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让中国回归“常识”
导读：回顾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作为，更多的时候，是使这个党以及这个国家能够“正常”起来。
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为副主席。胡耀邦在会后跟中央委员们谈话时说，“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
1980年，初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权力顶峰，他被邓小平和叶剑英提议，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以接替时任主席华国锋。
经过十几次的拒绝后，胡耀邦最终接受了这一职务，但有一个条件：“这个主席，只能当到十二大召开，作为一种过渡。如果要继续干下去，要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
从“文革”中走过来的胡耀邦，希望中国今后能避免类似的灾难。“集体领导”，是他所支持的，另外还有“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在女儿满妹的回忆中，胡耀邦曾经打算“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
回顾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作为，更多的时候，是使这个党以及这个国家能够“正常”起来。他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希望能改变中国不正常的“运动整人”的政治逻辑并破除“思想迷信”和“个人崇拜”，这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而他此后对改革的种种观点，更多的是尊重常识，从人出发，回归正常。
▲ 1986年2月7日，胡耀邦（中）在云南省罗平县长底乡参加当地群众举行的春节联欢会
解放思想，解放人：
到中组部上任，有人放了鞭炮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职务，不过要胡耀邦复出的叶剑英说，“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此时的中国正笼罩在一片混沌之中，“四人帮”被打倒了，不过政策并未为之一变。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以维护毛泽东的权威。这年初夏，胡耀邦对朋友说，诸如“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话，禁锢了民族的创造力。
混沌中才有缝隙，这个缝隙被胡耀邦抓住了。
此后的过程在日后被反复追忆：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率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发表此文。
胡耀邦是有准备的，《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是此时已为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调任过去的杨西光。胡耀邦为了避开因审稿带来的阻碍，还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此文。
反应比胡耀邦预料的更要激烈，有人说这是公然提倡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是“砍旗”。有人给胡耀邦带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胡耀邦当场反驳说，“理论问题要勇敢。”
思想解放者等到了期待已久的讨论，另一些人则被彻底激怒，争论最终演变成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地方上纷纷表态，不过是站在胡耀邦的一边。
叶剑英和邓小平也表态支持，精神“枷锁”打开了，最重要的是，它破除了“思想迷信”：如果“文革”是错的，那么改弦易张就是必然。
胡耀邦并未停歇，他正忙于打破另一个“枷锁”，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
胡耀邦到中组部上任时有人放了鞭炮，这自然是一种“有声”的鼓励，因为胡耀邦确实太难了。当时中组部的统计说，全国脱产干部有1700万，因为政治运动的“无情打击”，立案受审查的约17%。
胡耀邦说，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改正过来。有人说，那毛主席批的案子呢？胡耀邦回答，只要证明是错的，都应该平反。
到1984年底，中国最终平反纠正了300万干部的冤假错案。
胡耀邦同时“改正”了“反右”运动中的55万“右派分子”。有人说改正得太多了，胡耀邦回答，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多？
人们日后评价胡耀邦的上述两个举动：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对胡耀邦来说，他所做的，是让这个国家的人们能正常地思考，且不会因此被冤案所系。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终汇成了改革的洪流。
▲ 1986年2月8日，胡耀邦（中）在贵州兴义市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吃团圆饭
政治生活正常化：
“党内不许残酷斗争”
和邓小平一样，胡耀邦同样是桥牌高手，而且叫牌积极，从不犹豫，这与他的处事风格类似：敏捷，明快。
此前的1980年，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就在思考如何避免“文革”这样的灾难，“这就要从我们党和国家的制度上想办法……尽可能堵塞漏洞。”
他决心建立一套完整的党内生活制度，防止正常的党内意见分歧演变成不正常的党内政治斗争。这年11月，他作了《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报告，对个人崇拜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在当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毛主席的功绩要讲透，错误也要说透。”
1981年的春天，在胡耀邦的推动下，《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正式公布，重点在于“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
《若干准则》中一些针对“文革”流弊的条文在现在看起来依然“触目惊心”：“党内斗争，不许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更不等于反党。”
然而这还不够，另外紧迫的是，如何实现正常“交接班”的问题。胡耀邦的目光放在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加紧选拔年轻干部上。这也是邓小平的主张，在1979年，邓小平便说，“老同志要让，要认真地选接班人”。胡耀邦坚决地支持了他。
胡耀邦说，中央书记处的11个书记加起来718岁，岁数太大了。他还说，“干国家主席干一辈子，干到最后一口气，怎么能不产生个人崇拜……”
这一年的中共十二大，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被明确地写入党章。兴奋的胡耀邦准备自己去实践它，“十二大一散会，他就跟我说，十三大后，他就退下来。”胡耀邦生前的秘书李汉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也是在这次党代会上，中共有步骤地实现了高级干部的新老交替。在当时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12人年龄在55岁以下，其中有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尉健行、罗干等等；而最年轻的胡锦涛，只有39岁。
胡耀邦想让老人们放心，在十二大结束的当天，39位年轻的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们被特意安排和邓小平、陈云等元老见面。胡耀邦在旁边鼓励说，“胆子大一点，站到前面来。”
▲ 1986年2月胡耀邦（前左）在贵州考察时与群众交谈，后排中为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
“左、右”周旋：
推动小平视察特区
1979年，安徽搞“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当时主政安徽的万里压力颇大，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说，“要吃米，找万里”，以此作为支持。1980年2月，中央书记处重新成立，在酝酿人选时，胡耀邦推荐了万里，他说，“让他来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历程，胡耀邦以总书记的身份将党内外的改革意志变成行动并不断促进，他也对地方的改革派给以中央的支持。这份承“上”启“下”、“左”“右”周旋之功，实属难得。
此前的1978年11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份“讨论试行”的文件说，要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责任制。
“几个月后的1979年，胡耀邦表态说，既然文件是‘草案’又‘试行’，那么就可以在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情况下，‘允许有所突破’，这实际上是在鼓励‘包产到户’。”胡耀邦曾经的秘书高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其时胡耀邦到江西考察，见到当地一位因为搞“包产到户”而受批判的地委书记，对方汇报说，当地的自留地有20%，胡耀邦笑说：“不多嘛。”三个字，态度鲜明。
胡耀邦对当时主政广东的任仲夷、主政福建的项南等地方上的改革干将，亦是不遗余力的支持。1984年之前，关于特区的批评甚嚣尘上，有人说特区是“租界”，胡耀邦回应说，“主权在我，怎么是租界呢？”
“后来耀邦对王震说，是不是陪小平去深圳转转？”胡耀邦生前的秘书李汉平说，胡耀邦想以此来促进小平及早表态。1984年初，小平“南巡”视察了几个经济特区，回京后邓小平评价说，“特区是窗口”。
1983年1月，胡耀邦说，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胡耀邦的讲话实际上是包含着邓小平之前和胡耀邦谈话的思想，想将改革从农村引入城市。然而有人说，这和十二大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不符，“全面改革”由此搁浅。
直到一年多之后，胡耀邦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改革”再度开始。上述《决定》最大的进步是，承认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一举突破了此前“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观点。
邓小平在中顾委会议上高度评价这一《决定》，说现在的中央“是个成熟的中央，各种问题处理得比较妥善”，这无疑是对胡耀邦的肯定。
“邓小平当时对胡耀邦说，‘现在有人跟你配合得并不好。’另外，胡耀邦经常不拿稿子讲话，有人便在背后非议他，小平也对他说：‘你是总书记，言多必失。要少讲。’”李汉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小平是在帮他树立威信。”
那几年，身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奔波，他跑了1600多个县。在身边人看来，胡耀邦的喜怒都在脸上，如果当地生活落后，胡耀邦总是不开心。而在云南迪庆，胡耀邦看到当地农民生活不错，高兴地抱起身边的孩子，喊秘书说，“有什么吃的，给孩子拿点来！”
▲ 1983年，胡耀邦在广东考察时与儿童交谈
尊重人的需求：
带头穿西装唱流行歌曲
“文革”前，胡耀邦在陕西任省委书记，他在大学里讲话说，“男女关系问题怎么能是阶级斗争呢？男女就是有关系啊，我们反对的是生活腐化堕落。”
终其一生，胡耀邦都在努力让自己尊重常识以及常识下的规律，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改革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初，很多地方还在“以粮为纲”，而江西赣南都是丘陵地带，种粮食收的没有种子多，胡耀邦说，种柑橘吧，退田还林。他视察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当地有大量外地人口流入，被称为“盲流”，有人主张“清走”，胡耀邦回应说，人口流动是正常的，堵也堵不住。
在胡耀邦看来，一个社会，应允许正常的人的需求，比如生活的多样性，比如对美好和快乐的追求。
1978年12月，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他说，文学艺术是精神生产，不能统得太死，“我们的生活、事业是无比丰富多彩的，为什么要限制只能写这样，不能写那样呢？”
1980年的剧本创作会上，胡耀邦甚至在讲话时激动地站起来，“坚决不允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位至总书记后，胡耀邦曾专门表态说，“我们要适应现代化生产的发展”，他说，“在生活方式上不要怕改革。”
其时人们对穿着和发式还很敏感，曾经出现过纠察队员满大街剪喇叭裤的情况。满妹回忆说，自己的二嫂烫了头发，回家吃饭时问：“头发理得好不好？”全家都愣了一下，只有胡耀邦回答说：“可以嘛。”
“他提倡女孩子化妆，穿裙子。”胡耀邦的秘书李汉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为了做表率，胡耀邦带头穿西装。
当流行歌曲刚在内地流传时，有人颇有微词，就像率先穿西装一样，胡耀邦又在中央率先表态，“什么叫‘流行歌曲’？我看概念有问题……是歌曲就要流行，在群众中能流行说明群众喜欢。”他在火车上把当时的流行歌曲《我的中国心》的歌词抄下来，回家教自己的孙子孙女们唱。
1983年，中国曾开展了短暂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当时女孩子穿高跟鞋也是‘精神污染’，有人发现了一张袒胸露背的照片，后来发现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的照片。”胡耀邦曾经的秘书高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胡耀邦听闻后说，“清除精神污染”不能把美化生活给搞掉了。
胡耀邦召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人谈话，要求“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节假日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多年后，这些都已经变成中国最正常不过的认识。
胡耀邦对知识分子也有着发自内心的尊重。1981年，他给一位诗人回信说，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中，将不再提“思想改造”的口号。几年后，胡耀邦参观长沙岳麓书院，题词时，有人提议写“千年学府”，胡耀邦沉吟片刻说，还是写“尊重知识”吧。
人们还记得在那个乍暖还寒的1975年，在中科院纪念长征40周年大会上，其时正主持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说：“我们再干一件大事，进行新的长征，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
胡耀邦和大家相约25年后再次聚会，“假如我能挣扎着活到那一天，我没有别的什么请求，就有一条，我来坐在一个角落里，只要给我那么一两支烟，就可以了。我想那个时候，坐在台上的是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我向他们表示祝贺……”
(本文作者采访了胡耀邦秘书高勇、胡耀邦警卫秘书李汉平、原中联部部长朱良，胡耀邦曾经的下属和朋友黄天祥、李蓉以及统战部研究室研究员林京耀，在此谨致谢意。本文参考了《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邓小平年谱》《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