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先贤宋则行先生往事杂忆

导读：宋则行先生是个异于寻常的人。一般来说，教授或名家通常会在自己的某个专业领域负有盛名，然而，宋先生的学问却横跨了外国经济思想史（包括西方经济学）、马克思经济理论和外国经济史三个专业领域，而且在这些研究领域中都卓有成就。

“一马走三关”

宋则行先生是个异于寻常的人。一般来说，教授或名家通常会在自己的某个专业领域负有盛名，然而，宋先生的学问却横跨了外国经济思想史（包括西方经济学）、马克思经济理论和外国经济史三个专业领域，而且在这些研究领域中都卓有成就。为什么会是这样？好久以来，我也分辨不清楚。直到最近重读宋先生夫人（我称她肖姨）晚年写的一本未出版的自传《风雨人生》，才找到厘清这个问题的重要线索。《风雨人生》主要讲肖姨自己多难且多彩的人生，宋先生的事只是作为自传的副线，着墨不多。但我读这本自传的副线时，有一种感觉，就像专听一首歌的副歌部分一样，华彩和高潮都在这里。

按照肖姨写的《风雨人生》，宋先生1939年毕业于国民政府的中央政治学校（后来在台湾复校为政治大学）大学部经济系。肖姨说，宋先生高中时理科一直很好，本想报考清华大学，但因家道中落，才报考了吃、住一切免费的中央政校。1941年，宋先生又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45年考取公费留学去剑桥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宋先生在他晚年出版的自編论文集《马克思经济理论再认识》前言中说，在国内外求学这一时期，“一头扎入西方经济学的书刊中，成天埋首于马歇尔、庇古、凯恩斯、琼·罗宾逊和希克斯等人的著作。”也就是说，宋先生早年的学术训练和功底是西方经济学。如果回国做学问，并且环境允许的话，宋先生应该首先在西方经济学或外国经济思想史领域崭露头角。

但是，事情发展的轨迹并不像我们通常预想的那样。回国后，1949年宋先生接到了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和岭南大学的聘请，其中，复旦大学还聘请他出任工商管理系的主任。差不多同时，东北统计局也到南方招聘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和归国的留学生。二者之间，宋先生婉辞了各大学的聘请，选择去东北统计局下设的一个部门，负责对全国工矿企业及私营工商业的普查工作，为编制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统计依据。然而，工作时间不长，1952年东北统计局实施行政改组，同时宣布调宋先生去东北财经学院教书。按照肖姨的说法，东北统计局是国家一级保密部门，宋先生因有“海外关系”（他如实地在档案登记表上将留学后在美国工作的杨书进先生，列入了个人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出身问题”（他如实地根据自己祖父是一个破落地主，在档案登记表上填写了地主出身），难以留在保密部门，就这样在改组的过程中，宋先生被调转到了东北财经学院。短暂地偏离学术圈子后，宋先生又回到了大学。财经学院后来经合并、重组，改名为辽宁大学。宋先生当时被任命为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但这个教研室主任并不好当。1953年，国内已经进入学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高潮中，政治经济学成为“主流”，而宋先生过去学的都是西方经济学，用他的话说，“《资本论》虽然看过，但未精读”。做了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就要下功夫钻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宋先生当时应该很清楚：西方经济学在那个年代，难有用武之地，要安身立命，就得暂时放下西方经济学，下功夫研究《资本论》。于是，他在学院宿舍借了一间小屋，日夜苦读。

那个年代，安心读书不是一件易事。“留学英国”、“海外关系”和“地主出身”，这几条有一条就能把人压死，何况宋先生还具备了三条。1957年，“反右”进入高潮。宋先生因为不是党员，被认为不适合教政治经济学课程，当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就更不合适了。结果，组织上把他调到外经史教研室。外经史在当时不是一个“热门”专业，不过，接下来宋先生则是拿出时间转向了“冷门”的外国经济史教学和研究，而且做得有声有色。196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樊亢与宋则行联合主编的《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高等学校本科教材，以后又经修订再版，影响甚广。后来，1973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樊亢和宋则行等人主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再后来，1994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们二人主编的《世界经济史》。

宋先生虽然被迫转向外国经济史的研究，但他并未放弃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努力。1961年12月，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也谈扩大再生产公式》。1962年他在《经济研究》（第8期）发表《关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数量关系的几个问题》，同年，在《辽宁大学科学论文集（社会科学）》上发表《消费资料生产在扩大再生产中的制约作用》。在这几篇文章中，宋先生根据《资本论》的表述，创造性地补充并完善了马克思有关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表达公式，并通过自己补充后的公式，探讨了社会扩大再生产过程中部门结构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这几篇文章，是宋先生回国后在国内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成名作，但却是在组织上安排他由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转到外国经济史教研室多年之后写出的。

宋先生在国内正式研究外国经济思想史或西方经济学，应该是文革结束后，离他从英国留学回来已经30年了。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涵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思想史、外国经济思想史、社会主义经济和部门经济等九个门类，当时国内还没有西方经济学这个概念，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是被列置在外国经济思想史这个门类下。外国经济思想史的词条包括新剑桥学派、后凯恩斯主义等。由于这部辞典在每个词条后面并没有注明作者个人，只是在辞典的中册后面列出了该册主要供稿单位，辽宁大学是其中之一，因此无法直接判断哪些词条为宋先生执笔。不过，还是能够找到可供考证的线索。当时我正在读大学，曾听经济系的老师说，辽宁大学就是宋先生参与编撰了这部当时非常有影响的辞典。我估计像新剑桥学派、后凯恩斯主义这样的词条的撰写者，非宋先生莫属，因为宋先生是琼·罗宾逊的学生，而琼·罗宾逊是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加上那个年代国内学界公认宋先生是新剑桥学派在国内的权威阐释者。199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宋先生为经济卷撰写了剑桥学派、英国后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罗宾逊和卡尔多等词条。宋先生在外国经济思想史或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但仔细想来，1980年代他在这个专业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凭的却是他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和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期间打下的学术功底。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读过宋先生文章的人都知道，他的学問跨越马克思经济理论、外国经济史和西方经济学三个领域，但他的学问不是宽和广就可以说尽的，更重要的还有深和精。先生在他80岁那年出版了两本自选的个人论文集。一本是《转轨中的经济运行问题研究》，另一本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再认识》。前一本文集收录了先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研究的论文，但多数文章偏重于在理论层面上探讨。后一本文集收录的是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文章，包括他撰写的《关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经济研究》，1962年第8期），这是他早年在马克思经济理论（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成名作品，也包括他学术生涯的收官之作《马克思生产价格理论的由来、形成和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文集的题目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再认识”，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再认识”，强调的是他对马克思的“原典”而不是衍生出来的“主义”的研究。晚年，他最为看重的就是这本自选的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文集，因为他希望收录的文章能够显示出他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有“点滴的贡献”，并藉此“聊以自慰”。据我观察，在国内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学者众多，但可以划分为几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有扎实的研究《资本论》的功底，能够准确、完整和系统地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第二层次是在准确理解和系统把握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经济学说从数量关系上进行创造性的补充、推演和完善。第三层次是基于统计数据和实际材料，对马克思经济理论中若干经过数量化表述的命题进行检验。在国内，能够达到第三层次的学者寥若晨星，宋先生是其中之一。

1983年，宋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丛刊上发表了《马克思的资本构成理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业失业问题的剖析》，这篇文章就收录在他自选的论文集《马克思经济理论再认识》中，不过文章的副标题改为“兼论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趋势”。记得当时一位曾在学报编辑部工作过的研究马克思哲学理论的硕士研究生问我：宋先生讨论马克思资本构成理论的文章最近在校园反响挺大，我也看了，但没搞清楚文章到底好在什么地方？我当时简单地给他讲，宋先生如何挖掘出马克思资本构成理论的隐含假设，再与马克思的结论联系起来，这样就会比较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理论。重点是隐含假设，而大多数人都忽略了这一点。他听后说：我没看懂，但听你一讲，大概明白了。

最近，我又反复读了那篇文章，仍然很有感触。即使是研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学问也有高低之分。从现代经济学研究角度看，宋先生那篇关于马克思资本构成理论的文章，既有简单的数量关系模型，也有依据这个数量关系进行的统计验证，是一篇有些“分析性马克思主义学派”色彩的文章。在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熟悉和接受马克思经济理论思想的人比较多，而能够理解和分析马克思经济理论结构的人则较少。像宋先生这样从数量关系或模型的角度去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少之又少。他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命题，拒绝那种写意式的概括。对检验理论命题所需要的统计数据或事实，也拒绝那种印象主义式的描述。他把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学问做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程度，应该与他早年留学剑桥大学、受过严格的西方经济学学术训练有关。

“远山，近山，一片青无间”

除写文章外，像其他教授一样，宋先生还授课、指导学生，但他所采取的方式，颇有些剑桥式教育的味道。据说，剑桥大学经济系培养研究生主要采取老师专门负责指导学生的方式，阅读经典是学习和掌握经济学理论的主要途径，而美国大学的经济系则是通过设置的课程来向学生传授知识。宋先生自己的说法可能更具体一些。他说，研究生教育以老师向学生布置阅读书目为主，间或去听系里老师的讲座。学生读书后需要写读书笔记或小论文，然后由老师批阅。有些读书笔记或小论文很多时候就成为一门课的试卷。这个传统被宋先生带到了国内，带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辽宁大学。宋先生要求我们几个研究生按照他开出的书单，在图书馆找出原版书，一本一本地阅读，然后写读书笔记。记得宋先生带凤林和我去学校图书馆的旧书库，告诉我们书单上的书都放置在什么地方。学校图书馆只有书单上的一部分，像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等。这些书大都是留学回国的人捐赠给学校图书馆的，书中内页常有个人签名。书单上的另一部分，我们是从宋先生个人藏书中借出来的，像罗宾逊的《增长理论论文集》等。因为原版书只有一本，无论是来自图书馆，还是宋先生个人，凤林和我就错开、交替地阅读，他先看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我就先看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宋先生准许我们每周三下午去他家，讨论读书时遇到的问题。如果他出门开会不在家，让我们随时把遇到的问题写个纸条透过门缝塞进去，以便他回来可以及时地了解我们读书遇到的问题。我最近把宋先生1980年代给我们开出的书单与特纳提到的1949—1975年剑桥大学经济学教学计划的阅读书单进行了比较，大有“远山，近山，一片青无间”之感。

（作者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