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首提“人才”概念系统论人才

导读：在两汉天人感应、谶纬迷信泛滥之际，王充以“疾虚妄”为己任，“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对被神化了的儒学、有意志的天、神学目的论、神仙方术等种种虚妄之说以及迷信流俗之见进行了一番实事求是的考辨，写成《论衡》一书，为东汉思想界注入一道理性、科学、求实的新风。

在两汉天人感应、谶纬迷信泛滥之际，王充以“疾虚妄”为己任，“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对被神化了的儒学、有意志的天、神学目的论、神仙方术等种种虚妄之说以及迷信流俗之见进行了一番实事求是的考辨，写成《论衡》一书，为东汉思想界注入一道理性、科学、求实的新风。全书共85篇，实存84篇，内容广涉哲学、文学、美学、天文学等各方面。其中《累害篇》中的“人才高下，不能钧同”在中国古代第一次使用“人才”概念，《答佞》《程材》《量知》《谢短》《效力》《别通》《状留》《定贤》等十多篇文章专论人才问题，系统地探讨了人才的价值和标准、类别和层次、成长和使用等问题。

选贤识佞，崇德尚才

王充列举了从先秦至汉的大量历史史实，论述了人才在国家兴衰治乱中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而要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首先就必须具备一双识别人才的慧眼。所谓“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在王充看来，选贤识佞，最主要的标准就是“德”与“才”。

“德”即品德、德行，是人才的道德前提。在《答佞篇》中，王充指出贤佞之别实则君子与小人之别，两者“殊操异行，取舍不同”，道德品行不同，行为取舍的标准也不一样。君子会用礼来克制自己的私心杂欲，“以礼防情，以义割欲”，做到循道而行；小人则放纵贪欲，“逾礼犯义”，以不正当的方式献媚讨好，故“观贤由善，察佞由恶”。在《定贤篇》中，王充列举了社会上流行的以高官富贵、事君寡过、选举皆善、人众所归、民心歌咏、居职有功、孝父弟兄、全身免害、委国去位、恬淡无欲、口辩辞巧、将兵御众等20余条判断人才的标准，并一一对之进行了批驳。比如“仕宦得高官”，很可能是这人家庭富有，依靠金钱谋得的官职；“人众所归”也很可能只是因为这人喜欢广泛结交；那些避世离俗、委国去位的所谓“高洁”之人，抛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更称不上人才。在王充看来，外在的权势、富贵、荣誉、地位、事功和名节等因素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不能作为判断人才的标准，定贤的绝对标准只能是“善心”，即“德”。这就有力地抨击了当时已弊端丛生、名不副实的察举选贤之法，将人才价值的最终决定权交还于人自身。

“才”即才能、能力，是人才的知识基础。王充认为，“人有知学，则有力矣”，即知识就是力量，只有掌握一定的知识与学问，才会具备相应的能力，掌握的知识不同，所具备的能力各异，也便构成“才”的多样性。从农夫到士卒、工匠到壮士、佐吏到贤儒，每个人都有其所赖以生存之“力”。“力”又分为两类：一为筋骨之力，即体力，如“垦草殖谷”的农夫之力、“勇猛攻战”的士卒之力、“构架斫削”的工匠之力、“举重拔坚”的壮士之力等；一为仁义之力，即知力，“治书定簿”的佐史之力、“博达疏通”的儒生之力、“论道议政”的贤儒之力等。王充指出，“人生莫不有力，所以为力者，或尊或卑”，意为人皆具备一定的能力，只是发挥能力的工作有高低之分。因此，若论“才”之高低，只要在各自所擅长的领域进行优良对比即可。

儒生过文吏，贤儒胜世儒

针对汉家“霸王道杂之”的治理现实，王充将社会上的人才主要分为两类，“文吏”与“儒生”。文吏是指从事公文撰写、纠纷处理、户籍管理、迎送等具体日常政务的人才，儒生则是指研习五经，潜心学问，从事著书立说、聚众教学的人才。世人常以文吏飞黄腾达、处境顺利，儒生不得志而认为儒生比不上文吏，甚至“诋訾儒生以为浅短，称誉文吏谓之深长”。王充驳斥了这种用做官的标准来衡量人才的做法，并从德行、才能、功用、知识等方面对两者的优劣长短做了综合考量。从德行与才能来看，“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文吏善于处理文职事务，但个人品德不行，只讲利害不讲是非；儒生品行好，先义后利，忠良贞节，但具体实操能力弱。两者各有所能，故在选拔任用时也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从功用和才能来看，“儒生所学者，道也；文吏所学者，事也”，儒生以道自任，志在为社会轨德立化的根本高度，故为治本；而文吏只是在具体的理繁治剧的实操层面发挥影响，可谓治末。所以，王充认为整个社会应该倒过来以儒生为尊、以文吏为卑。

依据才之高低，王充又将儒生群体划分为儒生、通人、文人与鸿儒四个层次，儒生即世儒，儒生以上则为贤儒。“能说一经者为儒生”，他们习圣贤之道，能够讲解一部经书，但“闭暗不览古今”，目光短浅，不能博学广知，是“章句之生”，处于儒生人才群体中的最底层。“博览古今者谓通人”，他们读书万卷，博学广识，不仅通“五经”，还通“百家之言”与“古今之事”，能够为人师而传道解惑，故高于儒生。“采掇传书以上书奏纪者为文人”，文人不仅知识广博，还“博通而能用”，利用所学所知观察社会、分析问题、提出创见，为治国理政建言献策，故高于通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鸿儒是最高级的，他们不仅通古博今，能写文章，还能“劝善惩恶”，为世所用，写出鸿篇巨制来服务国家、改造社会，因而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之人。以此来看，西汉的谷子云、唐子高，能够“陈得失，奏便宜，言应经传，文如星月”，却不能连结篇章、著书立说，可谓“文人”。司马迁、刘向虽然能够“累积篇第，文以万数”，远远超过子云、子高，但却主要沿袭以前的记载，缺点在于“无胸中之造”，可谓“通人”。陆贾、董仲舒评论国家大事，均是“由意而出”，不假借他人之说，比司马迁、刘向高明，但却因为内容过于浅显，却被读者称之为“传记”，介于文通之间。阳成子长作《乐经》、扬雄作《太玄经》都是精心思虑而成，能与孔子作《春秋》相比肩，可谓“鸿儒”。

不学不成，人尽其才

那么如何成才？在《实知篇》中，王充明确否定生而知之的天才论，提出“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的人才学成论，充分肯定了“学”在成才中的重要性。就所学内容而言，有经生之学，有文吏之学，有世俗之学。经生之学，要求通晓经书，掌握章句十万以上，行有余力则博览古今；文吏之学，则是要求“幼则笔墨，手习而行”；世俗之学，并非不读经，只是急功近利，“循今不顾古，趋售不存志”，它异于文吏之学，更是不及经生之学。所学不同，成才亦不相同。就为学之方而言，一为拒师，二为专精，三为博通。拒师，即反驳老师，向老师提出不同意见。王充指出，“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拒师”，这就是说为学之关键在于敢不敢坚持自己独立思考，坚持不同意见，以“疾虚妄”的精神，批判俗书伪文。专精，指专心一意，集中精力思考钻研，“用精于学，勤力不休”，这样才能学有所成，正所谓“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博通，指博览群书，学通古今。人若不博通，则如眼瞎、耳聋、鼻痈之辈成不了健全的人，儒生不博览尚且闭暗，更何况普通想要成才之辈。

又如何选才用才呢？首先，要善于发现人才，并大胆使用。《累害篇》载：“采玉者破石拔玉，选士者弃恶取善”，这即是说统治者要善于发现人才、识别人才、使用人才，选贤使能，才能避免人才流失、造成资源浪费。其次，选人用人的主体即“选士者”或“将”，本身要具备一定的德行与能力素质。王充说，“长巨之物，强力之人乃能举之”“重任之车，强力之牛乃能挽之”，地方长官只有自身操行高洁、才智过人，才能发现、察举和选用才高行洁之士。“能御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尧、舜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再次，选人用人时要坚持人尽其才、量才为用的基本原则。王充说，“御百里之手，而以调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轭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闭心意之变”，意为只能驾御日跑百里马的人，驾御不了千里马，“具臣之才”做不了“大臣之知”的事情。“且骥一日行千里者，无所服也，使服任车舆，驽马同”，意为千里马之所以能日行千里，是因为它没有负累，若让它去拉大车、驮重物，那便与劣马没有区别了。因此，为政用人时，切忌大材小用，把将才当士卒、儒士当俗吏，要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才能使人“尽忠宣化，以明朝廷”。

综之，王充的人才观虽带有一定的儒生理想性，但总体较为系统、全面、客观，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有力批驳了当时名不副实的人才评定标准。《论衡》一书中论及人才的相关篇章也成为汉末盛行的人物品评与鉴别的先导，开启了魏晋时人才品评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