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小伙潜伏后官当太大，自己都有点慌，中央领导：大胆往上爬
导读：一个地下党员，到底潜伏得多么成功，才会让他的上线都不敢擅自安排他今后的工作？李时雨，他最终爬到了一个怎样的高位？他又利用这个位置，为我党，为抗战事业，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一天，地下党员李时雨让妻子孙静云代自己去跟上线何松亭（中国人民银行创始人之一，与李时雨单线联系，也是他把李时雨安排进日伪政府任职）汇报潜伏工作情况。
并让孙静云问问何松亭对他们今后的工作有什么安排。
孙静云找到何松亭后，先是汇报了在汪伪政府的工作情况，然后便询问何松亭对他们之后的工作有什么安排。
李时雨当时在汪伪政府身居高位，且深受汪伪政府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的倚重，潜伏得很是成功。靠着李时雨，我党搜集到了许多汪精卫卖国投敌的第一手情报，并获得了很多日寇和汪伪政府绝密情报，所以关于他今后工作安排，何松亭不敢擅自决定。
见李时雨问起今后工作安排，他告诉孙静云：“你应该直接去找根据地的部长级领导汇报。”
之后，在何松亭的安排下，孙静云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
在与许建国的谈话中，孙静云详细汇报了与丈夫李时雨在汪伪政府的工作，并说起了李时雨的很多困惑，诸如今后的工作安排，伪职越当越大的担忧等等。
许建国听后，对孙静云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告诉时雨，让他大胆往上爬，对伪组织不管它是什么部门，应广泛打入！”
数日后，回到南京的孙静云把这句话一字不漏地说给了李时雨听。
李时雨听后，压在心中的一块大石终于落下，他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拼尽全力坐上汪伪政府的高位，然后利用自己手中职权搜集汪伪与日寇绝密情报，为抗战事业做贡献。
一个地下党员，到底潜伏得多么成功，才会让他的上线都不敢擅自安排他今后的工作？
李时雨，他最终爬到了一个怎样的高位？
他又利用这个位置，为我党，为抗战事业，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图 |许建国
巧运电台智救同志
1949年4月29日，北京城。
此时，刚刚进入北京的刘少奇，紧握着一位仪表堂堂的青年人的手，动容地说道：
“我在中央北方局当书记和在新四军当政委时，经常得到你的重要情报。你一个人顶三个师，在敌人心脏整整战斗了18年，今日得以凯旋，我是个奇迹。”
这个被刘少奇盛赞“一个人顶三个师”的青年人，他就是李时雨。
1908年，李时雨出生在黑龙江省巴彦县万发镇宏新村雌凤岗屯一个大地主家庭。
他的祖父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良田千亩、家财万贯，因此从小便是衣食无忧，纵使当时已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但凭借着殷实的家庭，李家仍是吃喝不愁。
然而，生在这样的家庭，却并没有磨灭李时雨的意志，他没有变成一个纨绔子弟，他很善良，看着劳苦大众被地主豪强欺压、剥削，被地主豪强弄得穷困潦倒，甚至是家破人亡，他充满着恨意，也时刻想要改变这一局面，让劳苦大众过上没有剥削和欺压的幸福生活。
为了完成这个梦想，李时雨更加努力地学习，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改变中国。
1926年3月，18岁的李时雨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黑龙江省最好的中学之一——省立齐齐哈尔第一中学。
1930年，李时雨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
也就是在这里，他改变了用知识改变中国的想法。
受地下党员林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的影响，李时雨明白了现在能改变中国，能带领中国走向复兴，能让中国劳苦大众过上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幸福生活的，只有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
自此，他开始心向中国共产党。
一年后，也就是1931年6月，李时雨在林枫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了地下特工的传奇生涯。
“九一八事变”后，林枫和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张甲洲找到了李时雨，告知党组织想派他打入到东北军内部的决定。
对于党组织交代的任务，李时雨没有任何犹豫，更没有一丝退缩，当即表示无条件服从党组织的安排。
之后，为了打入东北军内部，李时雨找到了此时在张学良公馆警卫室担任主任的昔日同乡好友张学孟。在他的举荐下，李时雨来到西安进入西北“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
图 |林枫
到西安后，借助张学孟同乡好友身份，李时雨得以可以经常并毫无阻拦地随时进入张公馆。
利用这个机会，李时雨想尽办法与张公馆的卫士们交好，交好后便利用和卫士们闲聊的时候，有意无意向他们宣传我党提出的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抗战的主张，从而找机会将他们拉入到我党的抗日阵营。
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民族危亡，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毅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而在其中，李时雨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受党组织委派，李时雨离开东北军，前往天津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当时，李时雨在天津的直接领导就是时任中共地下天津市委委员何松亭。
在何松亭的安排下，李时雨借着北京大学法学院高材生的身份，成功进入日伪天津高等法院任职，以高等法院检察官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为我党搜集平津一带的情报。
为了李时雨能成功在天津高等法院站稳脚跟，我党没有第一时间给他安排任务，唯一的任务就是隐藏好自己，并尽快掌握高等法院内部的人事、关系网等情报，方便进行今后的工作。
不得不说，李时雨真的很适合特工这个工作，短短月余，他不但成功潜伏了下来，还迅速在高等法院站稳脚跟，与院内一些重要人物搞好了关系，简单一句话就是“混得很开”。
二个多月后，党组织见李时雨已经在天津高等法院站稳了脚跟，遂开始向他下达任务。
何松亭给李时雨下达了两项任务：
一、搞到一部电台并运往北平；二、将共产党员冯骥营救出狱。
这两项任务无论是哪项都是十分艰巨的，稍有不慎，不但有暴露的风险，甚至还有牺牲的危险，因此何松亭在下达任务后，特意嘱咐李时雨一定要谨慎从事，切不可暴露自己。
任务虽艰巨，但李时雨却没有退缩，更不惧怕，毫无犹豫接下了这两项异常艰巨的任务。
当时，作为通讯工具的电台是重要的军事禁物，别说是一套电台，就连电台的那些配件，寻常人都不一定能弄得到，日寇在天津对电台及电台配件管控很是严格，就算是买跟电台有关的配件，只要被他们知道，都会直接将其下狱，然后审讯一番。
李时雨虽然在天津已颇有些地位，也有一些人脉，但要想直接弄一部电台，还是有些困难，若不顾一切倒是有可能弄得到，可这么做暴露的几率太大，实在太过危险。
因此，以当时的情况，要想弄到一部电台，只能去买配件，然后自行组装。
因为电台在当时是军事禁物，所以天津能买到电台配件的地方很少，只能去一些外国人开设的电料行才能买到，且不能一次性购买，这样很容易被人怀疑，甚至有可能直接暴露身份。
为了能顺利买到电台配件，李时雨自学跟电台有关的书籍，弄清组装电台所需的全部配件，之后便分好几次从好几个外国人开设电料行购买电台配件。
半个月后，李时雨将电台配件全部买齐，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其全部运出天津，送往北平。
与购买电台配件相比，将其运出天津的这个任务更加艰难。
当时，李时雨住在英租界达文里路，日寇虽然不敢进驻这里，但是在英租界连接市区的路口，设立了日夜值岗的检查站，而要想离开天津，就肯定得经过这个检查站。
因此，如何通过这个检查站，是能否成功将电台配件运出天津最重要的一环，只要能通过日寇检查站，电台配件基本上就能被顺利送到北平，然后在那里将这些配件组装成一部电台。
经过深思熟悉，李时雨决定利用日伪天津高等法院院长菲尔特的车来通过日寇检查站。
作为高等法院院长，他在日寇那里还是有些地位的，日寇多数是不敢搜他的车的，所以通过菲尔特的车把电台配件运出天津，并送往北平，这无疑是最有可能成功的做法。
之后，为了能借到菲尔特的车，他拿着一份丰厚的礼品来到菲尔特的家，以妻子孙静云来天津为由，希望能借用菲尔特的车去车站接妻子。
菲尔特当然不知道李时雨借车的真实目的，只是认为李时雨想要炫耀一番而已，加之他对李时雨也很是器重，所以没有多想，就答应把自己的车借给李时雨开。
就这样，李时雨最终顺利将电台配件送往北平，圆满完成任务。
顺利送出电台后，接下来就是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冯骥。
当时，作为高等法院检察官的李时雨，他是有权检查、抽调各庭书记员保管的案卷，而案卷就是法官定罪的依据，也就是说只要案卷丢失，冯骥就定不了罪，在庭上随时都可以翻供。
一日，李时雨就来到主管冯骥案的刑庭，想着用什么办法能拿走有关冯骥案的案卷，恰好此时主管案卷的康书记员外出公开，于是他就把冯骥的案卷全部抽出，神不知鬼不觉地装入皮包带走。
为摆脱自身嫌疑，几天后，李时雨再次来到刑庭，以冯骥案即将开庭为由，向康书记员要求检查冯骥案卷，结果显而易见，康书记员当然找不到有关冯骥的案卷。
见找不到冯骥案的案卷，康书记员自然十分慌乱，赶忙找到李时雨，吞吞吐吐地说案卷找不到了，并询问他该怎么办。
李时雨自然知道案卷是怎么不见的，但还是装作很生气的模样，责备了他一番，然后故意提醒说：“是不是上次给炸掉了（日寇在进攻天津时，天津高等法院曾经被日寇炸过一次）？”康书记员一听，就算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也顺势承认，借此摆脱惩罚。
接着，李时雨又以检查的名义来到关押冯骥的监狱，找了一个机会把让他改口供的纸条塞给了冯骥。再之后，他又找到主管冯骥案的法官，打招呼说：“有个叫冯骥的青年嫌疑犯，他是我一个朋友的亲戚，他是被人诬陷入狱的，到时候你关照一下。”
一切安排妥当后，剩下的事情自然就是水到渠成的。
法庭开庭后，冯骥当庭翻供叫冤，说是与人打架，被仇家诬陷的，自己根本没有罪。主审的法官早已被李时雨打过招呼，加之冯骥案的案卷早已丢失，最终冯骥被营救出狱。
汪伪政府中的最大内线
1939年8月，汪精卫这个大汉奸与日寇勾结，策划建立伪政权。
为了让自己的这个伪政权得到认可，汪精卫就想着在上海召开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然后在这个“代表大会”上通过建立伪政权的决议。
然当时没有多少人愿意跟着汪精卫做汉奸，所以他一时半会也找不到那么多“代表”开会。
为了能让这个所谓的代表大会也顺利召开，汪精卫遂派遣人员到全国各地网罗代表，说白了就是想找人凑数，还想凑数的人多少要有点身份。
此时，国民党元老朱晶华被汪精卫派到天津搜罗代表。
朱晶华到天津后，巧遇了曾是东北抗日联军驻津代表的地下党员孟幻飞。
朱晶华对天津不太熟悉，见到孟幻飞后，就想着找他帮忙，请他帮忙介绍几个在天津有些地位的人，并把自己来天津的真实意图告知他。
孟幻飞得知朱晶华的意图后，心中便想到这是一个打入汪伪政府内部，搜集汪伪政府卖国投敌证据的好机会，便答应他一定会帮忙介绍几个适合的人选。
与朱晶华分开后，孟幻飞立刻找到了何松亭，向他详细汇报了这件事，何松亭也觉得这是打入汪伪政府内部的绝好机会。
之后，经过慎重考虑，何松亭觉得派李时雨加入汪伪政府内部最为合适，李时雨既有能力，做事又冷静、果断，且也满足朱晶华的要求，所以让李时雨打入汪伪政府内部无疑最合适。
在孟幻飞的介绍下，朱晶华与李时雨见了面。
见面后，朱晶华对李时雨相当满意，果断提出希望他能去上海参加汪精卫召开的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免朱晶华起疑，李时雨没有立刻答应，而是到第二天才答复他：
“我愿意当代表，为汪先生效劳！”
就这样，李时雨悄无声息地打入汪伪政府内部。
1939年8月27日，汪伪“六大”在上海召开，李时雨以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
会上，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们通过了各项卖国投敌的一系列决定，李时雨全程详细记录了会议内部。
回到天津后，李时雨立即向华北局汇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为党中央提供了汪伪政府卖国投敌的第一手情报。
上海一行，李时雨除获得了汪伪政府卖国投敌的第一手情报外，还有一个更大的收获，那就是进入汪精卫这个大汉奸的视野中，
会议期间，汪精卫对李时雨的表现颇为欣赏，后来又得知李时雨是天津高等法院的检察官，颇有才干，于是在之后将其召到上海，任命他为“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委”。
李时雨参加伪政府的代表大会，其目的就是想打入汪伪政府内部，从而能更加方便搜集汪伪政府卖国投敌的第一手情报，因此当汪精卫亲自见他并任命他伪职，李时雨自然不会拒绝。
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在汪精卫授意下，李时雨成为汪伪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当时，执掌汪伪立法院的，就是汪伪政府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
陈公博对李时雨十分看重，作为北大法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又当过检察官，李时雨替陈公博解决了很多个难题，因此陈公博逐渐将其倚为亲信。
借着汪精卫、陈公博的看重，李时雨得以掌握了许多汪伪政府卖国投敌的第一手情报，包括会见日寇哪个高层、日寇怎样帮助汪精卫建立伪政府等等。
之后，李时雨就借着休假，把情报汇报给党组织。
与此同时，为达到长期隐蔽、防敌生疑的目的，李时雨的妻子，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孙静云来到南京，以行医为掩护，并待在李时雨的身边，协助传递情报。
一刻开始，李时雨和孙静云夫妇携手共进，舍生忘死，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
后来，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因为汪精卫、陈公博的重视，李时雨在汪伪政府的地位越来越高，伪职也越做越大，此时便也有些慌了起来，不知接下来该如何展开工作。
在许建国“大胆往上爬”的鼓励下，李时雨开始彻底放开手脚。
在陈公博的重用下，李时雨兼任过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和军法处长、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办公厅第四处处长、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等职。
期间，李时雨借着手中的职权，将多名地下党员安排进汪伪政府任职，并将搜集到汪伪政府卖国投敌的第一手情报悉数向党组织汇报，而我党则根据斗争的需要，适时将这些情报加以揭露、公布，予以汪伪政府沉重打击。
除此，当时日寇和汪伪政府经常联合对我党抗日根据地发起“扫荡”，而此时因为有李时雨的存在，我党总能及时且提前获知日寇和伪军的“扫荡”计划。
如此，每当得知日伪军将派遣主力部队对我党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我军就会提前转移；而当得知是日伪军小规模部队来进行“扫荡”时，我军就会提前在敌人经过的地方设下口袋阵，打敌人个措手不及。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时雨又成功打入军统内部，继续为我党搜集国民党反动派的情报，并在解放战争中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
新中国成立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立下不朽功绩的李时雨受到了党中央的重用，先后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及统战部门任职。
1982年离休前，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
80年代初，以李时雨为原型拍摄的《敌营十八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之后，在种种往事都被解密后，李时雨也得到了一个响亮的称号——窃听器。
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病逝，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