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教授的银行业之路
导读：王江36岁才进入银行业，经过20年的努力，56岁成为了国有大行的行长。他属于在高校研究明白了问题再入行的类型。因此，他总是从宏观战略层面思考银行业改革问题。
王江36岁才进入银行业，经过20年的努力，56岁成为了国有大行的行长。他属于在高校研究明白了问题再入行的类型。因此，他总是从宏观战略层面思考银行业改革问题。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关注银行业改革，并和一些人发文公开辩论。他的观点始终如一，坚定地主张国有银行的改革必须动存量，必须激活微观经营机制，而不能仅靠增量改革。
他的15年高校教学和研究、22年银行业职业生涯，也正值中国商业银行业激烈变革并发展壮大的时代。未来，如何应对国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经济下行的压力，把好银行的脉、掌好一家国有大行的舵，仍考验着王江及其同侪。
1，早年研究保险业
20多年过去了，王江的学生仍记得在老师家中的一次毕业聚会。
那是1988年7月，王江也才大学毕业4年，正在学校的金融教研室担任助教。他亲自下厨请同学们吃饭喝啤酒，还一起玩扑克。
席间，他开玩笑说，“别看班长平时人模狗样，最不是东西，对同班女同学下手，发展成为自己的女朋友。”
如果没有后来的人生转轨，王江可能现在仍留在高校工作。他的职业生涯从高校起步，研究金融改革。
他早年关注的重心并非银行业，而是保险业。在中国知网可查询到王江署名的首篇文章为《储蓄与保险对个人消费的双重调节》，发表在1986年8月出版的《消费经济》杂志上，那时他才大学毕业2年。
当时，保险在中国居民生活中还很少见，中国大陆也仅有中国人保一家保险公司，但新的公司正在破土生长。在他的文章发表一个月前，马明哲向人行深圳分行递交了成立一家保险公司的申请报告。
王江的文章主要是从宏观经济的视角出发，讨论储蓄和保险两种工具对消费的调节作用。他意识到，保险已逐步渗透到居民个人消费领域，居民对保险的需求较为迫切。
从这篇文章开始，可以查询到他有9篇与保险业相关的署名文章，其中1988年一年之内就发表了3篇。
1987年8月，即担任助教的第3年，王江与杨玉柱、系主任汤若岩一起，合写了一篇名为《保险机制的金融特征与效应》的论文，分析保险业的资金融通和分配作用。次年5月，他与汤若岩、吴少新合写《保险投资的再探讨》一文，讨论保险资金投资的基本原则。
当年与他一起写文章的人，后来也分别担任要职，如杨玉柱后来成为银保监会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吴少新后来担任湖北经济学院副院长。
1998年5月，他在《金融研究》杂志上发表了《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的现实选择》一文，这是可以查到的他最后一篇专门研究保险业的文章。在此文中，他再次探讨保险资金的投资问题，并认为“我国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为保险资金运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人生转轨
1995年，王江32岁，他来到厦门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上述关于保险资金运用的文章就在此期间发表，文章落款的工作单位已经变成了厦门大学金融研究所。
这是他人生的转轨时期，从高校的发展前景来看，他如果想要获得更大的发展，确实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历水平，继续深造。
他在厦大的研究课题是“中国商业银行制度变迁研究”，他的研究重心也逐渐从保险业转向了银行业。
访问原计划维持一年，但在访问结束后，他继续在厦大经济学院财金系金融专业委培学习，研究方向为“中国商业银行制度变迁与风险控制”。从此，他就没有回到已经工作了8年的山东经济学院工作。
2007年10月，张亦春（前排左二）与王江（前排左一）等人的合影
在厦门大学的四年，对王江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师从著名的经济金融学家和教育学家张亦春教授。王江曾回忆道，他在张亦春教授的教导下，“度过了人生最难忘的、值得回味的时光”。
张亦春从1960年开始任教，学生遍布海内外，其中有不少现在仍身居高位的知名人士，此处省略若干名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江有一位忘年交是辽宁大学白钦先教授，王江与他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来在辽宁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时，白钦先是他的联系导师。在厦大学习期间，他也在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中“聆听白教授的教诲”。
在一本书的后记中，王江称白钦先“既是严师，也是慈父，又是益友”。
张亦春与白钦先合影
1999年，王江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同时也迅速完成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华丽转身。他离开高校，来到建行山东省分行，担任信贷风险管理处副处长，“入行”银行业。
3，商业银行改革路径早期之争
王江对银行业改革的关注很早，他属于早期银行改革论争的参与者之一。
现在可以查询得到的王江关于银行改革的文章，第一篇发表在1987年，从与人“吵架”开始，当时离他去厦门大学做研究还有5年。
在这篇文章中，他驳斥了周建松文章的一个观点，即银行改革不要以专业银行组织机构开刀，而是通过外部发展其他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来对现行专业银行机制产生冲击。
王江则认为，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的关键就是要动专业银行，以增强微观经济机体的活力。
周建松的单位是浙江银行学校，也写了很多关于银行业改革的文章。
王江的这个观点是他对银行业改革研究的基础，后面他所有对银行业改革的思考，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必须激活微观主体，银行改革只靠增量改革是不行的，必须动存量。
1996年1月，王江在厦门大学访问期间发表了一篇名为《国家专业银行改革与发展的再探讨》的文章，他再一次重复了9年前的观点，认为银行改革必须对国家专业银行动刀子，不能停留在“体制外”创造增量。
对当时已经完成的政策性银行从商业银行分离的改革，他认为这种分离仅仅是“浅层次”的。要让专业银行企业化，就必须要对专业银行的组织体系、产权制度、银企关系和业务存量进行分解和重组。
组织体系、产权制度、银企关系和业务存量——这四大方面，成为了王江此后研究银行业改革的基础框架，他的研究文章几乎都是围绕其中一个或几个方面展开。
比如，在1995年10月发表的《浅论市场经济下的贷款效益》这篇文章中，王江主要讨论了贷款利益导向机制问题，这是属于业务存量的分解和重组。
再比如，1995年7月，他发表了一篇名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有关问题的思考》的文章。他注意到，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的巨量贷款。
1996年8月，他又在《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商业银行制度变革》一文中指出，“目前从中国资金宏观配置角度来看，财政、金融和国有企业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畸型的格局。”
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关注的重点是银企关系问题，尤其是国有企业和银行的关系，这是他研究和论述最丰富的领域。
1997年6月，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王江在《我国银企关系的发展变迁与金融制度的规范》一文中称，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是在高负债率的背后，还存在着一种可以不计成本、不受约束而过度依赖外源融资的内在机制，国有银行信贷资金供给制的支撑又使这种机制得以维持和运转。
王江对银企关系扭曲的担忧其实和高层当时的判断一致。1997年9月，朱老板在香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高级研讨会”上表示，国有企业在建设项目时盲目贪大求全，致使银行过量发放贷款，是国有企业债务沉重的重要原因。
在分析了银企关系的问题之后，他也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在国有企业保持较高负债率，已经无法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构建新型银企关系的改革举措便是进行债务重组”，此外还包括完善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1995年8月-1999年6月，王江在厦门访问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总共发表了9篇与银行业改革相关的文章，同时还研究了海外一些商业银行的管理体制。
这段时期，对银行业改革的讨论，还属于银行业前期的改革讨论，股改上市并非中心议题。当时，一度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只要把政策性业务从商业银行划出来就可以搞好商业银行，但划出来之后，商业银行自身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4，入行
1999年，王江博士毕业时，中国的银行业面临重重困难。几大国有银行当时既背负了上一轮经济扩张、乱放贷款留下的巨额不良贷款，同时还要支持国企脱困攻坚，自身的企业化经营机制却始终没有建立。
王江深入研究过银行业的问题，了解其中的困难，但是他仍然选择进入银行。
王江在银行业的第一个岗位是建行山东省分行的一个副处长。他后来称，“对国有银行改革实践的参与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前期的研究和思考更加具体、更加深刻。”
两年后，2001年，中国加入WTO，由于银行改革进展缓慢，社会各界对于国内金融机构的竞争前景普遍感到担忧，新改革启动势在必行。这轮改革的核心是股份制，也属于王江所提到的四大方面中的“产权关系”改革，同时要完善公司治理，激活经营机制。
2002年2月，朱老板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心要在“入世”过渡期结束前，通过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彻底解决国有银行的问题。
此时，王江已经担任中国建设山东省分行副行长，部分执掌国有大行在地方的改革。而建设银行又是国有大行股份制改革的急先锋，后来成为了第一家完成股改上市的国有大行。
至于王江因什么机缘进入建设银行，外界难以得知。但现在许多重要金融监管高层都在建行任过职，彼时的王江可能没有想到，他也将在二十年后接过这一棒。
王江在银行系统早期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他在副处长的位置仅仅停留了1年零3个月，然后就被派到地级市担任行长；一年之后，他又被擢升为省分行副行长。
因为有高校从业和研究的基础，王江从入行到担任省分行副行长，仅仅花了2年零3个月。
1999年，王江进入建设银行时，行长是小川。小川在建设银行任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内部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包括裁减冗员、撤并不达标的分支机构和网点等。这些都是在激活企业化的经营机制，为未来的股改做准备。
虽然中间历经两任行长LuoMa，建设银行还是在2005年10月实现了在香港联交所的挂牌上市，挂牌时的建行董事长现在是中国金融监管系统的高层人员。
2007年下半年，王江调任建行湖北省分行，担任行长、党委书记。从山东到湖北，王江的职级也由副行长变为行长，成为对一个省份的经济发展具有话语权的银行高管。
但也应当看到，山东省2007年的GDP约为25888亿元，而湖北省当年的GDP仅9150亿元左右，后者的经济体量约是前者的三分之一。从这个角度看，建行湖北分行的重要性不及建行山东分行。
在山东和湖北任职期间，王江还完成了在辽宁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工作，并于出站时完成专著《国有商业银行战略转型研究》的初步写作。当时，除农业银行上市尚未完成外，其他国有大行已完成股改上市。
按理说，此时改革的大关已经迈过，但王江在这本专著中称，“未来的改革与发展任务并不轻松”，他在列举了导致“不轻松”的诸多理由后表示，国有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仍需要艰辛探索，这是由金融的特殊重要性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王江博士后出站那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到这本书出版时，已经是2009年。
在书的后记部分，他提出问题：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如何应对危机、如何应对挑战？如何实现战略转型？都是我们不能回避也难以回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显然，对于王江而言，无论是早年对银行应进行存量改革还是增量改革的讨论，或者是股改后对于商业银行改革方向的考验，这种探索并没有止步。
对于王江在地方分行工作的经历，间或有一些公开的信息，但仍较为模糊。
2008年3月，王江曾率队了解建设银行湖北仙桃支行业务发展等情况。他指示仙桃支行，要在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前提下，加大结构调整力度；要立足区域经济实际，密切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进一步做好发展文章。
2009年9月，王江在与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签署《银商战略合作协议》时介绍，“建设银行要从服务大客户的传统模式，转变至真正服务中小企业的新模式。”这对应的应该是建行早年确立的“大行业、大企业”的“双大”经营战略。
在建行湖北分行历练三年多后，王江于2011年调任上海，任建行上海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上海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重镇，建行上海市分行拥有9500余名员工，300余个营业网点遍布全市，王江担任建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是为接任更重要的岗位作准备。
5，“老建行”的新征程
2015年3月，时任交通银行副行长朱转任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江随即接替了其交通银行副行长的职位，进入中管干部序列，他在银行业的职业生涯再次迎来关键突破。
从1999年6月进入银行业到2015年3月成为交行副行长，16年时间内，王江实现了从副处长到副行长的晋升。
在交行工作期间，王江主要分管对公板块和国际业务。2016年，受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和企业“走出去”等因素影响，中资银行的海外扩张明显加速。但与此同时，工行、中行和农行部分海外分行的相关风险事件在数月内连续爆发，给国有大行的主管领导敲下警钟。
彼时，交行的国际化布局也在加速推进。2016年，交行不仅控股收购了巴西BBM银行，而且境外机构的数量也由原来的16家扩张至20家以上。
如何应对海外风险事件的集中爆发？王江有着自己的考量。2016年11月，王江在银监会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加快海外业务布局，不是简单地铺摊子。”
作为一名“老建行”，在此番返回建行担任行长之前，王江还曾以“金融副省长”的身份在江苏担任副省长两年有余。从江苏回归金融系统担任中行行长后，他还着力推动中行的对公授信制度改革，补齐了中行的业务短板。
在中行任内，某宝事件爆发。但王江其实是在前一年底才到任。他在中行总共的任职时间也只有1年零1个月。
2020年10月，王江以中行行长的身份在金融街论坛上以“积极应对内外部冲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为题发表演讲。
他表示，受国际经贸关系深度调整、国际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风险加大，以及疫情反复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中国的商业银行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风险观，并且强化科技赋能。
现如今，王江已回归建行担任行长。财报显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按照贷款五级分类划分，建行不良贷款为2555.28亿元，较2019年末增长20.26%。不良贷款率1.53%，较2019年末上升0.11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217.51%，较2019年末下降10.18个百分点。
2009年，王江在其著作中论述国有银行的经营机制改革时称，国有商业银行行政化、机关式的管理体制和理念尚未根本改变，在涉及关键性改革的问题上阻力较大，有些改革流于形式，有时甚至出现回潮。
但同时，他也认识到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面临的复杂性，国有商业银行还肩负着自身发展与稳定整个宏观经济局势的双重任务，这使其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受到严重约束。
显然，对于国有银行存在的问题和肩负的使命，王江都有着清醒的认识。着眼当下，建行如何审时度势，平衡各方压力，持续推进自身的战略转型，新任行长王江需要作出回答。
圈内分析一则摘录
这几天市场连连暴跌，望不到尽头。而且，这轮的急速下挫似乎没有一次像样的反弹，就一记闷棍打下来不回来。
暴跌的初期，市场的讨论总是猜测……（此处省略若干字）。
这个事如果是个序曲的话，那么大样彼岸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则似乎成了第二个焦点，因为飙升得太厉害了。对于这个飙升，也有不同的讨论。通常说的观点是，美国的刺激政策带来美国的复苏，复苏带来通胀预期，通胀预期带来收益率上升。但是也有对美国国债供需的研究说，这种飙升也可能是供需因素导致的，因为美国国债扩张太快，但是外国投资者减少了购买。
现在，对于美国十年期国债的前景似乎仍不乐观，因为复苏的预期太强烈了，尤其是美国，所以1.6%左右似乎不算啥，2%可能才算。所以这段时间很多人说，国内的股市好转见底，就要见到美国国债十年期收益率到顶。它没到底，A股没到底。
另外一个因素也是讨论非常热烈的，毕竟这轮大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茅族的崩溃，茅族本来是市场价值投资的代表，是好公司的代表。但之前的一致预期太过强烈，尤其是机构之间的预期，所以当基金净值大幅上涨，小盘股大跌时，市场还认为中国价值投资的时代来了，中国机构投资者的时代来了，新基金也不断趁高点发出。
可是这些选择的好公司就来了这样的闷杀，市场资金判断的方向是周期股，虽然去年下半年周期已走了一波。但是周期股不是那么稳定，也不是那么集中，周期的大方向是没有问题。除了这个方向之外，偶尔一些题材的股蹦跶几下，比如土地新政让地产也能逢春涨停，郭讲话次日银行也大涨，但这毕竟不是什么好方向，资金游来游去。
这轮最受伤的确实是基民。一个被指责的问题是基金抱团之间的“操纵”，这个很难定义，但在一家公司内部可能确实存在发新基金给老基金抬轿子的情况？如果规模足够大的话。但是广泛意义上抱团操控存在吗？如何定义是抱团操控市场而不是集体的价值投资呢？如果现在这些基金也被这闷棍打得这么狠呢。
基民的受伤会带来赎回，而赎回会带来进一步的踩踏，不断地下坠。只是，市场总有一批一直是不太相信茅族的，尤其是前一轮上涨踏空的。这次茅族的下跌，一些小票似乎有了生机和春天。可是，这轮到底是板块的轮动，还是一个流动性紧缩下的杀估值，或许两者的因素都有。
现在，市场情绪正在起变化，跌得rxhh。但是市场的基本面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无论是美国的十年期国债的方向，还是中国的货币政策方向，似乎都没有变化。所以，即使跌也没有像样的反弹，因为大多数都在等待，等待一个底部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