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大对冲基金创始人，论中国大周期：从1949年到现在的崛起
导读：虽然有点过于简单化，我们可以把中国从1949年到现在的演变看作是三个阶段，1）1949年到1976年，2）从1978年直至2013年, 3）从2013年到现在。每一个阶段都使中国沿着长期发展的曲线前进，因此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了成就，随后的阶段都以此为基础。
转自：Ray Dalio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原文名《桥水达利欧：中国大周期》，本文是第7部分。由天风固定收益团队翻译，来源为天风晨曦交易视点。
从1949年到现在的崛起
虽然有点过于简单化，我们可以把中国从1949年到现在的演变看作是三个阶段，1）1949年到1976年，2）从1978年直至2013年, 3）从2013年到现在。每一个阶段都使中国沿着长期发展的曲线前进，因此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了成就，随后的阶段都以此为基础。简而言之，这些阶段沿这一曲线发生如下：
•从1949年到1976年，a）巩固了政权，b）建立了中国制度、治理和基础设施的基础，c）管理中国。这个阶段实行计划经济。
•在1976年至1997年之前，中国转向了一种更加集体的领导模式，对外开放，引进并发展了市场主义实践，在金融和其他方面变得更加强大，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没有威胁。与美国建立共生关系在地缘政治上是有益的。在经济上，两国关系是共生的，因为美国从中国购买价格诱人的商品，而中国又把赚来的钱借给美国人用于购买这些商品。结果，美国获得了中国借给美国的以美元计价的债务，而中国获得了美国欠中国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中国以基本稳健的方式悄然变得更富有、更强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财富问题上的紧张关系，越来越多的人对流向中国的就业怨声载道，并且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债务扩张，包括中国。再加上中国的发展开始变得更具竞争性，两国关系开始发生改变。
•2013年之后，中国变得更富有、更强大，而中国本身也变得负债累累（尽管它的债务是国内债务）。加快经济改革，在积极改革经济的同时应对债务增长的挑战，支持领先技术建设和全球化。加积极地缩小教育和财政条件方面的差距，保护环境和巩固政治控制。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变得更加明显，特别是在唐纳德·特朗普(一个主要靠吸引失业者而当选的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当选总统，引致当前类似于日本和德国崛起挑战既有权力大国的1930年代。
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这些。
第一阶段：1949年至1976年 基础建设
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谈及建立一个负责基本服务的政府的实际问题。新政府迅速修复了交通和通讯系统，并将银行系统收归国有，将其置于新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之下。为了降低通货膨胀，新成立的中央银行收紧了信贷，稳定了货币的价值。政府将大多数企业国有化，并将农业用地分配给耕种这些土地的人。它还创建了“教育、科学、技术和公共卫生”的“公共机构”。不管一个人是否工作，他都只能得到基本的报酬。没有基于业绩的薪酬。这些保障每个人基本收入和福利的措施被统称为“铁饭碗”。这些变化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经济，但除了用使命来激励员工积极行之外，其他激励非常少。中国大陆摆脱外国人，并建立基本的治理制度。
正如上一章所解释的那样，1945年的世界新秩序将世界分成了两大意识形态阵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阵营——以及不偏袒任何一方的第三类国家。这些不结盟国家中有许多仍然是殖民地，多数是衰落的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如第四章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朝鲜半岛分裂，苏联影响北方，美国影响南方，按照三八线划分。美国与联合国一起，对朝鲜的入侵做出了回应，将其军队投入战斗，然后将战斗带到位于中国边境的朝鲜。中国不能让美国在自己的边界或领土上，所以中国必须战斗。与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对边界上的敌人非常敏感。抗美援朝的胜利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从1949年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76年，中国经济增长相当不错，平均年增长率约为6%，平均年通货膨胀率在1-2%，获得了约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此，人民生有所改善但仍然贫穷。
1976年意义重大，中国面临第一次代际变革。
1978年，最重要的政策都可以用一个短语来概括:“改革”和“开放”。改革意味着“市场改革”，这意味着利用市场化来帮助资源分配，从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而“开放”意味着与外部世界互动，以学习、改进和发展贸易。这使得中国开始把市场经济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并对外开放。更大的“改革”和“开放”——将让中国的经济更强大，只要没有更强大的外国势力想要阻碍当时经济疲软的中国的发展, 所以关键是要追求这些方向上获取利益。1979年与美国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这是改革开放战略是一致的。当时的中国非常贫困——人均年收入不足200美元——所以中国需要发展。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达成这一目标需要接受一切事实，即“实事求是”。我并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的矛盾，而是由此认识到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意识形态是通过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待的，比如，认为这两个相互冲突的对立面将很自然地走到一起，它们之间的矛盾和不断的对于矛盾的解决自然地使得二者之间的冲突得以解决，从而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上取得进步。政府观念的连续性和合法性，在进行大的改革以使中国富强的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共存对中国来说显然是正确的。
改革政府的决策结构。领导团队遵循同样的基本路径, 使中国更富裕, 更强大的通过使经济更加市场化和增加中国的贸易和学习其他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经验。
1984年，我第一次与中国直接接触。从那以后，我的直接接触，以及我所接触到的事实，影响了我的观点。因为这些互动对与我建立我的观点和帮助你们理解我的观点都非常有价值，所以我会在相关的时候提及其中的一些。同时，因为我不想失礼，我也不会传递我认为那些给我消息的人不愿意让我公开的信息，而且我也不会提及任何在世的人的名字。
1984年，受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的邀请，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向他们解释世界金融市场是如何运作的。这家公司是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延伸而成立的。中信成立的目的是学习和试验如何应对外部世界和资本主义。
中国当时非常贫穷落后。但是我立刻明白它的人民聪明而且文明。在这方面，它不像我以前习惯的发展中国家那样，因为中国的落后是由于人们根本不了解或无法获得外界拥有的东西，并且是因为他们在一个消极的系统中工作。例如，我送了10美元的计算器作为礼物送给人们，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设备。当时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职业或工作，他们工作得出色也得不到经济上的足够激励，所有企业（包括小餐馆)都是国营，没有财产（如房屋）的所有权，并且就最佳服务和产品而言，与世界没有任何联系。
我很清楚，消除这一障碍只是刚刚开始，这自然会使得经济水平趋向一致，就像水会在没有约束时自然寻求相同的水平面。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正在发生的变化。我记得我当时在中信的“巧克力大厦”十楼演讲，通过窗户指着两层胡同（贫困街区），并告诉我的听众，胡同不用多久就会消失，摩天大楼很快就会代替它们。他们不相信我，并告诉我：“您不了解中国”，我告诉他们，他们不知道开放带来的经济套利的力量。我们过去40年所看到的高增长，其背后最大的力量就是开放。对外开放创造了巨大的机会，而中国人则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他们的表现甚至超越了我的最高期望。在中国独特文化的影响下，他们通过制定和实施改革来做到这一点。这些改革解放了人民，让他们能去实现出色成果。全球化以及世界希望中国的加入也有很大帮助。我当时经常听到的明确目标是“打破铁饭碗”，这是指不提供消极的保底就业和确定的保底福利，而是以更加激励性的补偿代替它们。
在具体管理上，决策人员仔细询问我很多细节，比如新加坡机场的运行方式（例如，乘客要等多久才能拿到托运行李）、新加坡如何取得了这样出众的成就、中国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结果。很多年以后，我有机会邀请李光耀到我家。在那次晚宴上，包括其他贵客在内，我们问他对当时不同领导人的看法、他对过去的伟大领导人的看法、以及使他们伟大的原因。我们渴望了解他的观点，因为他认识过去50年时间中的大部分伟大的领导人，并且也是这50年中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
中国继续开放并以惊人的速度变得更加市场经济。多年来，我在中国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以各种方式扮演了一个小角色。
1989年，新中国建立第一个股票市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看到许多人把中国金融市场建设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场之一。通过这一切，我对中国人民，中国文化以及这些力量所带来的迅速进步有了更深的喜爱和尊重。
实际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与西方的关系和贸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可以说，全球化极大地帮助了中国。全球化始于1995年，始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直至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的2016年。中国于2001年加入。此后，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飞涨。2001年，美国与80%的国家的贸易额超过了中国。现在，在大约70%的国家中，中国是比美国更大的贸易伙伴。[22]
在全球化的这段时期，中美之间发展了一种共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中国向美国出售以极低成本生产的消费品，而中国借钱给美国来购买他们的消费品。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笔“先买后付”的交易。中国人喜欢它，因为他们通过持有美国借据以世界储备货币的形式积累了自己的储蓄，而美国人通过借钱来获得所有廉价的东西。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中国人的平均收入仅为美国人的四十分之一，但他们却借钱给美国人购买消费品，因为富人比穷人拥有更好的借贷条件。对我来说，这是令人震惊的，反映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愿意举债来为他们的过度消费融资，而中国人更重视储蓄。这也反映了新兴国家希望通过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债券/债务进行储蓄，从而导致新兴国家建立债务资产，导致储备货币国家过度负债。
同时，中国不得不应对他们放任其发展的内部债务危机。1991年，债务和经济问题被称为“三角债务危机”。结合对中国环境的实际了解，采用了世界上的最佳做法（例如，使用“坏账银行”清算，出售和减少坏账）这个方式帮助清理了过去问题，得以用更好的状态重新开始，从而刺激了增长。
1995年，我带着11岁的儿子马特（Matt）来中国，上了一所当地学校（史家胡同小学）。自从马特3岁起，他就和我一起去过中国很多次。他会跟着我去参加一些会议，在我们见面的时候，那些善良的人会给他饼干和牛奶。他参加午餐和晚宴，这些都是有趣的宴会。所以马特爱上了中国人民和中国。他的生活条件是基本的（例如，通常每周只有两天有热水）。
那时，学校和中国的其他大多数地方一样，都很贫穷。他不会说这种语言，所以他必须通过沉浸式学习，他做到了。尽管他的学校条件较差（比如，11月下旬才有暖气，所以学生们在课堂上穿着大衣），但我看到了他们有多么聪明和体贴的老师，他们为孩子们提供了优秀的、完整的教育，包括人格发展。
虽然马特的生活方式很艰苦，但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受到人们的喜爱，比我们富裕的社区里的人要发展的更好。他与他的老师和朋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些感情至今仍然存在。这段经历永远地改变了他的生活，并引导他成立了一个帮助中国孤儿的基金会，他经营了12年，这让他和我在中国有了更多关于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经历。因为我对中国及其前景感到兴奋，所以我也通过我的公司Bridgewater，同时聘请了一个本地投资团队，该团队在当地进行了投资，将美国机构资金投资到对我来说有吸引力的中国企业中。我推进了几年，后来之所以停止，是因为我发现在家中同时运行它和Bridgewater太困难了。我做了几笔盈利的小投资，从来没有要求机构投资者把钱投到那里。
这些经历，加上与我以前认识的中国朋友的经历，使我接触了许多中国人，从最谦虚的人到最崇高的中国人，我都非常喜欢并尊重他们。
在1995-1996年间，这场危机的结果是，中国人再也不想再处于劣等的军事地位了，因此他们为在该地区作战的军事能力显着增强。我指出这一点是为了传达a）台湾与中国统一的重要性，以及b）25年前的局势有多危险。
从1978年开始改革直到1997年，中国经济近20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0％，经济规模增长了六倍多，平均通货膨胀率约为8％。中国的外汇储备从40亿美元增长到将近1500亿美元（经通胀调整为今天的美元，外汇储备增加了2500亿美元以上）。储备从1978年的年进口量的60％增长到1998年的进口量的125％以上（到那时，外汇储备几乎覆盖了外债的800％）。
1998年至2002年，必须解决“三角债务”问题（即国有银行因中央政府的隐性担保而向国有企业放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债务和公司重组，以解决该问题，其中包括政府出售官僚经营和无利可图的国有企业，出口和外汇储备的建立，打击腐败，发展和改善市场以及市场功能。这些以及更多的市场和经济变化都是整个过程中重要的进化步骤。我很幸运能与基层组织紧密地参与其中的一些工作，例如债务重组和资产出售——这让我有了一种紧密的接触和让我拥有现在的观点。尽管这些事件当时看上去比回顾起来要大，但它们都是致力于中国进步的聪明的中国人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此过程中，我还遇到了腐败和不良行为的案例，以及善恶之间不断进行的斗争，导致了我们所看到的改革和结果。
这个阶段是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时期。战后和平与繁荣时期通常如此，当国家领导权没有受到威胁并且新兴国家尚未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国家（特指中国）可以从领先大国（特指美国）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它们以共生的方式工作，直到新兴大国变得强大到足以威胁领先大国为止。除了从学习中获益，他们还从相互交易中，以及以共生的方式利用资本市场从中获益，直到这种方式变得不利。
更具体地说，1978年至2008年是中国快速增长的时期，其原因是：1）世界仍处于大循环的和平与繁荣阶段，在这个大循环中，全球化和资本主义被广泛接受为通往更美好世界的道路，即人们认为商品和服务应能以最节约成本的方式生产，有才华横溢的人才自由流动，不受其国籍影响，民族主义是坏的，全球机会均等和寻求利润的资本主义是好的。2）同时，1978年之后，中国转变为运行良好的“市场”和开放政策。这使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吸引了很多外国资本，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出口国和巨大的储蓄国。
随着中国人了解并变得更有能力生产具有成本优势的商品，他们首先为世界提供了廉价商品，之后又为世界提供了高级商品，在此过程中，他们变得更加富裕。其他新兴国家也这样做，世界的范围扩大了，最富国与最穷国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因为最贫穷国家的增幅最大，而最富裕国家的增速放缓。在此期间，该系统几乎使所有人获利了，特别是全球化主义精英们，而且即将到来的威胁并不明显。在此期间，中国的力量几乎可以与美国媲美，它们共同创造了大多数新财富和新技术，而世界其他地区相对于这些先锋而言却倒退了。从15世纪到20世纪，欧洲是全球最大强国的发源地，但欧洲变得相对脆弱，日本和俄罗斯成为第二大国。其他所有国家都是外围国家。印度等国家和一些新兴国家的条件改善了，尽管没有一个国家获得世界大国的地位。
第二阶段：2008年之后 冲突的出现与全球化的终结
传统上，由债务增长所资助的繁荣时期会导致债务泡沫和巨大的贫富差距。泡沫在2008年破灭（如1929年），因此世界经济萎缩，美国中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其他人受到伤害（如1929-32年），利率被降至0％（如1931年），这还不够宽松，所以中央银行在2008年（如1934年）印制了大量货币并购买了许多金融资产，这带动了大多数国家的金融资产价格从2009年开始上涨（如1933-36年），那些拥有金融资产（“富人”）的人比“穷人”占有更多的利益，因此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例如1933-38年）。就在这一时间，那些正在全球化中迷失的“穷人”，特别是那些看到自己的工作被移民所取代的人，开始与受益于全球化的精英们抗衡。通常，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与巨大的贫富差距相吻合的时候，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一如1930年代。那时，新兴大国向主要世界大国发起挑战的威胁开始变得更加明显，和平、繁荣和全球化的时代开始减弱，一国之内和一国之间的富人与穷人之间、新兴国家和世界主要大国的冲突时代开始了。
在此期间，中国人持有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尤其是美国政府机构贷款人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都没有让持有这笔债的中国人知道美国政府是否会背书。
2008年11月，在全球金融危机中，G20国家的领导人聚集在华盛顿特区，并同意通过积极刺激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刺激其经济，这些政策要求大幅增加政府债务并要求中央银行创造货币和信贷为其融资。在2009-2012年期间，由于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措施被用来帮助中国和世界经济摆脱疲软，中国的债务增长明显快于经济增长。
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 成为世界大国的阶段
2013年之后，制定计划的过程包括许多集思广益的会议，讨论哪些政策和计划最合适。我很幸运地参加了其中的一些对话，他们就如何应对许多困难和敏感的情况进行了坦率的对话，包括如何应对腐败，过多的债务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有着不同观点的希望帮忙的人们进行了一次出色的合作。这些讨论带来的坦率、开放的态度、友善和智慧十分美好。这些决策者显然认为，必须进行经济改革（即，转向更多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包括减少对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的支持，减少对产生不良贷款的实体提供的保护），必须大力清除腐败，加强法治。
从那时起，我就仔细研究了他们的财务和经济状况，有关他们债务的过度增长，影子银行系统的发展和管理，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体系中的脆弱性，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与美国的其他争端和合作，以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其他事情。研究了事物的工作方式（即因果关系），事物在整个历史中的工作方式，当前的工作方式，并讨论了妥善处理这些问题的原则。
您可能已经知道，我相信一切都像具有永恒和普遍因果关系的机器一样工作。这些案例以及处理此类问题的永恒而普遍的原则将如何适用于当前的局势。我发现，当我全面了解他们所面临的所有考虑因素时，我几乎总是会奉行他们所遵循的相同政策，因为这种情况的机制需要这些对策。我当然最关注经济和市场问题，尽管我们的讨论涵盖了其他问题，例如人性，文化和地缘政治。
就经济和市场而言，中国积极奉行改革开放市场和经济，控制和管理债务增长，更灵活地管理货币，特别是在中国想要成为世界领导者的行业中支持企业家精神和市场导向的政策，建立由发达的监管机构制定的明智法规，在未来的技术和行业中建立其能力，扩大经济利益，从而将其扩展到发展相对缓慢的地区和人民那里，控制环境污染。
它完成了许多与这些目标一致的工作。尽管如此，一些人是不这样认为，这是因为a）它们在其他措施收紧的同一时间出现，b）国有企业改革的速度不及一些人的预期，c）中小型企业的某些支持（例如信贷可用性）不如大型国有企业那样好（这更多地涉及到中小企业赚钱和获取贷款的挑战，以及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意图的减少）d）中国不允许某些外国公司以与在中国的中国公司相同的条件开展业务，e）与主要的储备货币国家相比，中国更多地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对经济进行调控以实现其目标。
但是，提出批评的最大原因是，大多数人不了解政策制定者的观点，也不了解影响其决策的各种情况以及他们如何权衡，这是最主要的批评原因。多年来，我研究了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问题，并与中国的主要经济政策制定者进行了多次讨论，从这个信息充足的角度来看，可以告诉你，如果换做是我的话，我几乎会做与他们完全相同的事情。因此，我认为我能比大多数非中国观察者对中国人在经济和市场上的成就更满意的主要原因是，我很幸运能够有机会通过他们的眼光看待事物，并对关于经济和市场的运作机制进行讨论、达成共识。
然后，我们爆发了大流行病，经济衰退，大量印刷货币和信贷，并发生了各种类型的冲突（最明显的是出于种族动机的抗议和骚乱），我们现在就在这里。
当我们总结过去发生的事情时，值得快速回顾一下。
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从孤立到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改革”的转变，对中国，美国和世界的经济产生了比其他任何事情都大的影响。a）分别在中国和美国，b）在两国之间以及c）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发生的事情引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变化。更具体地说，由于中国开放和改革体制，向外国学习，获得外资和吸收资本主义技术，它学到了很多东西，高效的生产，出口和赚了很多钱，借来了很多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变得更加丰富和强大，彻底的改变了自己以及世界其他地区。
在大多数年份中，这是在全球和平与繁荣的经典时期发生的，在那个时期，国家没有受到威胁，全球化与合作蓬勃发展。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2008-10年左右，之后，随着典型的“大循环”的发展，美国和世界变得更加民族主义，对抗性和保护主义。在过去的40年中，根据我的八种力量衡量标准，中国从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过渡到了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最重要的是经济，技术，军事和地缘政治。
其政策的结果反映在下表中，该表仅显示了一些代表性统计数据。他们和大多数其他统计数据都令人印象深刻。例如，人均产出增加了25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从96％下降到不足1％，预期寿命平均增加了1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大约80％。我可以没完没了地列举几乎每个领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据。中国现在在许多领域显然是美国的竞争对手。
关于货币价值，下图显示了自1948年人民币问世以来以美元计算的人民币价值。如图所示，直到1971年a）美元对黄金和其他多数货币贬值，包括人民币和b）所有货币对黄金贬值，包括人民币。
那时，中国以及美国和大多数货币实行法定货币体系，通货膨胀率加速上升。人民币对美元的最初升值损害了出口和经济，从而导致人民币在1980年至1994年期间贬值了83％（或每年约12％），这使这一时期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上升至7.8％。从1997年到2005年，人民币一直坚守在每美元8.28元，尽管没有自由交易。2005年7月，人民币与美元脱钩，以一篮子外币进行管理（每美元起价8.11元人民币）。自那时以来，人民币一直有一定的波动，但一直没有跌破2005年的汇率（取消钉住汇率）。左图以美元为单位显示现货价格，右图以黄金为单位显示现货价格。如图所示，自2014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下跌了一点点（每年约2％），而人民币兑黄金汇率则下跌了更多（每年8％）。
这些现货价格不包含持有人民币的利息收益，而持有人民币本应获得的利率高于持有美元的平均利率，也高于持有从持有黄金的0%利率，持有中国人民币的总回报率高于上图中展示的收益率。到目前为止，我只有自1980年来中国的利率；图表显示了从那时起以美元和黄金为计价单位的持有人民币的估计总收益。
实施健全的货币政策，建立适用于借款人和贷方的良好信用体系的关键是，使该货币不会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商品和服务价格产生任何大的上升或下降。自1985年左右以来，中国一直在管理汇率和利率。
我们的研究还在进行中。9月24日，星期四，我将发布本章的后续章节，内容涉及美中关系和摩擦。与过去的历史不同，这一章讲述了现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正在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您发现其中一项很有趣，那么您会发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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