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 关于大成智慧的谈话

导读：这是1992年11月13日,钱学森先生与王寿云、汪成为、戴汝为、于景元、钱学敏、涂元季六人的谈话，收录于《创建系统学》，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这篇谈话是卢明森、鲍世行编《钱学森论大成智慧》这本书中唯一一篇带有“大成智慧”这四个字为标题的谈话。

写在前面：这是1992年11月13日,钱学森先生与王寿云、汪成为、戴汝为、于景元、钱学敏、涂元季六人的谈话，收录于《创建系统学》，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这篇谈话是卢明森、鲍世行编《钱学森论大成智慧》这本书中唯一一篇带有“大成智慧”这四个字为标题的谈话。也是本人在2002年围绕这个问题与钱学森搭档于景元院士通话时，于景元院士向本人推荐的一篇谈话。那时，本人正在北京创业，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先后围绕这个话题，与《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传记的作者魏根发、祁淑英，与同样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的《大成奥秘》的作者王小平都做过讨论和交流。同时也写过两篇文章发表在《科技日报》上，其中2002年4月17日那篇文章是《素质教育与大成智慧学》。念记。（张彦林）

谈话内容如下:

今天找大家来，我首先想谈的是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因为你们这个集体正在研究的问题都涉及人，人的思维和人的大脑，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来，他们对于人的作用的认识是有许多错误的。在对人脑和人的思维等问题的研究上，尤其有许多机械唯物论的东西。

我讲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班子搞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辩证唯物主义，警惕机械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至少方向是正确的，走一步是一步。我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一点，就是看到当前科技界有一股风，即跟着外国人跑。当然，这些事情也很难免，像计算机软件，用的是英语，所用的符号都是来自英语，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就会受到影响。

在这个前提下，我再讲几个问题。

一、关于建设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

1.关于信息和信息网络的高效化。当今世界，信息量之大，是十分惊人的。如果不使信息网络高效化，那就会成为泰山压顶，非把人压垮不可。因此，建设高效能的信息网络，让人能够很方便地提取和使用信息，是一个重要问题。从目前国内外的进展情况来看，这个问题已接近解决。汪成为同志送给我一本《面向对象分析、设计及应用》，我自己有一本《Intelligent Databases》，我觉得这两本书不错。总的来说，就是讲信息系统怎么更实用，更有效，这个观点我是很赞成的。大约10年前，我在国防科工委情报所讲，你们搞什么信息库、资料库，但是对一个使用者来说，这可是茫然大海，怎么把有用的信息找出来？那时我还没有想到用计算机，只是对情报人员说，你们得想办法把"死"的情报资料"激活"了，使它成为可用的信息。当时我也提出"激活"情报、资料、信息的系统工程方法；现在看来，这个工作可以用计算机来做，这可是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我想，这是我们搞综合集成研讨厅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2.关于综合集成技术。在信息网络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还有一个中间步骤：这是为决策咨询用的，是稍小一点的分系统的决策问题，目前流行的说法叫决策支持系统。将来的研讨厅体系，要用到大量的决策支持系统案例的结果。这些结果将来也要建一个库，供决策使用。这样的成果当然比上面说的"信息"层次要高一些，是较高层次的信息库。

综合集成技术的第二个方面是怎么样把参加研讨厅的专家意见综合起来。过去遇到这个问题想了一些办法，现在要进一步提高，做得更有针对性。

二、关于大成智慧工程

我们现在搞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技术，名称太长，也不好译成英文，按照中国文化的习惯，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大成智慧工程。中国有"集大成"之说，就是说，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事物的各个方面综合起来，集其大成嘛！而且，我们是要把人的思维，思维的成果，人的知识、智慧以及各种情报、资料、信息统统集成起来，我看可以叫大成智慧工程。英文翻译为Metasynthetic Engineering。缩写是MsE。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系统工程的一个发展，目的是为了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问题。用英语表达就是：Metasynthetic Engineering is a development of systems engineering，for solving problems of open complex giant systems，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译成英文，可以是"Hall for Work Shop of Metasynthetic Engineering"，缩写是HWSMsE。

我讲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说明，我们今天搞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是要把今天世界上千百万人思想上的聪明智慧，和已经不在世的古人的智慧都综合起来，所以叫大成智慧工程（Metasynthetic Engineering）。这是我们按照毛泽东的认识论，结合现代的系统工程和大家的实践经验发展起来的，这可是方法论上的一个大飞跃，大发展。这个方法将使人比过去聪明得多。实际上，我们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现代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起来了，这是件了不起的事。

三、大成智慧学

前面我讲了大成智慧工程。现在要讲的是，将这一工程进一步发展，在理论上提炼成一门学问，就是"大成智慧学"。它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深化，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为它取一个朴素名字，叫大成智慧学。

近来我对这个问题有些想法，今天和大家谈谈。

几年前，我在中央党校讲课时，开始提到科学技术体系问题。当时只讲了六大部门，后来又加了两个部门，发展到八大部门，到现在发展成十一大部门。每个部门分三个层次，只有文艺是两个层次；每个部门又有一座桥梁，是这个部门的哲学概括；最后都归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体系的外围还有许多不成其为科学的点点滴滴的经验等，这就是我提出的科学技术体系，所以多年来我一直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结晶。

最近看了一本书，陈晋著：《毛泽东与文艺传统》，我深受启示，使我对这个问题又有些新的想法。书上讲，毛泽东的智慧不是来源于科学，而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的许多思想，都是从中国文化提炼出来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对的。大家都知道，毛主席不是学科学的，他知道一些科学知识，但是不多。他对科学的判断，实际上是从文化艺术中吸取的智慧。

中国还有些哲学家，也有这种观点，他们的书过去我看不懂，现在明白了。比如熊十力，他认为人的智慧有两个方面：文化、艺术方面的智慧叫"性智"；科学方面的智慧叫"量智"。这样看来，我过去说的科学技术体系属"量智"；而文化体系属"性智"。由此使我想到，过去我说，要发展、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引入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张岱年教授同意我的看法。现在看，这个精华就是人类的"性智"，即人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从整体上来看世界。这也是综合集成嘛！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给我们作出了范例，他的智慧基本上来源于此，即实践加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从前我只从科学技术方面来讲人的智慧是不够的，还要看到智慧的另一个来源，即传统文化艺术。所以，我过去讲的科学技术体系的概念还要再扩大，变成智慧的体系，这就是我和黄楠森教授，以及他的学生王东同志讲的，哲学发展史上的第四次伟大尝试。

由此看来，一个人光有科学技术不行，常常容易犯机械唯物论的错误；光有文化素养也不行。我觉得毛泽东是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诗人的气概，结成伟大的智慧，战胜了机械唯物论和唯心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伟人。但他科学技术懂得太少，那时我们又没有建立起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科学方法论，所以他的失误，在于把事物看得太简单化了，终于无力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难题，在他的晚年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这是一个悲剧。由此看来，人一方面要有文化艺术修养，另一方面又要有科学技术知识，按熊十力的说法，既要有"性智"，又要有"量智"。这就是大成智慧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深化。

四、我们要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努力工作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这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讲的。最近我和于景元讨论，我们这个社会系统里有没有混沌？我认为如果真正放活了，在市场经济中，混沌肯定是要出现的。什么样的混沌？我想这个混沌的时间尺度是比较短的，即小于生产周期，没法具体掌握，国家只能对这些混沌给以宏观地调控，使它在一定范围之内。如果将混沌完全消除，其结果适得其反，又回到完全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了。但是，我觉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这种混沌，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活动中长周期的大起大落，那是资本主义国家体制造成的。对这个问题，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应该能够解决，甚至可以解决所谓30年周期的问题。30年周期在历史上是由于产业革命引起的，我们如果把大成智慧工程建立起来，对这样的问题应该能够预见到，并预先采取措施，加以防止，达到平衡地发展。所以我觉得，在市场经济中出现混沌是好事，它表示市场搞活了。回顾党的历史，从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开始，大约花了近30年时间，中间经过许多曲折，才建立新中国；建国后，搞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开始也是试验性的，又经过许多波折，花了30年时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才开始认真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再过30年，到2010年，大约我们才能摸索到一套怎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

近来我学习党的十四大文件，又看了报纸上刊登龚育之、丁关根的文章，有一些体会，即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天翻地覆地变化。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当然不错，但是问题也相当多，封建意识的影响，愚昧无知，社会丑恶现象等等，也是相当严重的。对这些东西，不革命怎么能行？所以我们也要看到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前几天我又翻看了1988年7月我在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兼职委员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所指出的一些问题，今天依然存在。这也是革命过程中的非常规状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当前中国的状况。我觉得，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改革在大步前进，但还没搞好。当然，改革也很难，企业要转换经营机制，政府机构的职能要转变，人员要精减，搞小政府，大社会。但精减下来的人怎么办？所以，李鹏总理强调要发展第三产业，我理解，其中一个因素也是要安排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才一千多万，现在有四千万，增加了两倍多，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办什么事？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复杂巨系统的协调问题，而现在协调太慢，措施又不得力，为什么？因为没有总体部，没有大成智慧工程，各级领导都在努力工作，但他们没有得力的工具，反映很慢。我们要从这个高度来认识自己的工作，进一步搞好我们这一套复杂巨系统理论及其方法论。

五、关于金融经济学

这个问题我向大家通报一下有关情况。大约10年前，我在中央党校讲课时曾说，你们讲基础理论，只说有政治经济学，有人提出还有生产力经济学。我觉得在当今时代，金融是个大问题，应该建立金融经济学。老一辈银行家乔培新同志听到这个意见，很赞成，他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让我讲话。我说，金融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现在看到的有关金融的书，都是讲金融工作的，是金融学，而不是金融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应该是讲怎么用金融手段来发展经济。后来许多人写了书，也送给我看，我觉得他们讲的都是金融、会计业务之类的，还是金融学，而不是我说的金融经济学，不是高层次的问题。前几年，大连东北财经大学的老校长章梦生，是位老同志，送给我他写的书，这本书有一部分内容是属于金融经济学，讲大范围的金融运动，另一部分仍是金融学。他接受我的意见，不久前又送一份书稿给我看，讲世界金融经济学，世界资金的流动，以及我们怎样利用这个流动来搞经济建设。我觉得这本书是不错的。另外，我又接到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年轻人罗运贵寄给我的一本书：《货币发行量与2010年的中国》。这本书有些新观点，他不同意老是强调政府收支平衡，消除财政赤字等等，应该强调发展经济，可以发行货币、债券，促进经济发展等。我想了一下英国的英镑，英镑是什么意思？原来1英镑的值是1磅重的白银，到今天1英镑值多少？我算了一下，只能买大约1/30磅的白银，也就是说英镑已贬值30倍。所以，我觉得罗运贵的观点很有意思，值得考虑。我介绍他认识章梦生，他们也开始通信讨论问题了。

为什么金融问题这么重要？我看到一个材料，讲美国新的产业，投入最高的是化工医药产业，一个劳动力一年要投资9万美元；而平均美国一个劳动力一年的投资是4万3千美元。由此推算，中国如果要高速发展，需要多少投资？总书记讲我们年递增9%，我说如果搞得好，年递增还可以更高，达到15%，那时我们的年投资不是一千亿元，而是一万亿元，甚至几万亿元。哪来这么多钱？这是个大问题，所以要研究金融经济学，要开拓这一新领域。他们将来研究的成果对我们也有用，有必要在这里向大家通报一下。

选自《钱学森文集》卷六，第272～278页，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