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石资本张维：投向硬科技，创新资本应从国企改革中来

导读：“外部环境不可控，奋起直追犹可为。基于此，我们决定再谈创新之道，再探国家与企业的未来。”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借用熊彼特的话说，只有创新才是经济尤其是现代经济的本质。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唯有创新，才是我们国家和企业的未来。

“穿过疫情三年漫长幽暗的隧道，春暖花开时，我们终又再会。”4月20日至21日，一场创投盛会在深圳前海举办。正是人间最美四月天，深圳花开正好，一路上能看到簕杜鹃、火焰花、夹竹桃绽放在道路两侧，装点着特区之春。

在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上，奋斗者永远是“春天的故事”里的主角。于是，创新工场的李开复赶来了，港科大教授、深圳科创学院发起人李泽湘也来了，还有新兴的独角兽企业的创始人，大家聚在一起谈创新、创业和创投，希望抢在春天里播下一颗种子。

而面对风云诡谲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环顾所置身的时代，在深圳市前海管理局的指导下，基石资本将这场主办的“中国前海企业家峰会暨基石资本客户年会”的主题定为： 再谈创新之道⸺国家与企业的未来，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中投石问路。

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

“外部环境不可控，奋起直追犹可为。基于此，我们决定再谈创新之道，再探国家与企业的未来。”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借用熊彼特的话说，只有创新才是经济尤其是现代经济的本质。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唯有创新，才是我们国家和企业的未来。

通过这场盛会，你也能窥见成就“深圳奇迹”背后的时代伟力。政府搭台，让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唱戏，当创新、创业与创投，这三股力量彼此交汇融合，相互托举成就，便有了一个又一个的“深圳奇迹”。

叩问：中国经济结构优化与国企改革

这两年，辜朝明的《大衰退》《大衰退年代》在国内流行起来，这位日裔美国作家在深入研究了日本1990年房地产沫破灭后的大衰退，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概念，并用其解释了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发生的原因。

如今，人们也普遍忧虑中国是否也在陷入一个典型的资产负债表式衰退。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都在忙于去杠杆，不再敢借贷消费，今年以来更是涌现出“提前还贷潮”。但张维认为，中国距离衰退还早，远没有到达日本后工业化、低欲望社会的阶段。他说：“青山在，人未老。中国大陆年龄结构与美国接近，相当于日本1990~1995年阶段。”

张维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其经济结构的问题。大量的货币资金进入国有部门，民生领域是缺钱的状态。此外，在过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之下，农业支持工业，农民支持城市，带来资源进一步向国有部门聚集。

“国有企业以上游垄断行业为主，如银行、能源、电信、烟酒等，其产业结构相对陈旧，而民营企业基本上是新经济的代表。”张维援引2022年的数据显示，在A股和港股市场，民营企业Top20的企业中有16家是属于科技产业，产业结构明显代表着中国的产业发展的新方向。但截至2022年底，市值前20的国企基本没有变化，有12家市值下跌，前20的总市值下降4092亿元；而市值前20的民企前线下跌，总市值下降27787亿元。

张维指出，从上市公司国企和民企的资产负债来看，国有企业占有的资源资产量比较大，且一直在上升，负债率也长期高于民营企业，也就说大量的资金进入了国企。从盈利能力看，民企的盈利水平长期高于国企，国有上市公司体量是民企上市公司的10至12倍，但净利润与之不成比例。“这中间就存在一个资产错配的问题。”

此外，民营上市企业的ROA和ROE长期以来都高于国有上市企业，但总体都呈现下降趋势。张维表示，就庞大的国有资产而言，如果它的效率长期较低的话，就会拖累国民经济的效率。如果国有企业庞大的市场存量能有足够的效率，就会带来经济效益的增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显示，在国有企业密集度较高的省份，年轻企业生命周期增长更加乏力：在国有企业密集度较高的省份开展经营的年轻企业相较年长企业而言，收入增速、资本增速和TFPQ增速均更加乏力。同时，在国有企业密集度较高的省份，私人企业之间的资本重新配置效率较低。

对于创新资本来源问题，张维认为，创新资本应从国企改革中来，基于科技革命、国际竞争和产业升级的长期战略性思维，国企投资方向应该调整为对未来有意义的硬科技领域。

探路：举国体制3.0版本，构建企业家社会

而时至今日，“国进民退”的声音仍时有发生，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时常陷入舆论的风波。张维说：“我们看到的曾经有些企业家，他们原本的人生规划是成为世界级企业的领袖，却时常因为这些非议声而脚步徘徊。”

张维是坚定的企业家精神弘扬者，更是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信徒，他曾在多个场合推荐德鲁克的著作。在两年前的峰会上，张维便提出了“举国体制的3.0版本”，呼吁构建德鲁克愿景中的企业家社会，它要求所有机构的管理者把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作为企业和自己工作中的一种正常、不间断的日常行为和实践， 每个个体都要持续不断地学习与自我发展。

张维表示，中国要从追赶者成为引领者，成为世界第一，需要建立良好的法治体系和产权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的能动性，激发企业家精神，创造一个“举国体制的30版本”。在举国体制的3.0版本下，经济上应以市场和资本为基础，政治上应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要通过建立良好的产权机制，保护企业家精神，更好地支持民营经济。

立足于深圳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创客之都”的精神内核正是企业家精神。人们说改革开放40多年，深圳的土特产早就不是荔枝了，而是企业家。2019年，深圳更是在全国率先设立企业家日，将每年的11月1日确定为深圳企业家日。

在张维看来，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不是释放了人的活力，而是企业家的尊严和自由得以彰显。而在一个企业家社会中，任何社会、经济、产业、公共服务机构和商业机构都应保持高度的灵活性与自我更新能力，并因此实现持续的创新与繁荣。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党和国家也在呼唤广大民营企业家谱写新的创业史。强调将在新起点上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带动全社会形成尊重创业者、尊重企业家的良好氛围。

经济发展有其客观规律，也依赖客观条件，但更需要很强的主观能动性。而企业家精神正是一面凝聚人们干事创业的旗帜，是推动社会发展、时代进步、源自于人的伟力。

《变革中国》一书中写道，当重商主义（指市场经济）与儒家文化这两个因素发生了核聚变，便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只需要体制的大门开一条小小的缝，中国老百姓与生俱来的聪明、勤奋、奋不顾身，以及几千年下来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就能创造出一个新天地，这正是中国跟很多国家真正不一样的地方。

张维分享了一个典型的深圳创业故事。在2000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写下一篇文章叫《华为的冬天》，在面临危机的时刻，鼓励员工内部创业和辞职，内部创业可以保留一些待遇，干不好半年之后可以回来。

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一博科技”）正是成立于那一年，创始团队都是清一色的老华为人。不过当时，一博科技的七名创始人尚未辞职成功，华为便取消了这一政策，但是他们决定硬着头皮自己干。等到2022年9月，这家公司成功登陆创业板，成为南山区的第两百家上市公司。

“深圳到处充斥着这样的故事，大家觉得有时候是被迫创业，但是他们一旦创业，便开拓出了一个新的天地。”张维说。

展望：投资硬科技，科技造富潮已经形成

环顾当下，展望未来。张维从福布斯富豪榜的变化中指出，近20年间，福布斯富豪榜前100名的财富出现巨大增长，2022年的总财富约是2002年的40倍。同时，榜上企业家的变化非常大，前20年都在榜上的，只有10%，而且20年间，前10名已经全部换了一遍。“这说明新钱崛起的势头非常凶猛，决定未来的力量是新钱。”

时代在变，科技革命风起云涌，昔日霸榜百富榜的地产大佬，如今已让位给一批科技新贵。2002年，福布斯富豪中的主导行业是房地产，占比48%。到了2022年，互联网、新能源、医疗、先进制造等产业蓬勃发展。张维认为，这表明科技造富潮已经形成，科技新贵批量产生。

作为中国最早的创业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之一，张维笑称：“基石资本是老钱中的新钱”，近年来的投资结构持续向科技创新与先进制造业转型，重点聚焦于三大领域：新兴产业、硬科技、生命科学。

张维表示，硬科技将是一个未来长达十年的投资主题。尤其是在应对卡脖子技术问题上，首先要放弃幻想，长线规划，系统布局，一张蓝图绘到底；其次，要承担责任，集聚资源，支持民营企业，发掘和保护企业家；最后，要让大众创新更有活力。

以半导体为例，基石资本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全产业链布局，已投资53家企业。被投企业如格科微电子、长鑫存储、壁仞科技、好达电子、芯动联科、联合创泰等，从原材料到设计、封装测试、制造，延展至半导体分销环节，构筑起了基石资本半导体“产业链组织者”的投资版图。

在张维看来，半导体技术是全球性的卡脖子技术，投资规模大、周期长，半导体行业的企业家精神尤为重要，其中的杰出人才，往往“一将顶一师”。而半导体技术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英特尔CEO帕特·基尔辛格说：“过去50年里，油田的位置决定的全球地缘政治。未来50年里，地缘政治将由科技供应链和芯片在哪里生产决定，就是这么重要”。

张维此前曾撰文探讨深圳是否已经错失了半导体产业的机遇？从回顾中国台湾与硅谷的发展历程开始，探寻深圳未来的产业发展之道。其关键点就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适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因子异常活跃，地缘政治、逆全球化、科技封锁，进一步迫使中国在所有领域谋求自主可控，进一步迫使中国以举国体制解决创新问题。

历史不是决定论的。正如波普尔说的那样：“我们不做预言家，我们要成为自己命运的创造者。 我们必须学会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并且尽量留意我们自己的错误。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证明历史，而历史正需要这样的证明。”

采写：南都湾财社记者 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