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周其仁是怎么做学问的？
导读：探求周其仁如何写专栏，更多还是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出发，试图寻找作者隐藏在文本背后的观察路径、思考逻辑与写作方法。
作者 | 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来源 | 《青年记者》
能以生花妙笔，有血有肉的故事和人物为案例，凭借学贯中西的博学和天生的犀利眼光，用清晰得路人都能理解的逻辑，将风尘仆仆、穿乡走村而来的深入观察，整理为生动的文字的经济学家，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可说是凤毛麟角。
在学界内外，周其仁素有“执着于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之称。
作为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他著作等身，口碑甚好。有意思的是，他的不少著作都是由媒体专栏汇集而成。如2013年出版的《城乡中国（上）》、《改革的逻辑》，稍远的如《货币的教训》、《病有所医当问谁》、《收入是一连串事件》、《竞争与繁荣——中国电信业进化的经济评论》等。
在媒体开设专栏的作者不少，学者开专栏的相对较少，一些知名学者开专栏的更少一些，知名学者中能一以贯之并以“专栏”闻名的，更是凤毛麟角，周其仁就是其中之一。更难得的是，他的专栏合集，都一度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就以最近的两本新作《城乡中国（上）》、《改革的逻辑》而言，都被列入畅销书排行榜。
关于周其仁的专栏，上海财经大学、美国三一学院教授文贯中曾有一段准确的描述：“能以生花妙笔，有血有肉的故事和人物为案例，凭借学贯中西的博学和天生的犀利眼光，用清晰得路人都能理解的逻辑，将风尘仆仆、穿乡走村而来的深入观察，整理为生动的文字的经济学家，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可说是凤毛麟角。”
因此，一个有趣的“命题”是，周其仁是如何写专栏的？换句话说，周其仁是如何调研、思考与写作的？
因获得财经奖学金之故，我曾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读书三个月。其间，几乎每周六都和周其仁老师在一起，上午听其讲课，下午与其交流，对这一命题也有一些更直接的感触。
当然，探求周其仁如何写专栏，更多还是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出发，试图寻找作者隐藏在文本背后的观察路径、思考逻辑与写作方法。
01
观察路径：
调研方法的“因果考量”
从文本形式上看，周其仁的专栏包含调查、数据、回忆、亲历、引用、史料、分析、见闻、推理、猜测等多种元素。
其实，这种风格与周其仁的演讲、授课、交流浑然一体——突出案例故事，且往往由其亲身调研得来，独特的新鲜感及真实性，在增加说服力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
值得细问的是，这些诸如调查、见闻之类的鲜活细节，从何而来？众所周知，当下的学者都很忙，“经济学家”似乎尤其忙，那么，周其仁如何“忙中偷闲”发现这些细节的？
对此，周其仁解释说，得益于“当年杜老（杜润生）的影响”。
上世纪八十年代，周其仁曾加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长期关注中国农村发展及土地制度变迁。这种“重视调研”似乎已成为一个习惯。
据周其仁介绍，似乎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用来调研，比如买份报纸，会借机和报亭老板聊聊消费者选择；打个车，会和的哥谈谈份子钱。“每个无聊的时间都可以用来做有价值的事情”，“宁愿和小贩聊天，也不愿去挤会场”。
同时，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安排，就是“周其仁的午餐”。
每个星期六上午，周其仁老师讲授新制度经济学，他都会挑选一些积极提问并且问题很棒的学生，一起共进午餐。
不管是课后提交的问题，还是餐桌上的交流，由于学生出身多元，兴趣广泛，这些问题五花八门，但“一个好的问题是调查和观察的向导”，对于周其仁来说，这其实也是一种“调查”，通过这种途径，不仅收集来的素材更为鲜活，话题也更具敏感度。
而对于专栏写作的“方法论”，周其仁似乎格外看重。
他有一篇《探查方法的一个交代》专文进行说明：“天下‘道理’，无论优劣，总是思维的产品——概念、命题、推理、逻辑等等，反正与现象再也无关，观察力再也帮不上忙，惟有靠立志理解现象的人开动思想机器，大胆地猜。猜到了原因，也多少讲出一番道理，事情就算完了吗？还没有。因为再了不起的猜测也只是一个猜测，再精妙的道理也不过人脑可构造的无数道理中的一套道理而已。”
他认为，“下一步，我们不妨把猜到的道理当作‘假说’，拿来再检查、再推敲。到了这个层面，学问就深了，因为如何检查、如何推敲才合乎规格，讲究甚多，离开学术传统不容易无师自通。化繁就简，先易后难，起码也要用常识把猜到的因果联系掂量一番。人人说鸡叫天亮，可是偏有人见识过鸡瘟或禽流感，发现鸡没叫，但是天照样亮了。一个反例击败了流行假说，那就赶快另打主意，向其他可能的方向继续猜因果联系。”
重视调研，并从“因果考量”的角度打量自己的调研，是周其仁专栏写作最为重要的观察路径。
02
思考逻辑：
追问思维的“抽丝剥茧”
周其仁的专栏，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个是每一“批”专栏，都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就是说数十篇专栏探究一个焦点问题领域，层层深入；另一个特征就是每一篇专栏都有超越经济学的意味，从内容上看，涉及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历史、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
第一个特征，是在一脉相连的基础上保证了思考的深度。
客观地说，周其仁笔下关注的范畴，不管是医疗问题，还是城镇化问题，都复杂而庞大，试图通过单篇或数篇专栏文章穷尽其中道理，几乎不可能，而“打一枪换个地方”的写法则容易流于表面。
所以，若想深入探讨，议题设置上的沿袭与传承，天然地成了最佳选择。
第二个特征，是在保证对某一具体题目深入思考的前提下进行的“工具外借”。
比如他在探讨困扰国内城市的“居住证”问题时，追根溯源，发现了“老大哥的坏榜样”，即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里打出来的新生革命政权，对工业、技术、城市和建设所知甚少，历史的逼迫之下，新中国“一边倒”地学苏联经验。
而“具体到有关迁徙的制度安排，苏联搞的是哪一套”，他找到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于1932年12月31日颁布的法令，“全面实行十月革命后从没实行过的人口登记与迁徙管理：只有持有居民证的人才能流动、迁徙和变更居住地点”。
这段公案里所谓的“居民证”，与今天你我人人都有的“身份证”，是不是一回事呢？根本就不是。
那么，斯大林是怎么搞出这么一套办法来的？周其仁又追查到是斯大林沿袭了1917年前沙俄帝国时代的做法。而“斯大林宪法当然是我国54年宪法起草时，首要参考的国外宪法文本”。
这样一番“小心求证”，基本上将“居住证”问题的来龙去脉讲清了。
此外，就像对“居住证”的思考一样，周其仁对诸如“允许”、“权利”之类既有政治意味，又有行政色彩的词汇，都从不同维度进行咬文嚼字式解读，“人云亦云的东西往往靠不住，每句话、每个词都要弄清楚”。
而这些专栏中，历史层面的梳理，法律层面的考问，政治学维度的思虑，都随处可见。
这两个特征，说到底有一个共性，就是需要大量的专业积累，来提高写作“势能”。
周其仁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看过水库吧，关闸憋水，水位越来越高。一道开闸命令，水的势能就释放出来了。”（《政策背后是权利安排》）
用来比照其专栏的话，周其仁的写作更多是一种势能的释放，势能的水闸后，储存着知识、阅历、经验、思考等公共知识与个人知识，也杂糅着个人的独特成长体悟。
他在《“城乡中国”开篇的话》中曾自述：“早就想写一组城乡中国的系列评论。观察的基础还算厚实。自2007年在‘50人论坛’成都研讨会上听到当地城乡统筹的改革经验之后，这五年来对成都的调查访问就没有断过线。不是我一个，而是一群有此同好的同事和同学。我们不但细看成都城乡，还参照调查了重庆、长沙、浙江嘉兴、天津、京郊、镇江、南海与深圳，在横看侧看之间寻寻觅觅，期望增加对城乡中国的认识……对越积越多的调查素材，应该是进一步加工的时候了。”
可见，周其仁的追问思维蕴含在这“势能积累”的思考逻辑之中。
03
写作方法：
问题意识的“故事切入”
学习经济学，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那些卓越的经济学家总喜欢从一个个“小切口”的故事展开，逐步进入到对理论的探讨。从亚当·斯密的“缝衣针工厂”，到里德的“铅笔的故事”，都让人经久难忘。
而周其仁致力研究的“新制度经济学”更是如此，结合一个又一个来自“真实世界”的故事来谈。
比如，英国的灯塔、美国的电报（相互干扰的电讯频谱）、瑞士的公共高山草场，张五常的“卖桔”，欧洲3G牌照拍卖……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案例，引人思考，思考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思考组织成本与交易费用等。
周其仁的专栏写作就是如此，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研究，往往透过我们身边的故事，比如关于“秦镇米皮”的《秘籍何以不自珍？》。
正如周其仁所言，学习经济学，要从好故事开始，有了好故事，关键要有好问题，有了好问题，就去不停地猜答案。
围绕遍布大街小巷的“秦镇米皮”，周其仁的追问是：像秦镇米皮这样，家家大张旗鼓出售制作技术，完全不在乎“商业秘密”流失，不免过于夸张了吧？
从道理上问，卖家掌握的技术秘诀，有极大的商业价值，为什么有秘笈而不自珍？仅收一笔小钱，不但公开传授，且“包教包会”？难道不怕影响产品销售？不怕制造出竞争对手？民间相传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比如“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又比如“传儿不传女”之类，怎么突然就不管用了？
故事是真实的案例，思考是真实的思考，经过一番抽丝剥茧般细细追问，周其仁又联想到“兰州拉面”、“过桥米线”、“沙县小吃”、“土家烧饼”等现象，这些名扬天下的中华小吃，为何如此“不重视产权保护”？
“猜测”、“推理”之后，他的结论是：“从来没有看到谁下达全国推广计划，但是不知不觉之间，老百姓用很低的价钱，就可以享受各地历史知名小吃。反省起来，这早就是一个应该追问的经济现象。举一反三，‘保护知识产权’原来有多条路线可走。自发市场选择里面的学问，世人千万不可轻看。”
类似的故事，在周其仁的专栏里颇为常见，有些被一些形象化的意象所代替。
概言之，周其仁写作方法的“秘诀”，是融问题意识于故事表达之中，“在观察、发问、猜想之间，不断反复练习，养成推敲事实、推敲理论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