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哲学展望：五位哲学教授的新年关键词
导读：面对时代格局的大变化，哲学家们需要以未来者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个特殊时代的变化。
01
江怡：以未来者的眼光审视这个时代
【学者简介】江怡，山西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市哲学会名誉会长。主要代表作：《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思想的镜像》、《分析哲学教程》、《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主编）、《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主编）等。
2021年底，国内哲学界讨论的最为热烈的一个话题是“元宇宙”，这或许会让人们感到意外。一个原本是二十多年前的科幻小说家缔造的“新词”，却在中国的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无论学者们对这个词赋予了何种解释，在我看来，这个词所带来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超越”或“元”的含义，而是对人类未来的大胆设想，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可能前景！这是一种未来者的眼光，也是一种哲学的眼光！在2022年新年到来之际，我愿意以这种未来者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所处的这个特殊的时代！
在这里，“未来者的眼光”不是现代技术产品带来的科学视角，而是以未来人类的设定为前提的哲学视角，也就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未来前景可能带来的整体视角。
纵观21世纪的哲学发展，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思想的分化和学术的分野，不同哲学领域的细致深入为哲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根据，科学技术进步更为哲学的认知活动提供了经验基础，但这些似乎都远离了我们通常的哲学概念。
从当前的哲学研究中，我们无法感受到哲学体现为人类共同的思想智慧，无论是在对待具体生活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中，还是在处理有关经济、政治以及全球变化的人类共同问题时，我们似乎都看不到哲学家的身影，感受不到哲学的魅力所在。
回首刚刚过去的2021年，全球新冠疫情变幻莫测，而科学技术的进步似乎又让我们遗忘了自我存在的价值。正是在这种情形中，我们更需要哲学的整体视野，更需要哲学的未来眼光，因为整体观可以为我们确立自己在经验世界中的位置，不至于在纷繁变化的世界中失去自身的价值；而未来的眼光则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当下时代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让我们的头脑更加清醒冷静。这些都是哲学思维的本性所致，也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对哲学提出的根本要求。
面对时代格局的大变化，哲学家们需要以未来者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个特殊时代的变化。
首先，对人类未来的研究将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种研究不仅是从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出发，而且是以未来者的视野反思当下科技革命为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深刻变化及其限度，尤其是要重新确立人类在宇宙中的存在形象。“异次元”、“黑客帝国”、“元宇宙”等也不再是某些科学幻想中的时髦术语，而成为人类必须面对的生活现实。
其次，从人类整体出发去思考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将成为哲学家们必须追问的重要话题，意义和价值问题将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这里的意义不仅是语言的、逻辑学上的或心理学上的，更是存在论上的或形而上学上的，是人类存在的重大问题；这里的价值也不是对人类而言的，而是在人类与世界（宇宙）的关系上的，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
再次，伦理和道德将成为哲学家们特别关注的研究热点，社会关系的重建将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如何建构一种社会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在新的一年中，哲学家们将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考察社会实践的运行方式上，哲学研究将出现一次真正的“实践的转向”。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2022年已经到来！
让我们以未来者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个特殊的时代，用哲学思考和实践智慧迈向人类新的未来！
02
赵汀阳：在审慎乐观中等待未来
【学者简介】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专著有：《论可能生活》、《天下体系》、《第一哲学的支点》、《坏世界研究》、《天下的当代性》等。
如以古代的“治与乱”观察模型来看，今天世界属于群雄并立的“乱世”，在秩序上难以达成共识。秩序的未定状态恐怕要持续一段时间。国际博弈的僵局在去年，在今年，估计在明年都是个热门话题，但正在发生的一些“世界性”的变化可能比“国际性”的对峙更具深远意义或影响，比如夸大其词但仍然非同小可的“元宇宙”，还有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基因技术以及可控核聚变等等。
高端技术在未来的成功（我判断迟早会成功）并不能完全解决人类社会的各种难题，但很可能会系统性地改变人类的问题或产生新一代问题。正如维特根斯坦发现的，许多问题的解决并非找到了答案，而是那些问题在新条件下“消失了”。
基础研究是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包括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基础研究，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基础研究薄弱，即使经济发达也仍然是落后国家。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基础研究无比重要，代表着人类知识的最前沿，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只是整个社会的功利化导致了自然科学和数学基础研究的严重弱化。同样严重的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不仅被社会忽视，甚至被知识界忽视，而更可怕的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有着根本性的误解，其中最常见的误解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是一些“原理”和价值观。
人文社会科学在性质上有别于自然科学。简单地说，自然科学的问题是有答案的，其基础研究有可能获得一些原理、公理和定理，即使暂时找不到答案，也可以期待答案。但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永远没有答案，原因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人类整个生活的基本问题，人类行为和生活是由无数变量合成的，因而形成不确定、不可预测、非稳定的极端“复杂问题”，尤其是许多变量来自人的自由意志、莫测心理和无法统计的个性。
因此，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远远超过自然科学在研究的“复杂问题”，比如气候、气象、环境变化、地震、火山、海啸、病毒和传染病、各种疑难疾病，生命系统等。人文社会科学只有普遍问题，但没有普遍答案，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的性质之一是维持思想的反思性，其功能是维持人类思想的活力，就像生命的更新系统是在维持生命活着。思想失去反思性，思想就死了。
反思性指的是思想的自反性（reflexivity），是思想对思想的“元反思”，不能混同于自我批评的反省。任何反省都假定了用来批评的原则，可是思想的基础问题就在于任何原则都是反思的对象而不是定论。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就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或者说，总是历史性的。人类的创造在于化时间为历史，对传统的继承则是给历史以时间，而思想在于以未来作为历史的创建点。
03
梁树发：2022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两大主题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从“中国与世界”维度思考，能够成为2022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主题的，一定包括人类文明新形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两个问题。由于近几年一些学者已经对这两个问题开展研究，所以，准确地说，这是两个在2022年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通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解释，他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一，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它由五个方面的具体文明构成；第三，它是由五个方面的具体文明协调发展构成的有机整体。
文明进步是世界历史现象。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当代中国的现实，是世界发展道路选择，是国家、民族发展的期望。《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部分来谈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义，给予我们深刻启示：不仅要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义提到世界历史进程高度来认识，而且要把关于其本质的认识提到世界历史高度，从而能够以更加开放的态度认识人类文明新形态。
由此，得到的进一步启示是：我们是否可以把表现“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人的交往关系的发展即“交往文明”纳入人类文明形态范畴？
受钱学森提出的“世界社会形态”概念启示，2000年我在一次全球化问题研讨会上，从民族生产方式与世界生产方式的关系的角度谈了世界社会形态的形成与发展，认为全球化“带来的首先是民族生产方式向世界生产方式的转移，或者说是一种进步的作为世界性的生产方式对民族生产方式的同化”。而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转移而来的，将是社会的超经济性发展，即包括政治、文化因素在内的全面的社会变化和发展，“将是民族社会形态向世界社会形态的转移”。
世界社会形态概念正是从交往文明角度对世界历史形成以来的历史，按照社会形态理论作出的一种理解，反映了人类文明由民族、国家内的交往向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普遍交往发展的事实。因此，人类文明形态的理解不能少了交往文明这个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都明确提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从形式上看，这是关于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的两个独立主题，从“中国与世界”的角度看，它实际是一个主题。
一方面，由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本就属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所以，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总体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具体化、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总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总是要通过发展具体化、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来实现。所以，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就是发展当代具体化、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
以上是关于形式上“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静态分析，而它们的实际存在是发展过程中的互动。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而言，首先是总体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其次，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发现、发掘、提升具有一般的普遍意义的理论内容，丰富和发展总体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由互动而构成的不停顿的辩证循环过程，这个过程形成连续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周期。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重要的是如何实现二者的发展的研究。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一般发展论问题，它涉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本质、条件、主题、道路、方法，涉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民族化如何得以实现和它的成果如何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元素”。这些是需要我们根据当前世界形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实际，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应该特别着力的。
04
王路：辞旧迎新话逻辑
【学者简介】王路，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首席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逻辑学会现代逻辑专业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弗雷格思想研究》、《逻辑的观念》、《“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逻辑基础》、《逻辑与哲学》、《寂寞求真》等；主要译著有：《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算术基础》、《分析哲学的起源》、《真之追求》等。
国内哲学家常常批评逻辑有局限性，只研究形式，不研究内容，解决不了哲学的根本问题，尤其是解决不了现实的重大的社会问题。但是他们一般都承认逻辑很重要。批评逻辑者多与自身研究相关：他们不懂逻辑，对逻辑的重要性没有切身的感受，却依然著书立说，甚至成为名家。他们承认逻辑重要大概出于一种常识性的认识：人是理性动物，不讲逻辑是不对的，也是不行的。若不是碍于这一点，逻辑的重要性其实本来也是不会说的。所以，不懂逻辑，并不妨碍人们说逻辑重要，也不妨碍人们批评逻辑有局限性。
重要性是一个价值判断，总会有些含糊。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问：逻辑对哲学是必要的吗？我认为，必要的一定是重要的，而重要的不一定是必要的。这样来讨论重要性，可以说得更清楚一些。
亚里士多德认为，从事哲学研究时要具有逻辑的修养；康德说，形而上学研究要从逻辑和数学出发；黑格尔则从逻辑出发寻找初始概念，构造起他的整个哲学体系；胡塞尔直接将自己哲学体系的奠基之作命名为“逻辑研究”；罗素则直言，逻辑是哲学的本质。
所有这些，可以简单归为一句话：逻辑是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东西，因而十分重要。这样的哲学可以叫本体论或认识论，现象学或分析哲学，或者，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表述，这是关于“是本身”的研究，用我的话说，这是关于认识本身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是先验的。逻辑是与认识相关的研究，也是先验的，正是在认识和先验性这两点上，逻辑与哲学是相通的：天然结盟，不可分割。所以我一直主张，应该将being译为“是”，而不是译为“存在”，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being，应该凸显这种与逻辑相关的性质和意义，并且应该将这样的理解和认识贯彻始终。
许多哲学家似乎对这样的哲学不满，批评它难懂，无用，认为哲学应该解决现实问题，喜欢以加字的方式使哲学研究具体化。黑格尔就提出过“自然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它们与他的逻辑和形而上学显然是根本不同的。今天这样的哲学就更多了，然而，“加字”似乎成为一种能力，使加字哲学层出不穷，比如工程哲学、休闲哲学、儿童哲学等等。在我看来，“工程”、“休闲”等加字清晰地表明，它们与经验相关，这与逻辑相关的哲学是根本不同的。
本体论、认识论和分析哲学是形而上学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逻辑对于哲学或者说形而上学是必要的。
以上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谈论逻辑的重要性，借助了必要性这一概念。逻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而也可以抛开必要性，直接从逻辑的角度来谈重要性。这样就会看到，对逻辑重要性的认识可以有不同层次。
首先，逻辑是一种最基本的思维活动的能力。人们不用专门学习逻辑，就会有这种能力，人们运用这种能力进行解释、说明、论证和预测。所以，逻辑重要可以是一种常识性的认识。
其次，逻辑是一门学科。通过学习，它可以成为人们的一种观念，形成人们的一种知识结构，在工作和学习中潜移默化地起作用。所以，逻辑重要可以是一种学科意义上的认识。
第三，逻辑是一种理论。通过学习，它可以被人们掌握并应用于特定的专业，比如哲学。所以，逻辑重要可以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认识。
第四，逻辑是一个专业。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形成自己的理论方法，与其他学科形成区别。所以，逻辑重要可以是一种专业意义上的认识。
所以，同样谈论逻辑重要，对逻辑的认识和理解，对逻辑理论的认识和把握却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逻辑的重要性可以是一种理论性的认识，也可以只是一种好听的说法，成为夸夸其谈。其实和加字哲学一样，加字逻辑也一直存在，比如先验逻辑、辩证逻辑、思辨逻辑、归纳逻辑等等。
在加字逻辑的讨论中，可以明显看到人们想要发展逻辑的愿望，也可以隐隐感到逻辑对人们形成的一种压力，特别是现代逻辑产生之后，这种压力越来越明显：逻辑已经变成一种专门化的东西，而人是理性动物，总不能不讲逻辑。所以，总有人想通过加字来谈逻辑，以此来避开那本来不加字的逻辑。
我希望哲学家们对逻辑不要有压力，不懂逻辑也不必焦虑。最简单的办法是学习，通过学习获得关于逻辑的认识，并进而认识逻辑对哲学的必要性，由此真正认识到逻辑的重要性。应该看到，掌握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加字哲学的研究尽管不是必要的，却并非没有好处，而对于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研究来说，不仅有好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05
姚新中：2022年伦理学展望
【学者简介】姚新中，1978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师从罗国杰教授获哲学学士、伦理学硕士和博士。1990年去英国肯特大学做比较伦理学博士后，后在威尔士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国王学院从事比较哲学、宗教学的研究和教学。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主要教学与研究领域为伦理学、中西比较哲学等，出版有中英文论著20余种。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必然具有着深刻的伦理性：如何审视我们自己？我们愿意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希望活动于一个怎样的世界？千百年来这些问题总是在历史的关节点上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但在今天它们无论在力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复杂也更为紧迫。
时代问题呼唤时代伦理，更呼唤着新的时代精神。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规范伦理学必将会在内外两个维度中展开自己，在新的境遇、新的语境中寻求实现新的突破，展现价值领域中的导向和引领作用。
内在维度，伦理学将更为关注自我同一性在心理中的重构，关注个人如何在变化万千的形势下撑起自己内心的一片价值天地，不是在压力之下躺下，而是在新的生成过程中更新自我认知、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外在维度，伦理学更是要主动回应大变局所引起的革命性变化，接受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国际关系急剧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并在回应中把握住新的机遇。伦理学的内外维度归根结底是一个维度，是人类对美好生活充满激情和希望的探索、追求和实践。
2022年，必将是应用伦理学大发展之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各种各样的新挑战回应的新历史阶段的开端之年。如何能使伦理走在日新月异科技革命的前沿尤为重要。党中央已经把科技伦理提到了国家治理的高度和层面，并提出《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指导意见》，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要坚持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治理体制机制，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和保障机制。
科技伦理并不限于科学家的伦理或技术使用的伦理，而是包含着全社会、全方位的伦理要素，不仅包括生命伦理、医学伦理、环境伦理、实验伦理、AI伦理这样的大应用、大领域，而且还有看似简单其实牵涉多重因素多个学科的具体伦理问题，如心态问题、生殖问题、基因问题、新媒体问题、元宇宙问题等。
2022年，虽然新冠疫情可能还会继续肆虐，但我们也必须为即将到来的后疫情世界和后疫情生活做好伦理的准备。疫情所带来的伤痛、分离、孤独以及交流交往的限制，不可避免地会在人类生活中留下阴影。
如何去修补、重建新型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区域关系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所探讨的范围，也是伦理学无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关涉到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和我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而回答这些问题的前提之一，就是确定我们的价值取向和伦理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