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构建大湾区科创新生态 加速诞生下一个“硅谷”

导读：近期，在XbotPark松山湖机器人基地，李泽湘接受了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的专访。李泽湘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世界级“硅谷”。

在全球贸易争端加剧、国内新一轮产业转型调整的背景下，如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国家战略向纵深发展，成为摆在大湾区城市面前的一道命题。

作为世界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通过“软对接”，极大降低湾区内人才、资金、信息流动成本，为一批批高成长企业深耕湾区、探索科技成果转化和市场开拓打通要素阻点。其中，香港科技大学教授、XbotPark松山湖机器人基地发起人李泽湘在莞深两地的科创实践故事极具代表性。

作为科创“布道者”的李泽湘，上世纪90年代末从香港科技大学来到内地，先后孵化出固高科技、大疆、李群自动化、云鲸智能等知名科技公司。2014年，李泽湘在东莞发起成立XbotPark松山湖机器人基地，通过链接香港、内地及全球的高校、研究所、上下游供应链等资源，探索搭建起完整机器人科创生态体系，一个面向内地、香港乃至全球的机器人和智能硬件创业平台强势崛起。

近期，在XbotPark松山湖机器人基地，李泽湘接受了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的专访。李泽湘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世界级“硅谷”。“广深莞及周边过去40年发展起来的供应链体系，为学院派创业者提供了巨大支持。未来，站在粤港澳大湾区向纵深发展背景下，壮大人才队伍，培育大湾区科创新生态，是推动瞪羚企业成长的重要前提。”

打造全球最高性价比的科创生态链

南方财经：东莞、深圳、香港三地工作的模式带给你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和收获？你觉得三地如何更好进行产业协同？

李泽湘：对于打造一个科创生态来讲，仅仅一个地方的资源肯定是不够的。比如香港有大学，有国际信息等资源，但是它缺乏产业链。深圳综合一些，东莞是制造为主的城市，所以得把这些资源协同起来，创业者要能把全球资源有效整合在所要解决问题的路径里去。

南方财经：经过这几年的探索和实践，XbotPark松山湖机器人基地已经在创新孵化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你觉得几年的探索过程中出现哪些新的模式？

李泽湘：这几年，我们做了一些梳理和复盘，松山湖机器人基地主要是针对年轻人，很多都是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人，他们以理工科背景为主，也有设计、管理或基础科学背景。

我们想探索的是，能否把这些没有工作经验的大学生、研究生组织起来，找到创业方向。然后再利用供应链优势，将先进的、成熟的技术整合到产品创新中，最后量产推向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小团队也一步一步发展成小公司、中等企业。创业团队要做起来，就一定要深耕细分行业，在中国、世界产生影响力。

这几年，这些年轻的公司百花齐放，有做C端的，也有B端的，有做国内市场的，也有做国际市场的，都做得非常不错。

总结起来，我们有几个体会：一是基地年轻的创业者大部分都在20多岁、30岁以下，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也意味着没有常规约束，能够放开胆子去想。敢于做市场上没有的东西，定义新的赛道和新的产品，这是他们的优势；二是供应链优势，从概念性的东西到能够推向市场的产品，需要成百甚至上千次的试错迭代。所以，有良好的供应链支撑，不断去迭代非常关键；三是年轻人有国际思维，他们要把产品卖给全国、全球不同市场，因此要了解世界各地消费群体的文化价值观、习惯等。

新工科教育迭代

南方财经：这些年你也在努力进行新工科教育的改革，XbotPark松山湖机器人基地的实践如何体现你在新工科教育方面的想法，未来新工科教育在大湾区如何做才能更好地扎根呢？

李泽湘：过去这40多年，我们经济的发展、产业的发展都是引进、消化、模仿、学习的一个过程。以前，我们只是作为一个配角，国外设计研发，中国代工就好，现在，我们也意识到这个模式不可能持续下去。

所以中国也要走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自己定义新的产品，颠覆性地创新。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转折点，我们产业的创新模式要改革，就不能只是围绕着国外做代工。我们的教育也要改革，培养出来的人才要适应新的产业创新模式，甚至引领新的产业创新模式。

我们原来的教育模式已经远远不适应了，所以我们的所有东西，新工科、新产业、新经济、新销售等，都要同步进行探索。松山湖机器人基地探索出了各种各样的经验，对于怎么发展新制造，怎么发展新工科教育，怎么构建一个新的创新体系等等，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我们也踩了很多坑。

南方财经：你发起的机器人学院是从产业源头培养人才，并且把这种模式复制到了香港，大湾区的机器人产业和人才教育取得了哪些突破？未来怎么做才能实现更好的联动？

李泽湘：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会有几个阶段，在我工作的不同阶段都在同步探索，创业孵化过程都加快了新工科教育的迭代。

在哈工大深圳校区，我们创办了一个全新的学科部，在创办过程中，我们找了两家在行业中很有影响力的企业，跟它们建立了人才联合培养的模式。当时，我们带着这些学生一起创业，虽然有的公司失败了，但后面走出了一大批创业者，创立了几十个高成长企业，在半导体封装设备领域，他们可能撑起了国内的半壁江山，我感到很欣慰。

在港科大，我们也有机器人比赛，就是一批学生回到深圳，开始创业的过程。我实验室大概一百多个学生，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走上了创业之路，大概创办了接近30家企业，大家熟悉的固高、大疆、李群都是由这一批学生创造的。后面港科大也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建立了一个综合系统，设计学科部每年招30个学生。目前，新工科教育也已经推广复制到了内地的高校。

实体产业“独角兽”更有生命力

南方财经：深圳政府出台了关于“20+8”产业集群相关的政策意见，如何理解新兴产业在深圳的发展现状及其发展前景？

李泽湘：我在深圳20多年了，深圳的产业创新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都有目共睹，这毫无疑问是它所取得的成绩，但目前也面临着挑战。深圳的科研院所有些是独立的，有些是在大学里面的，还有些在知名的企业，比如华为、大疆、腾讯等等，三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比较弱的。很少看到一家知名企业是在学校或者是研究院所，从课题研究或者是论文研究这样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这些企业会从这些大学招些人，但是它的创始人、整个公司创办跟这些大学，跟研究院所实际上关系比较弱。在硅谷，企业很多是从科研院所出来的，很少发现一个企业跟科研院所没有直接的关系或者是间接的关系，他们是强相关，而我们是一个弱相关。

深圳未来二三十年，它的三个体系一定是相辅相成的，“20+8”也是相辅相成的。前段时间我了解合成生物这个产业，它一定得跟工程、自动化、装备这些元素融合起来，才能够真正形成有影响的产业，不然它还是停留在实验室。

南方财经：从相关研究数据来看，国内独角兽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你认为深圳培育独角兽的速度赶不上北京和上海的原因在哪里？深圳未来如何能走出更多的独角兽？

李泽湘：我们要客观分析，独角兽固然是一个指标，但也不要过分理解这个指标。北京的大学多，早期很多国外的著名公司，比方微软，在北京建立了研究所。很多高校学生从北京经过培训，最后创办了中国互联网的很多创业公司。

很多国外的留学生回来，因为各种原因选择上海、北京创业，但是很多企业它都是追逐风口，主要还是国外的一些模式在中国的落地。深圳不一样，深圳是从制造业起步的，有完整的供应链，一批企业在制造的基础之上，在产品方面进行创新，像华为、大疆等。所以它是建立在更踏实的基础上，它是产品的创新，不是商业模式或新技术的简单应用。

比如有些企业也许今天是独角兽，明天一阵风过来就消失了，后天从估值100亿就清零了，哪怕上市了融了很多资，但并不赚钱。深圳在这方面我觉得更踏实一些，更实在一些。你看现在国家对一些行业的约束，很多独角兽消失了。但是这些实体经济的独角兽它依然存在。

何时出现下一个大疆？

南方财经：在你看来，在一些被国外“卡脖子”的领域，培育这些领域的人才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李泽湘：实际上“卡脖子”就是市场的导向问题，因为我们过分去追求短期的效益，所以大家往往就会忽视长期的积累。解决“卡脖子”问题是需要一点一点去积累。德国、日本、美国的企业，都是经过漫长的过程才能够成为细分行业的龙头，才能够有资格去卡别人的脖子。

南方财经：目前各地非常关注瞪羚企业的发展，你如何看待这一类高成长企业在大湾区的培育？你觉得何时会再孵化出下一个像大疆这样的企业？

李泽湘：首先是人才要从科创教育，在工科肯定是新工科教育开始，而且要做得深入，研究生、大学生甚至中小学，实际上是连贯的教育。第二个就是科创生态的培育，要构建一个健康的生态，让年轻人能够一步一步发展成在行业、在全国甚至全球有影响力的企业。

所有的初创企业首先要活下来，就是说我们在整个机器人基地这个体系里面，特别要强调，首先你要有一个产品，对客户对你自己能够创造价值，然后这个产品要有利润。

第二步就是它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够达到那个地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小步快跑，不要追求大而全或者小而美，先切入进去，先活下来。要细水长流，然后达到盈利的关键的节点。

我们的重点不是孵化哪一个或哪种类型的企业，而是创造一个环境，一个科创的生态，使得有想法的年轻人在这个环境和生态的支持下，能够走上创业的路。至于他们在哪个方向，能走多远，这是后面的事情，我们很难去预测，也不担心。因为我们相信只要把这个生态跟平台建立起来，就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在更广阔的领域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