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跑路简史，值得每个人反思
导读：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企业家跑路的序幕最先发生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而胡福林因为其知名度和20多亿的债务数字，成为温州热搜头条。人们开始讨论随着他的跑路带来的恶性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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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眼镜大王胡福林登上了前往纽约的飞机，跑了。企业资金周转陷入困境，银行、债主要他还钱，天天有人上门讨债，他为钱发愁，丧失信心，很多次都想从楼上跳下去。
前一天晚上，他和温州的朋友聊到半夜，朋友劝他出去散散心。于是他连夜赶往浦东机场，想先去美国避一下再做打算。登机前，他跟债主打了个电话：“我真的走了。”
胡福林
就在胡福林跑路的10天前，中秋节时，温州奥米流体设备公司的老板孙福财要求全体员工出去旅游，员工还纳闷，以往的中秋节就只发一箱方便面，今年却这么大方。但游玩两天后，员工上班时才发现，老板和厂里价值几千万元的设备都消失了。
孙福财的跑路被称为最具创意、最无耻。后来人们才发现，工厂的设备不是老板卷走的，而是债权人拉走的。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企业家跑路的序幕最先发生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而胡福林因为其知名度和20多亿的债务数字，成为温州热搜头条。人们开始讨论随着他的跑路带来的恶性连锁反应。
当地的一位官员说，2008年（金融危机）企业倒闭，主要是产品销不动，还有一部分是由老板赌博等因素引发的。而2011年，“几乎每天都有企业老板跑路”“有时候，头一天和一些老板吃饭聊天，欢声笑语，第二天这些老板就神秘消失。”
信泰集团外前来讨债的供货商和民间借贷债权人
媒体报道称，2011年11月，温州至少有80家企业老板逃跑、企业倒闭，而在当年9月份就有26起。当时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份温州企业家跑路名单，第一个就是温州江南皮革厂董事长黄鹤。几年后，一首“王八蛋王八蛋黄鹤老板，吃喝嫖赌吃喝嫖赌，欠下了欠下了3.5亿，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的神曲在网络上流行。一些人总觉得跑路名单与歌曲之间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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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这波跑路潮出现在温州？胡福林有答案。
胡福林从小就帮着父亲打理眼镜批发店的生意。上世纪80年代，他开办了一家眼镜加工厂，其成立的信泰集团成为知名的代工厂，后来转型做自主眼镜品牌海豚，并成为全国知名商标。
他先后投资、收购多个公司，在眼镜行业成为翘楚。
2008年，他自称被贪欲和狂傲控制，看不上眼镜产业链10个亿的规模，于是进军了新能源领域，发展光伏，先后成立4家公司，引进投资，还计划在五年内实现两家企业上市。
当然，资金也给了他信心。坊间传闻，在2009年春节时，温州各行行长都给他拜年。最后，他拿到了10亿元左右的授信。
但是自2011年之后，光伏行业在欧洲遭遇贸易保护，市场低迷，“加上外部经济低迷，国内银根紧缩政策，行业开始全线崩溃。各大银行都全面收紧信贷，审批好的贷款也暂缓放出”。
在控制通胀、流动性收缩的情况下，温州企业向银行贷款的难度很高。很多人，包括胡福林，开始转向民间借贷。
富裕的温州有个繁荣的民间借贷市场。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2011年7月最新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极其活跃，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元，相当于全市银行借贷总额的20%。在2010年之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一直在13%-17%之间，而在2010年，年化利率飙升到24.4%。
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
胡福林希望通过民间短期借贷的方式，拿到一笔足够偿还银行贷款的周转资金，还贷后，银行继续新的放贷，他就将银行贷款用来还给短期民间借贷的资金。
但是，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越来越严格，他不但从银行拿不到贷款，反而要被银行收贷。而温州已经有老板开始跑路，闻风而动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也开始只收不贷。面对行业和民间债权人的催债压力，他身心俱疲，于是，就有了跑路的故事。
胡福林说，自己失败在“短融长投”上，即将短期的贷款投资在需要很长时间之后才能产生效益的固定资产（光伏）上。当短融长投遇到经济不景气、融资环境差的情况时，贷款要还，公司又没有现金流，于是就陷入绝境。
几年后，成为跑路重灾区的长租公寓，也是败在短融长投上。运营方借助金融工具，将一次性拿到的租客租金投入到需要长期烧钱的业务上，最后爆雷。
孙福财跟胡福林类似，因生意不错，就向银行和民间借贷借了数千万元，扩大生产，但是银根紧缩，他续贷的资金拿不到，民间借贷无法偿还，且利息高，资金链断裂。
这些跑路的企业家，是中国跑路群体中的一类典型代表，他们多从事的是传统的实体行业，在形势一片大好时，采用举债等高杠杆的手段，扩大经营、实行多元化发展，一旦宏观环境突变，市场低迷，公司很容易资金链断裂，当债主敲门时，心态崩溃，便想一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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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民间借贷的偿债压力不仅会逼着下游的企业家们跑路，从事民间借贷生意的金融大佬们，在这个十年里，也成为跑路的重灾区。
2012年3月3日，有着常熟第一美女之称的顾春芳计划外逃。早些时候，有人去她家逼债，珠宝、保时捷都给了债主。她本想逃到新加坡，但听说假护照难办，于是就去了意大利，等着朋友把假护照办好邮寄给她。
但自称良心不安，没等到护照，她又到了上海，为防止别人认出她，准备整容。她做完眼角整容手术的那天晚上，警察敲了她的家门。她趁着女警察不备，拿出一把剪刀自残，往自己的脖子戳了一刀。警察赶紧抢下了剪刀。
她非法向社会集资17.7亿元，到案发时，有4.6亿无法归还。判决书的说法是，“在背负巨额债务、明知无法偿还的情况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以高额利息为诱饵，通过伪造虚假证明文件以及指使他人冒充高干子弟等手段，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
顾春芳
顾春芳初中学历，身材高挑，脸蛋漂亮。她做过模特，又在常熟的城市形象宣传片上出镜。有了名气后，她便开始搞起了民间借贷。
起初，她从事纺织服装生意时，就开始高息集资，欠下了巨额债务。而为了还债，她又以经营煤炭生意为由，以年息25%至30%的高额利息或高额利润为诱饵，借款好几个亿。
她的操作，简而言之就是，借钱还债，借更多的钱去还更多的债。珠宝首饰，她花了1400万元左右，古董家具、木雕等藏品花了500万左右，还有近500万元“做功德”捐给了寺庙。这些钱，都是借款。
名气大、气质佳，又善于拿钱包装，经营圈子和人脉，她给的利息又高，一些人相信她，借钱给她。这种招数，在后来的P2P行业也被“发扬光大”。
2013年，顾春芳被判了死缓。在当时，中国出现了多起非法吸储、跑路案。其中就有被通缉后被抓判刑的胡润富豪榜上榜人物，民营500强柳州正菱集团实控人，涉嫌非法吸储15亿元的廖荣纳。廖荣纳跌倒的原因是，他利用集团的担保公司，在不具备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资格的情况下，吸收资金并用于公司生产，偿还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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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进入到2014年，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后半段即将开启。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中国GDP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开始“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10月，《经济参考报》在一篇文章的开头说：
近一段时间，有关民营企业负责人“跑路”、自杀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品牌照明企业“凤光照明”老板“跑路”，欠下7000多万元的货款；喜林灯饰相关负责人“跑路”。此前，安徽红焰集团董事长周焰生自杀身亡，原因疑为无法承受企业资金链断裂的压力。不少网民认为，在宏观经济下行、融资难融资贵等多重压力下，一些民营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危机。
这篇文章的标题叫《民企“跑路潮”折射退出机制缺失 民间信用遭重创》。
而为了维护社会信用，当年，最高法联合人民网，在北京推出“失信被执行人排行榜”，以后在人民网上即可查询全国“老赖”。后来，这个榜单被广为人知，不少名人都上过名单。国内失信时间最长的人，叫陈一彬。法院判决他赔偿本息193万元，他玩起了失踪，消失了24年。
最高法联合人民网推出“失信被执行人排行榜”
当贾跃亭在发布上“蒙眼狂奔”的时候，与民间借贷业务重叠、借助互联网发展起来的P2P产业也迈入新阶段。2014年，国内P2P平台已达1575家，较2013年上涨了96.88%。
这个阶段的P2P，主打自融高息，以4%的月息吸引投资人，然后将这些钱通过网络融资后，用来偿还银行贷款、民间高利贷或者投资自营等项目。但平台风险极高，有的就是诈骗、庞氏骗局。根据界面新闻的不完全统计，在2014年有35家P2P跑路。
跑得最快的是，浙江台州的恒金贷，注册资金5000万元，寿命为半天。排名第二的是深圳的元一创投，寿命1天，老板跑路。
而P2P的转折点是云南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爆雷以及e租宝高管团队被抓。P2P进入整顿清退期，到2020年年末，中国的P2P平台只有3家。而警方还在抓捕跑路者。
就在P2P进入风险爆发期的2015年，中国的长租公寓迎来了春天。P2P被肃清的2020年，长租公寓迎来了大爆雷。杭州、上海等多家长租公寓爆雷，老板跑路。上市公司蛋壳公寓爆雷后，无数年轻的租房者无家可归。
长租公寓爆雷
爆雷的原因是高收低租和租金贷。
长租公寓的运营方是以高于市场的租金向房东收取房源，房东按月收取房租，然后运营方再以低价租给租客，他们提供租金贷的产品，即租客可以向金融平台贷款，金融平台一次性将租客合同期内的所有租金支付给长租平台，再由租客按月给金融平台还款。
说白了，长租公寓的商业模式，玩的就是杠杆，租客由过去的交租变成还贷，而运营方利用时间差沉淀的资金池，可做他用。但一旦企业经营不善，比如遇到疫情，影响了生意，就发生危机——租客每月都在交钱，但房东却收不到房租，矛盾爆发。
于是，爆雷的爆雷，跑路的跑路。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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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再讲一讲温州眼镜大王的胡福林的故事。
当胡福林跑到美国后，债权人围堵公司，事情发酵。他在美国学会了煮饭、洗衣服、看圣经故事寻求力量，跟公司的人取得联系，询问进展。（不知道下周回国的贾跃亭，又是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几天后，温州工商联主席王振滔给他打电话说，事关温州企业家的信誉，希望回来一起想办法。
让他决定回国的是中央对温州的重视。领导要求浙江稳定温州中小企业局势，防止风险扩散蔓延。20天后，胡福林回到温州。他解释说，其实自己不是跑路，而是出走，他去美国的时候已经买好了回来的机票。
法院受理了公司的重整申请。400多名债权人共申报了近15亿元债权。在一次债权人会议上，胡福林两次起身致歉。
在当地部门的帮助下，胡福林引入投资人，保留了海豚眼镜品牌，借助区域鞋业优势，将厂房改造为鞋革综合市场，并通过债转股的形式，将市场的股权摊给了部分债权人。
“温州信泰皮革鞋料市场（筹建）”的登记证
曾有媒体是这么总结胡福林的启示。
当然，胡福林的案例还有一个前置条件：他是一个守法、但因为现金流问题而曾遭遇不幸的企业家。
而各地近期正在通过各种举措去保护企业家精神。比如浙江最近发布了《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推动具有个人破产制度功能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为陷入严重财务困境但诚实守信的债务人提供一条出路。
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长期缺失，导致破产法被戏称为“半部破产法”，无法真正解决债权问题，甚至会陷入“救得了企业却救不了老板”的窘境。那些债务人，因为经营不善等陷入债务困境，背负了企业连带清偿责任，无法申请个人破产。跑路，就可能成为他们的选择。
而随着个人破产制度的逐步完善，可以保护那些诚信、善意的债务人破产，让真正的老赖继续受到法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