影的投融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市场整体的状况。但现实中，中小成本电影融资困难已是常态，特别是对于入行不久的青年电影人的项目更是如此。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党委委员、研究员彭健总结：“中小成本电影融资虽不多，但难度却不小。”

陈小雨回忆为自编自导的《乘船而去》寻求融资时说：“我把所有我觉得能拿出来10万块钱以上的人都问了个遍，然后挨个打电话，最后是我姐姐和朋友出了40万元，制片人找到了一个私企的老板出了150万元。”据陈小雨透露，这部影片拍摄只花了27天，布景时，所有的内装和门窗都是去旧物市场淘来的。

“我们青年导演现在最头疼的就是没有钱。”南鑫在自导的《去马厂》里饰演一个不得志的、为钱发愁的中年男人，在戏外，预算有限也时常困扰着他。在拍《去马厂》时，为省路费，就在老家灵宝拍，演员一共只有四个人，除他以外都是自己的朋友，基本没学过表演，从头演到尾。而在去年的作品《钓鱼》中，南鑫既是导演，也是演员、编剧，而且音乐、剪辑、美术、音效的工作也都是他一个人完成。

中国电影家协会与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联合发布的《2023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14～2022年，国产电影票房前二十的影片投资方数量为6.15家、7.8家、10.2家、12.3家、14.8家、16.7家、18.0家、18.2家、18.9家。这反映出越来越多的投资集中于头部影片。但一部电影有如此多的投资方在全球范围内也属罕见，在好莱坞，通常只有一到三家。

《报告》认为，这一现象背后显示出三大问题：一是电影投资风险加大，投资者抱团取暖，不敢轻易尝试，这一趋势持续下去，不利于电影作品的百花齐放，也不利于电影项目结构的均衡合理；二是越来越多的投资围绕在光线传媒、博纳影业等大出品方周围，不利于更多具有项目发起与掌控能力的电影企业成长，也不利于电影产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投资生态的多样性；三是一部电影的投资方众多反映了我国电影投资方资金不充裕，更多依赖行业内存量资金拼盘，不能充分有效调动金融机构与其他社会资本。

投资方的困扰

一方面是部分电影投资人对电影市场回报缺乏预判能力和信心；另一方面则是许多青年电影人的项目本身就存在硬伤。

中小成本电影融资难的另一面是电影项目本身风险高、回报不稳定、难以预测的特点。

最典型的案例之一是导演黄梓自编自导的处女作《小伟》，在2019年的FIRST青年电影展获得评委会大奖、2020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亚洲新人奖最佳影片提名，豆瓣7.5分，几经周折终于在2021年1月在院线上映，但不久之后便遇上疫情，然后又撞上了2021年春节档的《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3》等大片，仅收获145万元票房便匆匆下映。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投资方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部分电影投资人对电影市场回报缺乏预判能力和信心；另一方面则是许多青年电影人的项目本身就存在硬伤。

“现在单片的出品方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向头部集中，越是大片越集中。这一方面说明市场对资产进行了有效配置，但也反映出我们对于市场风险的判断水准有问题。”彭健说。

记者还注意到，大量青年导演的影片在豆瓣、IMDb等影评平台上的得分并不高，甚至不乏一些获得电影节或电影展提名乃至获奖的影片，分数也只在6～7分之间徘徊，还有许多低于6分的，这也反映出大多数观众并不认可影片的内容及其观感。

“每年都有大量剧本送到我的影视团队，其中有一个评估团队，每年要写评估报告。他们看了很多，其中的99%，他们给出来的结论都是不OK。”有着演员、导演、监制、编剧多重身份的徐峥说：“后来我自己参加创投，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很多青年创作者在刚刚开始，有做一部电影的原始念头，然后投入其中去写剧本、去创作，让这个电影走向市场，但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这些创作者没有设想这样的作品未来拿到院线里面对观众的时候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别人消费的时候观感是什么，缺少了这一步的考量。而且大家不要以为大制作就可以随心所欲，其实大制作会受到更多的限制，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所面临的困难远远比一百万（元）的投资多得多。”

“电影市场的主力产出肯定依赖高预算的电影，20%的项目是大成本的电影，产出可能超过80%，这才是正常的。但中国电影市场现在腰部过软，本质是市场多元化不够。”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副教授杜庆春对中小成本电影在中国市场创造票房奇迹的前景表示悲观，在他看来，这不符合市场规律，但同时他对极小成本电影则有所期待，“因为颠覆性力量往往会在边缘产生”。

艺术与商业的平衡

青年电影人的作品若想获得大多数观众的认可以及投资方的资金，不得不在艺术性表达和商业化之间作出一定的平衡。

陈小雨在为影片寻求融资时曾参加过创投会，并入围过CFDG中国青年导演扶持计划（也称“青葱计划”）、金鸡电影节的WIP单元等，“我接触到很多资方，他们对剧本都有一个期望，想做符合他们市场预期的类型化处理，说白了要改剧本，他们很了解观众想看什么，但我觉得我的作品是杂乱的，这是我第一部片子，我还是想坚持我自己”。

从中不难发现，青年电影人的作品若想获得大多数观众的认可以及投资方的资金，不得不在艺术性表达和商业化之间作出一定的平衡。因为电影作为一种文化消费产品，最终的市场反应体现的核心数据便是观影人次、上座率、票房等，这在电影行业已成为共识。

然而，艺术电影如何合理采用类型化制作方法，商业电影如何增加艺术人文气息，这一直是电影产品容易产生矛盾的地方。

“如果没有高质量的商业影片在周末创造出档期，其实文艺片的空间就会非常小。只有观众形成每周去看电影的习惯，我们文艺片的空间才会更大，因为要寻找差异性的需求。不是说成本决定了一个影片是否能够进电影院，而是观众有没有进电影院的动力决定了你的影片能不能在电影院里面待着。”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影协理论评论委员会会长尹鸿这样说道：“换句话说，一个中小成本的电影，无论是形式、题材、叙述方法还是表演，一定要有极致性，人们才会花钱跑那么远的路去电影院去看你的电影。”

在过去的2022年，有《人生大事》《妈妈！》等中小成本的艺术电影在市场上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其中《人生大事》的豆瓣评分为7.3分，票房达到17.12亿元。这也反映出已经有部分青年电影人正在尝试与观众建立心理联系、与市场求同兼容。

《报告》指出，从观众角度观察，还是能接受符合市场化的艺术表达形式，这样的产品也能推动艺术电影的持续生产。因此，需要电影创作者适当根据市场进行创作调整，在保持创作热情的同时也要保持对市场的敬畏，艺术电影仍有较大的市场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