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别周溪舞：生前曾担任深圳市常务副市长、政协第一届主席，是特区第一代拓荒牛

导读：2009年11月13日4时40分，深圳市中医院，政协深圳市第一届委员会主席、中共深圳市委原副书记、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常务副市长周溪舞永远地闭上了双目。有几位家人陪伴左右，近80岁的周老走得安详而自然。

周溪舞生前接受媒体采访（资料图片）

摄于1997年的周溪舞全家合影。

逝者·周溪舞 原籍山东惠民，1930年1月出生于辽宁，1948年参加革命。1952年11月调任佛山市一间纺织厂党支部书记、副厂长。1954年8月任佛山市委工业部副部长；1959年1月任佛山地区行政公署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74年1月任江门市委书记、市长；1978-1981年历任佛山地委常委、佛山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副专员。1981年历任深圳市委常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曾兼工业发展委员会主任。1990年任政协深圳市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广东省第七届政协委员、全国第八届政协委员。1995年后退休。2009年11月13日4时40分逝世，享年79岁。

2009年11月13日4时40分，深圳市中医院，政协深圳市第一届委员会主席、中共深圳市委原副书记、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常务副市长周溪舞永远地闭上了双目。有几位家人陪伴左右，近80岁的周老走得安详而自然。

对深圳市来说，“周溪舞”这三个字远不止三个职务那么简单。从1981到1990年，在深圳的十年任期内，他一手构建了深圳的工业经济框架，吸引外商投资，借力外资发展深圳，瞄准“三来一补”，借助与香港形成的“前店后厂”效应，实现了深圳加工贸易和制造型企业的规模化效应。

周溪舞生前的最后一任秘书刘驰感慨：“特区的拓荒牛里，他是第一个走了的！”

今日上午10时，周溪舞的遗体告别仪式将在沙湾殡仪馆举行。据悉，王荣等深圳市领导和佛山市相关领导也将出席。

向孙儿请教经济问题

17日上午，周老的家中。他的房间依然保持着原状，衣裤都叠放整齐地摆在床尾。几百盘柜子中的C D没有一丝灰尘，有世界名曲、有电影金曲，还有雨果公司出的一系列民族音乐……儿子说：“爸爸以前一回家就会放音乐。”

还有一个全部用来摆放照片的柜子。这里边，比与政界名人合影更多的是全家人的留影。有拥着孙子孙女开怀大笑的，也有和妻子胡引玲翩翩起舞的，最晚的一张跳舞的照片是2002年左右，画中人衣冠楚楚，动作一丝不苟。胡引玲笑着说：“他呀，就是认真，尤其仪表，你不给他饭吃他也没意见，但是一定要让他穿得体体面面。”

儿子说，父亲在医院的最后一段时日，坐也很难坐起来，可是有次一听说电视台某天要来采访他，一大早就让护士给他换好新装，坐在轮椅上一直等着。家人怕他吃不消，劝他先躺会，他仍坚持。家人只能四处联系那家电视台，问清楚记者来的具体时间。“其实我们理解，他这种对仪表的‘执着’，其实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而比仪表更让周溪舞“执着”和“较真”的就是工作了。“他真是一头牛，这么多年来，他极少在夜里1点前睡觉。”胡引玲心痛地说，1989年时，他曾连续操劳，3天3夜只睡了1小时，终于因疲劳过度眼球出血，一只眼失明过好几年。在康复以后他却又“忘了疼”，2006年著书时，76岁高龄的他一次次到市委的档案室和图书馆查对资料，只为了让书中的数据不出现任何错误。

所谓学到老，活到老，在周溪舞身上有最直接的体现。由于时代决定，当时的他在学龄时只上到中学，工作中经常要与外商打交道，他就用看外文小说的方式自学英文。到了后来，一次他与外商谈到《飘》，翻译竟不知怎么译，他就笑笑说：“你就按照‘风儿轻轻地吹’(Blow inginthew ind)翻。”晚年，他还关心起经济问题，看书时常常与深圳的现实情况联系起来思考。“大孙子在澳洲读经济，每次打电话回来，他就抢过电话，把积累了一段的有关经济的问题‘请教’孙子。”回忆往事，胡引玲又是幸福又是伤心。

“我们两个，相互陪伴了足足60年，现在他走了，我真的一时间很不能接受……”胡引玲说到伤心处，旁边的两个儿子也直揉眼睛。

从不允许儿女坐公家车

不过，为民办那么多事，对自己的家人，周溪舞可是“苛刻”得很。最让胡引玲委屈的莫过于坐车的问题。周溪舞从来不允许儿女开公车上班，“他常说，你们坐公车，不仅占用了公家资源，还占用了别人的工作时间，也就占用了为老百姓办事的时间。”

2001年时，身体不好的他在银湖疗养，有一回，得知女婿要开车去看他，胡引玲就搭了个顺风车。没想到一进医院，周溪舞马上竖着眉毛问：“你怎么过来的？谁让你坐公车过来的？”

“我很委屈，”胡引玲说，第二次再去看他，她索性赌气从市委旁边一直走到银湖，足足走了五十分钟。当她一瘸一拐走进病房时，周溪舞询问，她说：“你不给我坐车，我只好走来了。”没想到他马上笑开了怀“老婆，你做得对。”

周溪舞育有两儿一女。子女们回忆，成长到工作，“从未曾享受到这当官的父亲的一点福利。”大儿子曾当过兵，下过乡；女儿毕业后在佛山橡胶厂当车工，每月只有15元的工资；小儿子则在江门造船厂做过钳工。“爸爸常说，不搞特殊化，你们有出息就自己干出来。现在我们也是这么教育小孩的。”几位子女说。

做事干脆 风风火火

胡引玲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周溪舞时的情景：“他站在台上，穿着一身军装，个子又高又大，普通话特别准，声音也洪亮，演的话剧叫《为谁打天下》。”

这是1949年12月的佛山大剧院，彼时佛山刚解放不久，时年19岁的周溪舞从第四野战军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佛山分会，负责文教接管组的工作。而解放前一直做地下革命工作的胡引玲“一直都对部队的人很尊重”，台上和台下，两人相认但未相识，却埋下了缘分。

胡引玲转为地面工作后也被分配到军管会佛山分会，两人常一起去接收学校，作政治报告，或教学生跳大秧歌。

周溪舞做事带着一股北方汉子的凛冽劲，风风火火，从不婆妈，让胡引玲印象深刻。“当时都很单纯，尤其是他，虽然解放了，他还是满腔革命热情。”她回忆，由于自己和几个女伴都爱看小说，周溪舞常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呀，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而她也立刻反唇相讥：“你们北方人几天才洗一次澡，你看身上还有虱子呢！”当时条件艰苦，冬天无法保证每天有热水供应。周溪舞不以为然地笑笑，捉起一只放到她眼前：“这是‘革命虫’，你懂不懂？进步的人才有虫！”两人确定关系后，胡引玲却在1953年7月被调至江门市政治局公安部工作，足足一年多，两人只能靠鸿雁传情。直到1954年，佛山市委“出面”，胡引玲才当年9月调回广州，次月两人大婚。

取消粮票开全国先河

70岁的李定家里，一张藤木桌子正中摆着一张与周溪舞的合照。

“那已经是我们退休的时候了，每次搞活动我们都一起出来。我珍惜和他的交往，他是少数敢于带头往前冲的开山者，也是敢于承担责任的好领导———这就是我的印象。”时任深圳市市政府副秘书长兼财贸办主任的李定说，而周溪舞当时是分管财贸的副市长，在许多工作中都与李定有直接的交往。

为什么说周溪舞是“开山者”？李定举了取消粮票时的事例。1982年前后，原来两三万人的深圳镇一下涌入了五六十万流动人口，但吃饭，特区却和全国一样，需要粮票油票肉菜票，丝毫没有特殊政策。“第一个月可以带粮票来，第二个月可以邮寄来，第三第四个月，老这么弄就太麻烦。”畔溪酒家的老板亲自来找李定：“吃不上饭的客人都发牢骚，说贵一点也不怕，但我们又不敢卖，怎么办啊？”

他的埋怨勾起了李定早萌生的主意：可不可以卖一点高价粮，不做牌价饭做议价饭呢？他有点拿不准，前去问周溪舞，毕竟当时卖高价粮属于违法，没想到周溪舞很快拍板：“我看可以。就拿畔溪酒家先搞一个试点，不要宣传，不要一下搞太大，做一下试验，看看有没有问题。”老板问，价格呢？他说：“你们自己定吧，有人愿意买你就卖。”于是，不用粮票的饭卖到5角一碗，贵了10倍，可不仅有人愿吃，还供不应求。经过几年的摸索，深圳市委宣布取消粮票，比全国提前5、6年，而畔溪酒家这个试点又比深圳市要早三四年。

畔溪酒家的生意被带旺后，别的酒店、食堂都纷纷效仿，“通融”的机构越来越多，新问题随之而出。当时全国粮食是统购统销的，深圳市不是产区，买不到这么多粮。李定回忆，周溪舞亲自带了财贸办的人，去找湖北、湖南、江西三个省的外贸驻深圳办事处，向他们请求买、运高价粮到深圳卖。

“当时办事处说，买可以买，但怎么运呢？当时那是禁运的啊，如果路上查到有粮食就不得了，托运统购统销粮又违法。”这时周溪舞出了主意：“你不要大批大批运，你少量、多次运，和其他别的东西一起带过来。”三个省于是都答应了，不用大的车运，而是出口猪只、果菜、杂粮和土特产到海外时，偷偷“夹带”，一路上畅通无阻，这就解决了建筑工人以及其他来深做生意人的吃饭问题。

“不要粮票也能吃饭”开了全国先河，也为日后的改革做了探路和准备。李定总结，当时周溪舞的工作方法是这样：“下面去闯，下面找试点去实践，好的经验再由市委市政府总结推广，整个深圳市就是这样‘创’出来的。”

政协委员要敢讲真话

有没有闯失败的？李定毫不讳言：也有，但是失败的很快在实践中矫正过来，那就不成为失败的了。另外，“我也不怕。”他笑着说：“要撤我的职，有周溪舞给我顶着。我就放心为特区干点事。”

他回忆起1982年收购荔枝的事。办特区以前，每年都能收百把吨荔枝，但到1982年就几乎收不到了。为什么呢？外贸的收购价比较低。市场的牌价大约是8分钱一斤，外贸收购价大约是1毛2分钱，而农贸市场价是3毛钱，香港则是1元1斤，所以农民愿意把荔枝运到香港市场去卖。

差不多2年收不到荔枝，赚不到外汇，李定感到很难为情：“我就向周溪舞申请，说我带队到南头荔枝市场去收购荔枝，但价格要我来定。我的目的是不仅收到荔枝，还要赚到钱。”当时按照规定，荔枝有一个全国的统购统销价，违反物价政策算违法，让个人来开价收荔枝，可能会有多大的风险？有可能会撤职。

周溪舞盯着李定一会，开口说：“那你去试一下吧。”李定去了后，开了5毛到6毛的收购价，吸引了附近的农户来卖，过一段又没人了，他感觉还是太便宜，开出了“优质优价”的条件，好荔枝用8毛到1块2收购。结果四面八方，包括东莞的、惠州的果农都把荔枝送来。当年，深圳市收购出口了几百吨荔枝，赚了几十万外汇。

但是这桩“喜事”却带来很多责备。首先，省政府有关部门登报谴责深圳市财贸办违反国家政策，然后发文件给市委，说深圳也是广东领导的，不能单独乱来，最后是到从化开会，专门解决“深圳收购荔枝闯祸”的问题。李定知道开会要批评他，“我就不敢去，但最后省里还是派了工作组下来查责，这是很大一个事情，他们准备撤我的职。”工作组首先找到周溪舞，没想到被他拦住：“这个事情我知道，如果有责任的话，责任是我的；如果要撤职的话，就撤我的。”李定激动得热泪盈眶：“真是敢于负责，敢于承担责任的好领导！”

在家人的回忆中，在深圳为官10年，周溪舞一直坚持这一点。“岳父常对下属说，只要你们不装口袋，其他工作问题，我来承担，你们就放手去干。”如今也在市政府工作的女婿，每次回忆起这点都记忆犹新：“这句话对我的工作也有同样的警醒和激励。”

即使后来到政协工作，周溪舞也一直倡导“政协委员要敢讲话，敢讲真话”。李定说，1991年左右的一个常委会上，有人当众提了一个问题：“那我讲错了怎么办？追究责任要坐牢怎么办？”周溪舞当即就说：“只要你的出发点是好的，在正当的会议上提出来，你们要坐牢，我就代你们去坐牢。”全场掌声热烈。

结缘本报引发写书冲动

关注特区命运发展的周溪舞，生前多次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讲述特区初创时的风云岁月。对于特区走过的改革之路，即使是一个小细节，在他脑海中都有鲜活的记忆。不过，周溪舞却一直没有写书打算，“只有大人物名人写的书才有人看。”

2006年，周老唯一的回忆录，也是首部深圳“工业史”———《亲历深圳工业经济的崛起》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在谈到出版这本回忆录的动因时，周溪舞曾直言：书的诞生，与《南方都市报》有着重要关系。2005年，深圳特区成立25周年时，本报曾经对特区25年进行过全景式的梳理，其间数次能够有机会采访周老，周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提到与本报的结缘，“是《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采访我，引发了我写这些文章的冲动。在这本书里，我好几次都提到了《南方都市报》。”

随后，他用半年的时间对特区初建阶段的历史细节进行了整理，书中记载事件的标准，则结合重大和他曾经亲历两点，为了保证准确，所有的事件都翻查了档案。他生前曾经如此评价自己的这本回忆录。“我的原则就是不能吹捧自己，读者读完书之后也自有评论。目前我所听到最多的读者反馈，就是说这本书实在。”

如今，在他去世以后，在他的家中，夫人胡引玲亲手将这本周老亲笔签名的书，用一个大信封套好，送给本报。信封的寄件人处，注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深圳市委员会周缄”，而在书页当中，还夹着一封当年周老的信：“____同志：现把最近出版的《亲历深圳工业经济的崛起》第二次增订版送给你一本……会更比较完整地反映出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工业经济发展的轮廓，请你指正。”落款，签名。

现在，胡引玲亲自在信首收信人的空白处，工工整整填上“南方都市报”几字。南都与周溪舞的一生，结缘成书，又以书终结，画了一个完整的圆，细数圆中的岁月，便是一段动人的特区故事。

采写：讣闻记者 叶枫 王莹 摄影：讣闻记者 胡可 王子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