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潜伏敌营15载，从高材生干到军统少将，戴笠至死不知其真实身份
导读：纵观李时雨这一生，辗转多地敌营，在敌军心脏潜伏十五年之久，从事危险重重的谍报工作，仍是游刃有余，次次化险为夷，最终凯旋归来，不得不称之为奇迹。他身上的敌方军服换了又换，但唯一不变的是内心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信仰。
1949年渡江战役胜利，诸般事定，国民党政府彻底覆灭，中国革命事业就要迎来全盘胜利的曙光。在渡江战役打响前，有一个人刚从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中被保释出来，继续投入到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中。直到4月，一切安排妥当后，这才全身而退。
同年4月的一天，身着一身军统少将军装的他，乘坐飞机从香港飞至北京，在机场警备部队诧异的眼光中，直直往中南海方向去。要知道军统是国民党政府的调查统计局，简而言之就是特务机关，从事军事谍报和情报暗杀等工作。
在解放战争时期，暗杀了我党大量的革命志士，凶名远扬。即便是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仍有一部分军统特务留在大陆进行暗杀和破坏活动，给新中国成立添了不少乱子。
这样一个敌方特务机关的少将，居然明目张胆来到了北京，长驱直入走进了中南海。大家一下子就想明白了，这是中共的红色特工，此行是来见毛主席的。
图|李时雨
大家猜得没错，他就是我党著名谍战之王、传奇特工——李时雨。没过一会儿，李时雨就换上了一身人民解放军的军装。这是他第一次穿上这身军装，也是他期待已久的时刻。在众目睽睽下，他终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光明正大地站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在双清别墅等候多时的毛主席，终于见到了传闻中的李时雨，上前紧紧握住了他的双手，万分感慨地说道：“从抗日开始，就经常收到你的重要情报。李时雨同志，你在敌人心脏潜伏了十几年，今日得以凯旋归来，我看是一个奇迹！”
毛主席的话没有丝毫夸张，纵观李时雨这一生，辗转多地敌营，在敌军心脏潜伏十五年之久，从事危险重重的谍报工作，仍是游刃有余，次次化险为夷，最终凯旋归来，不得不称之为奇迹。他身上的敌方军服换了又换，但唯一不变的是内心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信仰。
李时雨本是一个高材生，知识渊博，记忆力过人，学习能力超强，自从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就开始了自己长达十五年的敌营潜伏工作。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以来，李时雨的潜伏生涯就正式开始了。
他先是潜伏在张学良的东北军中，宣传联合抗日主张；随后潜入天津的日伪政府传送情报，运送电台组件、营救关押同志；之后又到汪伪政府当起了“汉奸”，获取汪精卫手下头号人物陈公博的信任，获得许多战略情报，最后又打入军统内部，当起了军统少将，深得军统头子戴笠的赏识，收集大量重要情报，直到戴笠飞机失事前，仍对他深信不疑。
他这一路的潜伏工作，也不是没有遭遇过危及生命的时刻。加入军统后的李时雨，遭到了军统特务们的怀疑，在对他十分信任的戴笠死后，他就被关进了监狱。整整三个多月的严刑逼供，李时雨愣是没有露出一丝破绽。在党组织的暗中周旋下，没有确凿证据的军统特务只能开庭会审，判了他七年多的有期徒刑。
图|戴笠
后在党中央的积极救援下，李时雨在上海解放前夕，从提篮桥监狱中释放出来，最终平安归来。身处龙潭虎穴15载，从一名高材生成长为传奇特工，李时雨所经历的种种，简直比谍战大剧还要精彩，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李时雨，感受他潜伏生涯中惊心动魄的每一刻：
1908年，李时雨出生在黑龙江巴彦的一个小山村里。他从小聪明伶俐，却不顽皮贪玩，平日里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看书，时常捧着四大名著看得津津有味。
在四大名著中，他最爱读的就是《水浒传》。对里面的绿林好汉，英雄故事着了迷，尤其是推崇嫉恶如仇、救人于水火之中的“及时雨”宋江。
李亭芳是他本来的名字，可李时雨总嫌弃这名字过于附庸风雅，于是在好友孔繁文的建议下，干脆就改名为李时雨。因为李时雨父母思想观念迂腐落后，家里支持李时雨读书的只有祖父。而当李时雨以优异成绩考入二中读了半年后，祖父离世，父母就不愿供他求学了。
李时雨并没有因此放弃，辍学后他一边在私塾里继续学习，一边请求帮助说服父母供他升学。在村里乡绅的帮忙下，父母同意他继续求学。1924年，李时雨和乡绅之子张学孟一起到县城求学，考入了齐齐哈尔省立一中。
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就此揭开序幕，众多爱国青年学生和工人纷纷挂起反抗日本资本家的横幅，走上街头，进行爱国主义游行示威运动。
在省城读书的李时雨听闻此事，亦是义愤填膺，燃起了心中的爱国热血。为声援上海的“五卅运动”，他积极组织沪案后援会，带领后援会的进步学生，在街道上开展爱国演说和游行示威活动，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
经过此事后，李时雨真正认识到了北洋政府的软弱无能，亲眼目睹了国家受帝国主义欺压的状况，而国家的贫苦百姓也处于水深火热的状况之中。心怀天下，立志像“及时雨”宋江一样，救人于水火之中的李时雨，由此坚定了自己救亡图存的革命信念。
1926年，李时雨与张敬载作伴，来到天津寻求新的求学之路。他们勤学苦读，同时考入了天津南开中学。
图|林枫
在南开中学，李时雨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林枫，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思想，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和革命理论期刊杂志，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毕业后，李时雨被北京法政大学录取，是名副其实的高材生。起初李时雨埋头苦读，没有加入任何政治组织。
1931年，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华战争就此展开，东北很快沦陷。深感国家危机的李时雨，认为无产阶级的道路才是救国救民的唯一道路。于是，他开始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斗争活动，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
李时雨以北平爱国学生之名，南下示威。他担任北大法学院的学生代表，请求南京国民政府出兵抗日。他还跟随北平进步学生团体，参加了卧轨斗争，在南京指挥学生游行示威。同年，李时雨加入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
1933年4月，在地下党组织的请示下，党中央决定通过组织李大钊同志的葬礼，掀起一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无故杀害爱国革命志士的活动。李时雨受命扮成李大钊的晚辈，跟随送殡队伍，担任护灵任务。
4月23日这天，李大钊的出殡仪式满城皆知，在送葬过程中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阻拦，李时雨带领隐藏在其中的革命群众，一路护送至万安公墓，完成了护灵任务。
图|李大钊
同年4月，李时雨与孙静云完婚。孙静云与李时雨志同道合，有着同样的革命信仰，是彼此的亲密战友，在接下来的地下党潜伏工作中，孙静云帮了李时雨不少忙。
鉴于李时雨出色的潜伏能力和超群的记忆力，在他毕业后，党组织决定派他去西安，打入东北军，去西北“剿总”，在东北军中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思想主张。
李时雨的老家就在东北，在东北有一些人脉关系，于是他找到了同学张学孟，此时他在张学良身边担任警卫工作。靠着老同学的帮忙，李时雨成功进入东北军内部，之后还担任中尉办事员。在东北潜伏的日子里，他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激发了东北官兵抗日救国的志气。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李时雨身临其境。张学良当日扣留蒋介石，以此劝谏他接受抗日主张，东北军上层对何去何从问题也争持不下。最终东北军改组，事变和平解决。
可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就被问罪扣押了。在蒋介石的蓄意瓦解下，群龙无首的东北军分崩离析，局势变得十分混乱。李时雨意识到已经无法再继续做东北军的工作了，就决定去北平联络党组织再作打算。
不料，他与妻子孙静云刚抵达天津，日军就发动了七七事变，加快了对华侵略。抗战全面爆发，华北的抗日局势变得十分危急。
经东北军老相识安排，李时雨与天津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何松亭见面，顺利找到了党组织，接受了上级交代的任务：留在天津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在党的指示下，李时雨找到了当时在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里担任总务科长的老“朋友”吴光弼，便托他找工作。凭借李时雨优质的学历和阅历，他进入了天津高等法院担任检察官。
李时雨为人谦逊，对那些伪政权的高官们假意奉承，将人际关系处理得井井有条，并且他学识渊博，与日本人沟通无障碍，在做检察官期间也得到了日本人的器重。于是日本特务机关特意发给他一张“派司”，这代表李时雨可以自由出入一些重要场合，这张证书也给李时雨的潜伏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图|李时雨
在伪政权打好根基后，李时雨便顶着“汉奸”的帽子，出色完成了上级交代的任务，为我党传递了很多有用的情报。这天，何松亭告诉李时雨党组织交给他两个艰难的任务：一是从租界往外运送电台机件，二是营救我党人员冯骥出狱。
电台大家都很清楚，是战场上重要传送情报的工具，作为重要军事物资被严加管控。要从租界突破日伪军的筛查，运到党组织交代的指定地点，可谓比登天还难。李时雨住在英租界，且有日军派发的通行证，进出租界会较为便利，是负责运送电台的最佳人选。
经过考虑，李时雨决定分批运送，党组织的相关人员先将两箱电台机件秘密送到了他家。起初，李时雨想让妻子孙静云扮作新娘，采用春节新婚夫妇回家探亲的方法，把箱子带出去。
但是考虑到租界出口处把守的日本军警异常凶狠，时常打死过往不明身份的中国人，为安全护送电台，也为了保障妻子的安全，李时雨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再三考虑下，他决定孤身运送，借职务之便向伪法院借了辆汽车，自己开车将两箱电台机件运送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在成功运送一次后，何松亭很快就把剩余一箱电台部件也送到了李时雨家中，这次运送就无法故技重施了。无法要到汽车，电台又要得急，李时雨决定再次孤身冒险运送。
一天凌晨，李时雨坐着一辆三轮车，带着最后一箱电台零件，运到租界出口“法国桥”边。没有伪法院的车，日本军警果然来找事了，拦下三轮车，大声呵斥，三轮车不能过桥。
李时雨早有预料，镇定自若下了车，一手提着箱子，一手拿着“派司”，神色轻松地夹杂在人群中，混过了军警的检查，把箱子安全运送到法院办公室。出了租界，将这三个箱子运到党组织指定的地点就顺利多了。
日军在七七事变后，攻占我国华北大片土地，潜伏在北方还没来得及撤离的我党人员，大多数被抓进了监狱。在日伪统治区，但凡沾上共产党的嫌疑，即便没有确切证据，还是难逃死刑。因此营救冯骥异常凶险，如果失败，不仅冯骥同志会被立即枪决，李时雨也会因此暴露。
图|七七事变
当时，何松亭只告诉李时雨冯骥的身份，以及在天津高等法院审理中的案子，别的一概不知。面对如此少的信息，李时雨也没有因此退却，而是冷静地分析，采取最为妥当的方法。
想要救出冯骥，必定要先打听出足够的情报。李时雨先是有意无意地关注这件案子，探查到冯骥的案子是由一位姓康的书记官审理。此时已是法院书记官长的李时雨，恰好有检查书记官工作的权力。
在康书记官不注意时，他迅速把冯骥的全部卷宗装进皮包，带回家中烧毁。后来，康书记官在整理案宗时发现关于冯骥的案宗全部不见了，顿时惊慌失措，连忙向李时雨报告。李时雨佯装大怒，对他斥责一番。随后又“心怀好意”地为他想出了一个掩饰的办法，让他向上级汇报时，就说这个案卷在日军轰炸时期被炸毁了，并保证自己会为他保守秘密。
康书记官听后，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于是就按李时雨所说去做，果然没有受到责罚，他也因此对李时雨感恩戴德。有了康书记官这个人情，李时雨进出看守所就容易多了。在他的帮忙下，李时雨甚至还单独见到了冯骥。
李时雨见到冯骥后，假意审问了几句，趁着四下无人的功夫，悄悄对他说：“我已经烧毁了你的案卷，只是登记本上有你共产党的嫌疑，在审讯时你只需咬死自己是与人打架，遭仇家报复才入了狱，根本不是共产党，如此便可翻案。”
在与冯骥交代好后，李时雨又在审判长、陪审团等相关人员之间周旋，将冯骥说成自己朋友的一个亲戚，希望他们能多加照顾，并且帮忙催促案子开审。最终，在李时雨各方面的努力下，冯骥被判无罪释放，他出色地完成了营救任务。
1939年，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甘愿与日本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建立了汪伪国民政府，还在上海准备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叛国求荣的行为已为全国人民所不齿，这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更是一个笑话。无奈之下，汪精卫只能四处派人网罗出席代表。
图|汪精卫
此时，朱晶华就接收到了汪精卫这个任务，于是他来到天津，通过熟人找到了李时雨，想让他伪装成国民党的北方代表，出席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时雨立马向党组织请示，上级给出的回应是参加会议，探听情报。在这场虚假会议上，他认真记录，将材料整理后，迅速将汪伪政府的第一手重要情报传达党中央。以此为契机，李时雨自此开始接近汪伪集团，很快就获得了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陈公博的信任。
为了更好汇报情报，他把妻子孙静云留在北平，时常以探亲为由，向她传递情报。孙静云也因此担任起情报交通工作，往返于天津、南京两地，向我党传送了许多敌伪政府重要情报。
1944年，汪精卫赴日本治病无果病死后，陈公博在南京伪政府担任代理主席。深得陈公博信任的李时雨被点名留在上海，继续担任上海警察局司法处处长。
1945年，全面抗战即将胜利，中共中央决定联合华中局，在上海举行武装起义，与新四军里应外合解放上海。在警署工作的李时雨，因此接到了上级组织派发给他策反军警的任务。
在成功策反上海军警后，李时雨曾经的律师朋友余祥琴找上了门，想拉拢他加入军统。在党组织的指示下，李时雨顺势而为，加入了军统并成为了军统少将。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中潜伏，危险性大大提升，李时雨凭借多年潜伏的反侦察能力与强硬的心理素质，屡次洗清怀疑，还得到了军统头子戴笠的信任。
李时雨潜伏在敌人重要位置，搜集军统内部的重要文件以及被军统迫害的共产党员名单，及时传送给党中央，使我党许多地下党员得以脱离险境。暗中做这些事情十分凶险，遭到特务试探是常有的事。
图|戴笠
军统特务特意向戴笠上书，点明李时雨可能是共产党，但戴笠却不假思索地说道：“这不可能。”有了戴笠的保证，军统里那些对他看不顺眼的特务，也不敢拿他怎么样。1946年3月，戴笠乘坐的飞机失事，因此丧命，至死也不知道李时雨的真实身份。
戴笠死后，军统特务立即逮捕李时雨。当时地下党同志已经接收到李时雨可能会被逮捕的情报，紧急通知李时雨撤退。在乘坐飞机离开上海的前一夜，李时雨还是被抓进了监狱。
在监狱中，军统特务对他百般逼供，用尽了各种酷刑，逼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在关押三个月后，李时雨依旧不松口，隐藏自己的身份。由于没有侦探出李时雨的“异党”行为，再加之地下党同志和军统内“朋友”们的协助，李时雨被判处七年半的有期徒刑。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不断推进，迫于压力，国民党特务不得不释放一批监狱牢犯，李时雨也在其中。在获得释放后，李时雨仍然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来往于上海各界。虽然他工作上有不小的进展，但同时也再次引起了军统特务的注意。
为了李时雨的生命安全，党组织决定让他和妻子孙静云撤出上海，飞往香港。到达香港后，李时雨接收了最后一份情报资料，飞往了北平，当面交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手中，彻底结束了自己的潜伏生涯。
图|童小鹏老年
谨以此文，向所有在隐蔽战线上奋斗的无名英雄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