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需要定心丸，更需要企业家精神
导读：无论是重启经济，还是恢复企业家的信心，最重要的还是迈开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主导的改革步子，“撤销政府机构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能够自主经营的营商环境和非禁即入、保持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
2022年末，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变化，朝野上下鼓荡着“重启经济”“拼经济”的声音。
12月15日至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23年要“稳增长”、“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之后，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中央级媒体纷纷启动宣传，以央视为例，策划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系列专题，聚焦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四川等经济大省的动作。
几乎同时，各地省委书记和省长们也齐齐出动，深入企业现场，调研座谈，给企业家们打气加油。
更引发舆论关注的是各地由政府牵头，企业为主题“组团出海”招商引资抢订单。早在今年9月，广东就出现“出海抢单”的现象，临近11月，出海抢单的做法已经在东南沿海遍地开花，各省以县区为单位的“包机”行为十分普遍。
图/网络
“拼经济”的背后，是中国经济正面临的严峻态势。2022年中国GDP增速甚至可能不足3％，远低于5.5%的预期，美国总统拜登本月中曾放言“美国2022年经济增速可能超中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坦承：
当前中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
此次岁末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原因很多，但经济压力无疑是无法回避的动因之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近期表示，5%是明年GDP增长的一个底线，如果明年GDP达不到5%，未来的经济增长会比较麻烦。
目前来看，中国经济的政策工具尚属充裕，在“技术上”有不小的闪转腾挪空间，但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技术上的，市场信心正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中。
就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三次强调“信心”：“要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提振发展信心入手”。
所谓市场信心，在中国当下的语境内，就是民营经济的信心，企业家的信心。
01
最近读了一篇吴敬琏教授的文章，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光给企业家吃“定心丸”是不够的。
吴敬琏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再版序言中提到：在讨伐资本、贬抑民营企业的氛围下，不少企业家焦虑迷惘、缺乏投资和创业的动力。为了恢复企业家的信心，给企业家吃‘定心丸’和抚慰他们，会有一定的作用，但功效不一定很大。
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当前遇到的困难，除却某些带有偶然性的突发因素，例如新冠疫情，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大量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无论是重启经济，还是恢复企业家的信心，最重要的还是迈开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主导的改革步子，“撤销政府机构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能够自主经营的营商环境和非禁即入、保持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
吴敬琏说的都是他一贯坚持的观点，本也说不上什么新意，但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段，这些话却说到了点子上，所谓时也势也。
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定心丸不可谓不多，但社会上与政策上的歧视却反复回潮，以至于到了必须反复“安抚民营企业人心”的奇特状态。
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本是一个经济常识，比如最有辨识度的“五六七八九”：（民营经济）税收贡献超50%，国民生产总值占比超60%，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研发占比超70%，城镇就业超80%，企业数量占比超90%。
但每次给个定心丸，没多久就有新的杂音出现，所谓的“私营经济离场论”在各种包装下频频露头，此起彼伏，以至于市场会产生这样的误解：这些舆论得以反复出现，是不是被默许的。
一种更尴尬的状态是，如果将定心丸视作一种抗生素，那么，从未被犁庭扫穴的杂音已经对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
最近，我还读了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大家都是国有企业》。文章写到，天天讨论民营经济与民营企业的合理性与存在意义，其实是个挺无聊的事，“只要还天天讨论，就表明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没有真正共识，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普遍真理，一个基本常识”。
“大家都是国有企业，是中国所拥有的企业；大家也都是民营企业，是人民经营的，为人民服务的企业”，文章最后这段话深得我心。
何时舆论对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不再有“分别心”，各级政府不再需要反复拿出定心丸，不再需要数十年如一日的为民营经济的地位背书，才能说明民营经济的信心问题彻底得到了保障和解决。
在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时候，其他国家并不特别关心你是民营还是国有企业，只要你是中国企业，是对他们本国企业的技术领先造成威胁的中国企业，他们都会防范及想方设法的进行竞争与遏制。
就国际经济竞争的角度而言，并不存在民营企业这个中国语境下的分类。这就好比，国外并不会因为华为不是国有企业，就对他网开一面；也不会因为中兴是国企，就对其特别施以制裁重手。
02
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是中国企业。
面对那些企图弱化民营经济合法性的杂音，当然需要舆论反击，定心丸当然也应该继续给，但从根本上而言，要化被动为主动，要逐步跳脱“民营经济地位问题”这个本没有任何争议，但为某些杂音所精心安排的“议题设置”。
我们需要回到更接近经济逻辑本质的的元话题：弱化国与民之争，强调作为一个整体的企业家群体，如何激发敢闯敢干敢于冒险的原初精神，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
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张维迎教授在新书《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中再次强调常识：推动经济发展，有远见、有闯劲、敢冒险、不服输的企业家扮演重要角色，中外没有区别。
这也呼应了管理学大师熊彼特和德鲁克一脉相承的常识：“创新是判断企业家的唯一标准”，“企业家精神中最主要的是创新”。
在企业家精神的界定中，也没有对民企国企的特别分野。格力至少不算纯粹的民企，但没有人会认为董明珠不是企业家，董明珠身上没有企业家精神；今年8月退休的宁高宁，先后担任过4家央企的“一把手”，但也没有人会质疑他不具备企业家精神。
宁高宁2020年接受央视采访时曾专门谈到企业家精神的定义，“他要很有前瞻性，也要有创新性。不满足于现状，愿意去探索”，“企业家可以去创新，可以去组织资源，可以去把不可能变为可能，而且往往会超出你的预期”。
图/网络
创新、冒险、探索，这些都是企业家精神的关键词，这没有中外之分，也没有国有民营之分。
相比民营企业的地位之争，当下更核心的问题是企业家精神在中国语境中，可能正发生一些未必正向的变化。
12月26日下午，我参加了一场由暨南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院主办的线上论坛：当代青年的就业与创业——共议如何激发企业家精神。
在论坛上，我看到一份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2022青年创业认知与态度研究报告》。2022年9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北京、广东、河南、陕西、四川、辽宁六省市的近三千名在职青年和大学生，进行了就业偏好、创业意愿及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认知等方面的调研，然后有了这份报告。
报告中提到了一些当前舆论已高度关注的问题，比如青年的创业意愿不高，汲汲于体制内工作，“超过八成青年缺乏创业行动，甚至缺乏创业想法”。
尽管公共舆论对这一趋势表示出了高度的关注与忧虑，但我个人倒觉得这不算什么大事，这更多是一个“经济周期”的问题：经济前景暧昧不明时，年轻人在择业时自然更偏重有确定性的铁饭碗，这是极正常的社会现象，并且也不只是年轻人会这么想。
等到经济前景变得更有确定性时，这个问题会自然而然的发生改观。
但报告中的另一处内容却真正引发了论坛与会者的思虑：青年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有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诚信、爱国压倒了创新、冒险。
根据报告，中国青年认为爱国、诚信、创新是优秀企业家非常重要的品质，尤其是爱国与诚信更深受青年推崇，占比均近八成（79.0%），而创新则不到七成，冒险精神仅12.4%；在对企业家精神界定中，青年认为“社会责任”最重要（87.3%），超过了创新创业（85.4%）。
图/《2022青年创业认知与态度研究报告》
我们知道，在一些舆论的鼓噪下，社会大众，特别是年轻人，这两年对民营经济与民营企业家的认知，正趋向片面和偏激。
对民营经济的偏见更多是被舆论引导和塑造的，我们以上也谈论了不少，这当然值得警醒。但是，一来这个问题正得到主流舆论的政府的高度关注，二来谁是谁非也过于明显，只要大力纠偏，在短期内势必会有比较大的改观。
与此相比，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对企业、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偏差更值得引发关切，这是一个更隐蔽、更本质、更会对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经济的长期创新产生威胁的“社会偏见”。
对企业而言，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当然也很重要，但这些不仅更像是“锦上添花”的时代要求，而且与企业本质的关系并不密切，更像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具备的道德要求，并不是一个界定“企业家精神”的特别标准。
这就好比，我们对一个公民的期待肯定包括善良这一点，但对我们会用这一点来特别要求科学家么？善良与科学家的定义有何本质联系呢？
可以看出，在企业家精神的定义上，中国社会也暴露出严重缺乏“社会共识”的问题。
这一久经考验的常识值得反复叙述：企业乃至经济的本质是企业家精神，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丧失了企业家精神，就丧失了长期创新的可能性，长远来说一定走向衰落。
这也是一个常识：如果一个国家的企业家大面积丧失了敢于冒险的精神，或者冒险不被鼓励，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在中长期也将丧失创新力与活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等各种经典意义上的经济困境。
03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说到一段话：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这段话虽然指向的是平台企业，但我们不妨将其作为国家层面对企业和企业家提出的更高要求。
“引领发展”里包含了科技创新，“创造就业”承担了社会责任，“国际竞争”捍卫了国家利益。
国际经济竞争、科技竞争不仅不看你是国企还是民企，也不会追问你口头上爱不爱国，充沛的企业家精神，持续的创新能力才能支撑爱国的具体行动。
从某种程度上，改革开放就是一个持续用制度为企业家精神松绑的过程。
正如吴敬琏所说，中国经济当前遇到的困难，大量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房地产企业现金流出了问题，社会融资出了问题，出口出了问题，内需出了问题，中国经济有的是政策工具，有的是“治标”的办法，但治标只会短期有效，归根到底还是回到改革共识中来，用企业家精神来更长效的重启经济，不分国企与民企，以企业家精神作为评价一家优秀中国企业的标准。
所谓“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在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也要回到重启企业家精神的语境中，将创新与冒险作为界定企业家精神的根本标准。
举个例子，裁定某家大企业是否垄断，不是看舆论与社交媒体上那些缺乏客观标准的众声喧哗，而是要回到“是否影响创新，是够影响全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之上来。
仅仅因为某家企业创新得好，取得了优势的市场地位，就用民粹思维动辄给人戴上垄断的大帽子，这才是和“在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唱反调。
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在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靠的不是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的分别心，也不是将社会价值和家国情怀作为口头上的政治正确，而是一大批洋溢着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本能的中国企业。
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点到民营经济问题时的意见，
“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笔者在参加暨南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院的研讨会时，还听了一个研究2000-2019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的报告，分享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聂辉华。
聂教授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得出，2002年是中国营商环境的一个高峰，从企业家的反馈来看，加入WTO和鼓励企业家入党是最重要的两点。
加入WTO为企业做大蛋糕提供了机会，鼓励企业家入党则在制度上承认了民营企业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今天，提供更大的竞争舞台，以法律捍卫企业家利益，依然是确保中国经济拥有长期信心的两个基本前提。
信心不是定心丸，信心更不是经济刺激大水漫灌，信心是让事情回到它本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