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中国有可能实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

导读：12月29-30日，由凤凰网主办、凤凰网财经承办的“2022 凤凰网财经峰会”召开，本届峰会以“中流奋楫”为主题，盛邀政商学界近40位顶级嘉宾，就当前复杂局面中，如何激发经济活力，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进行深度探讨，为全球及中国经济发展建言献策、贡献力量。

凤凰网财经讯 12月29-30日，由凤凰网主办、凤凰网财经承办的“2022 凤凰网财经峰会”召开，本届峰会以“中流奋楫”为主题，盛邀政商学界近40位顶级嘉宾，就当前复杂局面中，如何激发经济活力，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进行深度探讨，为全球及中国经济发展建言献策、贡献力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刘俏

在“开放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新路径”主旨演讲环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分享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判断。他表示，“进入到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特别在2012年以后，随着中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进程，中国变成全世界按产值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之后，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其实降下来了。现在基本上各种各样的方法模型去预测都是在2%，甚至有的说是在2%以内。如果是2%这样一个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它大概率对应的只是4%左右的长期经济增长的速度。”

对中国经济的预判，刘俏认为，“中国有可能实现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可能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反转，从目前2%以内的年增速还能回归到2.5%到3%左右，这样使得我国GDP增长能够保持在5%左右，可能到2035年，人均GDP也好，或者说总量GDP也好，它翻一番的可能性非常大。这背后的原因跟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形成，中国经济本身的韧性是连在一起的。”

以下为刘俏演讲全文：

刘俏：关于2023年的中国经济，从短期以及长期的增长，我主要想谈两点想法。

一方面是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率的判断，换句话讲就是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判断。第二，我还想谈一下需要用什么样的宏观政策，才能够让经济运行在2023年快速回归到增长轨道上来，主要从这两个角度谈一些想法。

过去几年因为受疫情影响，加上国内外环境发生一些变化，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没有反映出我们经济长期增长率的情况。其实我们也看到，如果按照现代增长理论，一个有质量的增长，它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决定的因素是这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前三个十年，1980年代、1990年代，包括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因为整个中国在急速地推进工业化的进程，我们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基本上在4%以上。它贡献了整个经济增长将近50%，有时候甚至更高一些。这样就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保持一个高达9%甚至10%的持续将近40年的一个经济增长速度。

但其实我们也注意到，进入到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特别在2012年以后，随着中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进程，中国变成全世界按产值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之后，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其实是降下来了。现在基本上各种各样的方法模型去测算都是在2%，甚至有的说是在2%以内。那么带来一个问题，到底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到2035年完成二十大提出的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能不能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速？这一点大家讨论比较多。

我觉得如果是2%这样一个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它大概率对应的只是4%左右的长期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我们对这个中国经济的预判，是认为中国有可能实现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可能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反转，从目前2%以内的年增速还能回归到2.5%到3%左右，这样使得我们整个GDP的增长能够保持在5%左右，可能到2035年，人均GDP也好，或者说总量GDP也好，它翻一番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这背后的原因跟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形成，中国经济本身的韧性是连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在经历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本身我把它叫再工业化，就是所有行业，都可以按数字化再做一次，这背后会带来一个庞大的未来全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空间。同时，我们也有新基建，也有大国工业，到目前为止中国制造业的GDP占比还是比较高，未来保持25%不一定做得到，20%到25%之间的水平，制造业本身的发展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空间是比较大的。同时我们毕竟还有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可能性，就是更彻底的改革、更高质量的开放，它带来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这一块也能提升全要素的增速。

最后我觉得碳中和伴随着大量的投资，伴随着一个彻底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这背后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是非常大的。总体讲可能我们在未来十来年时间里，我们判断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应该是在5%左右。背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能达到2.5%，贡献其中50%的增长。实际上这一点也需要一些前置条件。尤其在疫情期间，我们整个经济的运行是背离基本面的运行的。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疫情之下，我们防疫的政策一直在调整、在优化，但是过程中，它对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还是带来一些冲击。同时，国内外环境也发生很多变化。这种情况下可能展望2023年，我们能不能恢复到正常的增长的轨道上来，这个经济政策就变得非常重要。疫情三年，大家感受最强烈的一点，其实是市场主体面临着普遍的压力。中国现在有1.6亿的市场主体，但其中小微经营者数量在1.2亿左右，所以基本上大量的小型企业雇工人数在5个左右。

这1.2亿的市场主体它受到冲击又特别不对称、特别强烈。我们在过去几年在对小微经营者连续9个季度做跟踪的问卷调查，发现到目前为止他们觉得对他们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挑战是什么呢？就是需求不足，因为在整个疫情防控期间总需求不足，使得他们没有流水了。所以这个市场主体本身面临大面积倒闭的风险。

我们在思考2023年的宏观政策的时候，应该着眼于解决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阻碍经济恢复到增长轨道的问题，采取一个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这也是我之所以在强调我们财政政策可以更加积极一点，这里面从整个政策资金的投向或者资源配置的方向上讲，其实我觉得几个领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方面恢复消费者的信心，因为消费者如果愿意消费，他会为这些小微经营者包括市场主体，不仅是小微经营者，包括大中型企业也能带来需求，我想这一点对我们经济快速的复苏、进入到正常的增长轨道意义非常大。同时财政政策本身可能对这些市场主体直接补贴。因为对小微经营者他们直接补贴，这会不会是未来在2023年讨论宏观政策的时候可以考虑的一个点。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要强调，我们做过一个分析，中国现在把过去几十年的时间，包括跨省的数据做横截面分小组之类的，结果发现投资率跟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其实有一个非常强的正相关的关系：投资率增长10个百分点会带来1.18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所以可能在未来中国经济要形成新的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其实保持一定强度的对这些关键行业高强度的投资，甚至超前投资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在未来要保持一个相对来说高水平的、质量也不错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非常重要的。在背后它对应大量的高强度的甚至适度超前的投资。

最后跟这里相对应，财政的空间到底有多大。毕竟在整个疫情之下财政收入受到很大的冲击，而且疫情之间，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在抗疫方面也做了很多一次性的额外开支，这种情况下可以把思路稍微跳出来。中国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宏观杠杆率整体水平，尤其是公共债务对GDP的比例本身并不高。跟美国做比较，美国现在公共债务对GDP，基本上是130%。我们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加上国债全部加到一起，显现出来还不到60万亿，如果加上隐性债务再加个20万亿，就80万亿，也就是GDP的0.7倍。我们现在适度提高宏观杠杆率，是不是一定要到美国这个水平可以商榷。但是中国政府国家的信用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动员资源的能力、聚焦核心问题、解决关键问题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举债的空间非常大，发债成本也不会太高。事实上，如果发债成本长期低于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一定的债务本身是可以持续下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建议在2023年，在整个宏观政策态势上更加积极一些，甚至增加一定的赤字率，通过特别国债的发行，甚至可以发行一些更长期的，30年至40年的由中央政府发的一些债务，通过这种方式聚焦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让经济快速恢复到增长轨道上的关键问题，这个政策空间是非常大的，而且政策效果可以很快感受到，它有助于恢复消费者的信心，也有助于恢复市场主体的信心。我想这部分钱可以通过消费券的形式甚至现金券的形式发放给消费者，也可以对小微经营者、市场主体直接补贴。同时财政资金可以着眼长远，对于研发，特别基础科学的研究，对这种关键节点行业的投资的引领，可以做更多更加激进的布局，这样整个2023年我们对整个经济前景评估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因为只要恢复到长期增长的轨道上来，基本上我们有5%左右的增长速度，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经济表现了。

好的，谢谢，我先说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