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路在何方？

导读：中国改革开放40年创造了无数奇迹，这个奇迹，源自各方参与和贡献，其中，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贡献至关重要，毋庸置疑，这样的贡献值得深致敬意。如何看待中国企业家？中国企业家未来如何前行？

据统计，2021年中国民营企业资产总额超过千亿规模的企业有98家，比上年增加18家。共有31家内地民营企业500强入围世界500强。小微企业占我国市场主体的96.5%，贡献GDP60%，就业80%。国务院高频颁布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政策，希望其“活下来，并活得好”。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创造了无数奇迹，这个奇迹，源自各方参与和贡献，其中，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贡献至关重要，毋庸置疑，这样的贡献值得深致敬意。

如何看待中国企业家？中国企业家未来如何前行？

 

“企业家”是怎样的一群人？

利润并不是来自风险，而是来自不确定性，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风险规避者，只有少数人愿意承担风险，承担不确定性，通过捕捉变化中蕴藏的商机来获得利润。

早在100年前，有学者提出关于企业家的三个核心特征：敢于冒险、敏于机会、善于创新。

大多数人更愿意生活在确定性世界中，而喜欢在风险世界中生活的人要少得多，至于敢在不确定世界中闯荡的人就更少了。越接近后者，从结果上来说，绩效差异就越大，身家巨万、名垂千古者有之，负债累累、功败垂成者也数不胜数，“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这也意味着，看起来大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实际上却生活在不同的小世界里，正如鲁迅曾言“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企业家就是那些在风险世界、尤其是不确定性世界中生存的人，与他们同类的还有很多科学家、哲学家、政治家、艺术家、文学家等，他们是“同类”，也是人类中勇于探索、创造变化、带来革新的“少数派”。

图1 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类

在家族传承案例集中，创建于1888年的李锦记，源自广东、发迹于澳门、香港，目前是全世界华人圈知名度较高的酱料品牌。

在1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历史遭遇巨变无数，曲折起伏，最惊险的就是家族内部的两次大分裂。

幸运的是，每次都是由更有进取心、更有能力的一方掌握了公司控制权。李兆南认为家业不能靠守，必须要不断创业。在李文达手里，李锦记实现了从单一蚝油生产商向综合型酱料制造商的转型。李兆南和李文达身上所表现出的不断创业、求新求变的精神，就是典型的企业家精神，非常旺盛。

如果没有碰巧有李兆南、李文达这样的企业家，是否还会有今天的李锦记？还是会和大量家族企业一样折戟于“富不过三代”的魔咒？所谓“富不过三代”，主要原因就是优秀企业家、企业家精神的稀缺。

“企业家”不等于“企业家精神”

毫无疑问，当我们以某种“完美”的语气来描述企业家时，我们一定忽略了这些人身上的缺点，比如有证据表明爱因斯坦、马丁·路德·金、爱迪生等人都有明显的道德瑕疵。

乔布斯的影响力在历史上屈指可数，但他也有性格缺陷，自大、自私、冷漠，逃避抚养亲生女儿的责任。

因此，我们要区分现实的企业家和作为理想型企业家，后者应该被称为“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企业家是企业家精神的人格载体，但很遗憾，两者不能划等号。对于如下几点，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1）企业家精神也许是完美的，但企业家不是，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都不是“完人”。他们身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王石、任正非脾气都很大，还有一些企业家有更严重的“毛病”，如道德品质问题，个别的甚至走向违法犯罪。

2）除了“企业家精神”之外，企业家是一个更复杂的存在—自然人、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等等，他们有着多样的需求、欲望和目标。换言之，就其构成要素的广度来说，“企业家>企业家精神”。

3）从“企业家精神”功能发挥的角度看，企业家也是不稳定的。虽然世人仍称其为企业家，但在实质意义上，他们已经不是了，而只有在历史意义上我们承认他们是企业家或者著名的企业家。自始至终都能有旺盛的企业家精神，那是企业家中的“少数派”。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能理解为何财经专业人士与社会大众就企业家整体或者某个特定的企业家经常有针锋相对的看法，前者看重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后者则常常关注他们身上的各种“毛病”。这看起来像是“盲人摸象”，各自抓住一部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离开企业家，并不存在纯粹的企业家精神。一个很显然的结论是，如果我们想要更多的企业家精神，社会就要创造一个对企业家宽松、宽容的环境。

太多的例子表明，即使财富巨万，但也可能因为一次经营失误或经济周期“波动”化为乌有。以许家印为例，2018年度《福布斯》“中国首富”，超越马云、马化腾等，而现在则是如临深渊，前途莫测。

很多人曾经提问：中国会不会出现乔布斯？大多数人的答案是“不会”或“很难”，原因是中国的大环境不够宽容、多元和开放。

回顾乔布斯和马斯克的成长和创业环境，自由至关重要。

我们不妨考虑一个由法律、社会和政治构成的“三角”框架。每一个都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出信号，就法律来说是各种法律条文及判例，社会基于文化传统、道德观念等而形成社会舆论，道德评价，政治则是通过政府领导人的讲话、指示、文件等，这些信号相互交织互动，就形成了关于企业家的一系列评判（如图2所示）。

图2 事物评判的形成机制

培养企业家需要在政治、法律和社会等三个维度上做出努力，包括政府高度认可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在法律上给予保护，如私有产权的严格保护、禁止滥用刑法涉入民事案件等，在社会维度上，则是要对企业家有更大的善意，认可他们对社会的各种形式的贡献。

因为当前“卡脖子”问题严重，所以很多人很青睐、期盼“硬核”企业家，这没有错，也的确是趋势所在，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创造其他价值的企业家，包括效率的提升、品质的加强、成本的节约、更丰富和更方便的选择等等——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这些多元的价值都是需要的、重要的。

现在的问题是依然缺乏足够的“共识”，也使得企业家的地位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波动很大，但这个问题却不容易解决。在其中、在当下，最能够影响这个“舆论场”的依然是政府，它必须要通过各种方式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如果持续、稳定、强劲，其效果是可以预期的。

但在另一方面，企业家们也必须要意识到，自己需要学习和改变，特别是把自己“摆”进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大潮流中，自己取得的任何成就都离不开“大势”的成就，而如果想要取得更大的进步，就需要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顺势而为。很多针对企业家的批评，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根基，需要慎重地对待，这是一种务实的态度。

中国企业家的明天：构造“超我”

“超我”可以理解为外部社会规范、价值观、信仰的“内化”所形成的人格结构的特定构成部分，它对于本我和自我起到监督、节制、调节的作用。

中国企业家在很长时间里是为自己、为家人，谋取物质上的利益，这无可厚非。但是，随着他创办的企业越来越大，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无论是员工、客户和合作伙伴，还是当地社区、政府，他的企业已经“社会化”成为社会网络的组成部分，并与其它构成部分之间发生着物质、信息、知识等各种交换与协作，相互影响，休戚与共。

过去几年，企业家中颇为流行阳明心学、求佛问道、参禅打坐、正念等以及登山、跑马拉松等，看似五花八门，实际上都指向“超我”的构建，投入颇大，热闹非凡，然而实践效果如何却没有切实的证据。

实际上，“超我”的构建在原则上很简单，就是考虑别人的利益，寻求长远的、共同的利益。

在实现方式上，则包含了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从实践操作来看，则应是自愿的、个性化的、渐进的，逐步地扩大利益共同体，从核心骨干到普通员工，从顾客到合作伙伴。这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创造性的过程，又是实实在在的过程。

结语

企业家是活生生的人，一定会有很多缺点，企业家也不等于企业家精神，但是他们的确是企业家精神的载体，而后者作为经济活动中最具有统摄性、创造性的角色，不可或缺。

因此，营造对于企业家的宽容、认可和支持的环境就格外重要，这包括了宽容失败、鼓励探索、允许个性。毕竟，从社会角度来看，他们属于珍稀的“少数派”，一旦他们大规模地减少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都会受到削弱。

本文作者程兆谦

浙江工商大学管理案例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