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最新演讲：当前和今后我们至少面临五方面的挑战
导读：5月14日，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举行，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出席并演讲。
01.
前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
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行业
5月14日，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举行，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出席并演讲。
黄奇帆认为，当前和今后我们至少面临以下五方面的挑战：
第一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深度冲击世界经济，主要发达国家货币超发，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全球性通货膨胀渐行渐近。国际经贸秩序深度调整，反全球化逆流时有回潮，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面临更多挑战。“灰犀牛”“黑天鹅”层出不穷，对我宏观经济稳定构成压力。
第二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偏低。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趋于下降。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在1.25%左右，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美国的40%、德国的43%、日本的63%。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要达到美国的60%的水平，那就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必须达到2.7%。如果未来15年我国GDP增速达到5%左右，2.7%就意味着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要达到54%，做到这个很难。
第三是资源环境约束偏紧。中国在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同时，也成为资源能源消耗大国，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重要资源进口依赖度过高。长期以来形成的大进大出、粗放发展的经济模式在日益偏紧的资源环境约束面前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向绿色发展、低碳发展转型。特别是我们宣布了3060目标（注：双碳目标），要实现它们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第四是科技和产业革命日新月异。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核心内容的数字经济、以细胞免疫、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技术突破和应用为代表的生物经济、以零碳低碳技术开发和推广等为代表的绿色经济正在重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加上不断拓展的深海、深空探测，脑机协同、人机互动、虚拟和增强现实等，未来产业在不断更新迭代。如何把握机会，参与甚至是引领这些科技革命，是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应当承担的重要使命。
第五是社会层面包容发展、任务繁重。比如，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根据七普的结果，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总人口18.70%，比六普上升了5.44个百分点。预计到2035年前后，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再比如，我们虽然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还有大量人群的相对贫困问题，而且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要比解决绝对贫困更加复杂、困难，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领域仍然存在不少短板，推进实现共同富裕任重而道远。
应对这些挑战，唯有改革、开放和创新。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激励创新，最大限度把中国这个最大规模单一市场的活力激发出来，进而打造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一切未来和外部的不确定性。
黄奇帆认为，下大力气搞好金融，是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激活创新的关键火种、也是扩大开放的重点领域。对应上述五个方面的挑战，金融领域有五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是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黄奇帆指出，目前人民币发行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锚定美元的，这种现状绝非长久之计。一国的货币应该锚定在自身GDP的含税量上，锚定在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只有有了自己独立的货币锚，有了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这个问题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博弈中显得越发迫切，需要研究。
二是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低、对GDP贡献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要素错配，特别是金融错配。
黄奇帆提出两个思考：前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高企绑架中国经济，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现在出了不少问题，这就要思考“房住不炒”背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来支撑？再比如，目前金融业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制造业的好几倍，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利润占了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这就要思考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
三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绿色金融。目前，一方面，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很快，但作为绿色融资的基础，有关减排和绿色的认证标准和体系仍在探索中。另一方面，中国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把煤电机组全部淘汰掉。这个转型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将来实现了“30·60”目标了，煤电仍是一个重要补充。
在这个的过程中，黄奇帆指出，金融部门不能谈煤色变，而是要立足国情发展服务绿色转型的融资体系，即“转型融资”。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四是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这些年来，中国也涌现了不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黄奇帆指出，很多机构对真正的先进技术、创新的独角兽缺乏鉴别力，往往是国外主力机构投了，国内机构才跟进，甚至一窝蜂，在一些领域甚至形成了新的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上一轮消费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的这些巨头，都被外国资本投了重仓。这一轮，在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绿色经济等前沿领域，国内的这些机构们能否抓住机遇呢？
五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共同富裕。黄奇帆认为，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让老百姓更好地获得财产性收入。
“即使是普通职工，在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我们也应该创造条件让其有投资性收益的渠道。比如发展年金，把年金建设成养老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允许企业年金通过市场化方式投资于资本市场，这既为职工分享资本增值收益创造了条件，也为资本市场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一举多得。”黄奇帆说。
02.
要建立有效的退市制度
否则股市就会变成垃圾股的天堂
黄奇帆表示，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仅次于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但是资本市场应有的功能，资源优化配置、国民经济晴雨表的功能还没有彰显出来。20年来，我国GDP翻了三番，但资本市场20年前是2000多点，现在还是2000点-3000点，几乎没怎么增长。
什么原因呢？他认为有三个薄弱环节。
一从融资端来看，现在进行了注册制改革，上市公司数量已经突破4000家，上市公司的数量增长很快，但市场加速扩容下，存量资金分流明显，“抽血”压力很大，场外资金迟迟处于观望态度，由此也会导致股票市场存量资金进一步分流。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不是说要发行、停顿、发行、停顿，把上市的数量控制住，而是关键要建立有效的退市制度，打破我国股市IPO刚性兑付，要实现优胜劣汰，有进有出”，黄奇帆比喻说，呼吸呼吸，要有呼有吸，如果只进不出，那么股市就会变成垃圾股的天堂。
他建议，要保持股市的优胜劣汰，即保持上市、退市股票数量的大体持平。“比如说美国在2010年到2015年五年里，新股上市了1500多家。退市也退了1400家，这就形成优胜劣汰”，反观中国股市，“现在4000多家，是不是再过十年变五千、六千、七千呢？”
“我最近注意到证监会加快了退市制度的建设，这是个良好的开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
二从投资端来看，长期投资资金占比较低。黄奇帆说，由于我国资本市场长期的高波动性特征，缺乏稳定的财富效应，因此，居民的资产、长期资金，包括很多机构也不大敢把自己的资金投入股市，而且往往都设定了很多对股市投资比例的限制。
他以美国做对比，美国的机构投资在总市值中占比约60%，而中国机构投资只占总市值的13%，A股机构化程度显然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黄奇帆称，企业年金、国家社保基金、商业保险基金可以构成中国版的401K社会保障制度，在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也为股市经济发展积累长期基金。
三从机构端来看，黄奇帆直言，我国证券公司的综合实力、竞争力都不高，证券行业集中度很低。而且公募基金行业也同样面临结构性问题——货币基金的规模占比90%，投向股票的资金规模仅占10%，而国际上一般是50对50。
“我们的公墓基金都不往股市里投，那就成问题了。导致公募基金长期价值投资能力和专业定价能力没有充分体现对资本市场的定价效率贡献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效率，也没有达到公募基金应有的水平”，黄奇帆说。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黄奇帆认为，关键就是壮大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力量，包括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保险机构、投资运营公司、产业引导基金、外资机构等等。
黄奇帆直言，公募、私募、保险资金真正投资到股票市场只占基金总量10%，是过于保守了，“这些本身代表政府主导的机构，本身对股市就不敢投，没信心，那让全国股民、散户投资者去干这个活，情何以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