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专访“灰犀牛”作者渥克：美国债务上限变成一场政治足球，中国公开承认灰犀牛风险“非常正确”

导读：日前，《灰犀牛：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在中国热销之际，《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独家专访了这位着迷于危机预测和风险应对的经济学者。

试想你站在一片非洲大草原上，不远处一头灰犀牛慢悠悠地散步，它身形巨大，你不可能忽视它的存在，可你没有立刻避开。直到这头看上去笨重迟缓的猛兽突然向你狂奔而来，要将你撞翻，这时再想躲开却为时已晚……

美国经济学家米歇尔·渥克借用灰犀牛这一动物，形容那些显见但又常被人们忽略的重大风险。2016年，她正式提出“灰犀牛”理论，出乎米歇尔·渥克意料的是，“灰犀牛”在中国大热，接受程度比欧美更甚。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人民日报》头版等主流舆论发声，“警惕金融领域的‘灰犀牛’”。2020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也公开表示，房地产泡沫是威胁金融安全的最大“灰犀牛”。

米歇尔·渥克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过度使用金融杠杆、对贷款人糟糕的信用视而不见，十多年前席卷美国和欧洲主要金融市场的次贷危机引发了持久的震荡，米歇尔·渥克提笔撰写“白皮书”，敦促希腊进行债务重组，并最终形成了“灰犀牛”理论。《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出版后，欧美与亚洲对风险概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这让她转而对做出风险决策背后的人产生研究兴趣。她对于应对灰犀牛风险时个体和文化的差异研究，促使第二本著作《灰犀牛：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的诞生。

米歇尔·渥克曾毫不讳言地批评美国应对灰犀牛的表现。而当她的第二本书交付出版时，美国在应对“新冠疫情”时交出令人担忧的答卷……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大时代，风险随处可见，个人、公司、政府决策层应如何与风险共舞？当我们的出身、性格已形成了应对风险的底色后，我们在后天又能做什么以提升自我的风险管理素养？

日前，《灰犀牛：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在中国热销之际，《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独家专访了这位着迷于危机预测和风险应对的经济学者。

每一只黑天鹅背后都有灰犀牛

更早之前，人们已广泛认识那只叫“黑天鹅”的风险。而在米歇尔·渥克看来，每一只黑天鹅背后都有灰犀牛，人们把精力花在那些难以预测和概率极低的黑天鹅事件的同时，具有明显警示信号、且会引发巨大危机的大概率事件——“灰犀牛”，也应引起重视。

NBD：“灰犀牛”现已经成为人们认知和管理风险的重要理论框架，你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背景是什么？

米歇尔·渥克：我的灵感来自于阿根廷和希腊在其面临主权债务危机时的不同应对方式。两个国家都看到了明显的危机，但却只有一方更及时地采取了行动。我知道这个问题不仅限于主权债务危机，所以我想以一种更共通的逻辑来剖析其中的缘由。

纵观历史，人类其实一直在借助动物的故事辅助我们理解世界，所以我选用灰犀牛来解释。首先是因为犀牛大且危险，还有一个容易辨识的角；灰色则表达了我们误解一些显而易见事物的可能性其实大得惊人。在现存的五个犀牛品种中，有两个品种被命名为“黑犀”和“白犀”，但实际上所有的犀牛都是灰色的。

《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封面 图片来源：APP截图

NBD：你的上一本“灰犀牛”在中国成为畅销书，你觉得其在中国大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

米歇尔·渥克：我问过很多中国读者关于这本书成功的原因，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答案是：“你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讨论某些本已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思考方式。”另外，当我在为写作第二部“灰犀牛”做调查研究时，我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风险敏感度和偏好差异很大。例如，2017年有一项调查访问了300位人工智能专家，西方专家预测AI需要74年才能超过人类，而亚洲专家的预测是35年。

我还发现，当我在中国的时候，中国读者对我所感兴趣的金融风险也同样感兴趣，我们之间的沟通非常好。但当我回到美国后，就感觉像换了个世界，大家只想继续做大金融泡沫而不在乎后果。许多美国图书编辑很相信人可以很好地处理“明显的危机”，所以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需要专门用一本书来解释，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媒体和读者似乎凭直觉就能明白我在说什么。

第二部“灰犀牛”已经在国内书店上市 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NBD：第二部“灰犀牛”中文版已经在中国出版了，为什么会想要继续探讨“灰犀牛”？

米歇尔·渥克：过去几年，我到中国旅行了很多次。有一年夏天我在上海，当时天已经黑了，外边还下着暴雨，一个年轻人问我要了签名和合影，然后他对我说：“你的书给我的生活提供了很多帮助。”

我非常感动，也很震惊，因为一直以来我认为自己的专长在政策和商业领域。自那后我开始关注个人层面的灰犀牛事件，比如事业转折、亲密关系等。与此同时，我也开始思考这些事件与我之前关注的政策和商业层面的灰犀牛事件是如何产生关联的。

一开始我找不到思路，直到我跟一位投资人朋友聊天，他告诉我所有的投资失败案例其实都有预警，并且这种预警不关乎商业模式、产品质量，亦或是经济大环境，而是CEO本人在风险决策上的糟糕表现。比如，一个会醉酒驾车、超速驾驶、婚内出轨、家庭暴力的CEO，在商业上的风险决策是很有可能会出问题的。

应对超级灰犀牛，美国为何令人失望

气候变化、金融脆弱、不平等，是米歇尔·渥克长期密切关注的三大全球问题，相关的灰犀牛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比如，美国财政部长近期表示，美国可能在10月因债务违约引发历史性金融危机。而据报道，尽管8600万美国人在疫情期间失去了工作，但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却在这期间增幅超过60% 。

NBD：在见证了中国被疫情影响的局面及其采取的防疫措施后，新冠疫情对美国而言不再是不可预知的“黑天鹅”，而是大概率风险“灰犀牛”。你怎么评价美国的应对？

米歇尔·渥克：对于新冠病毒（COVID-19），美国最初的反应很糟糕，并且目前的应对仍然存在问题。更糟糕的是，许多美国公民还拒绝负责任地采取防疫措施。美国快速研发出疫苗这件事值得称赞，但美国的疫苗接种率远低于应有水平，因为有些人会出于政治原因拒绝接种疫苗。

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与该研究中的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民众在对新冠疫情反应中呈现更两极化的政治倾向。

除了新冠病毒，美国在金融危机这一超级灰犀牛面前的表现也充分说明，政治功能障碍使美国危险地接近了一场原本完全可以预防的危机。债务上限变成一场政治足球，从而威胁到美国的信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让我很担心。政治治理问题、政治两极分化和部落主义、假消息都使得美国难以应对其面临的其他严峻挑战。当下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忽视的地步，有时候事情就是需要恶化到最糟糕的程度才会被重视。

NBD：你怎么看近年来中国在应对“灰犀牛”上的表现？

米歇尔·渥克：中国公开承认其在资金流动性、信贷、影子银行、保险和房地产泡沫方面存在灰犀牛金融风险，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政府经济部门有必要就其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跟公众进行公开交流。中国的金融问题尤其复杂，因为它们相互牵连，解决其中一个问题有可能就会引发副作用，因此每一个决策都需要权衡。但我认为，中国尽早地采取相应的行动是明智的，因为金融泡沫的关键就在于决策者一旦将处理时间拉长，需要付出的阵痛代价就越大。

2017年《人民日报》发布《有效防范金融风险》评论 图片来源：官方APP

当副作用发生时，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如何控制损失并公平地分摊风险。相较于一个资本投机者，一个拥有实体住宅或股票投资组合的所有者应该受到更多的保护，因为那些投机者往往使用大量的杠杆，希望通过赌注轻松获利。处理金融和经济风险同样也意味着要传递正确的信息：政府将充分保护人们免受某些风险的影响，使他们能够自信地从事经济生产活动，但也不会提供过多的保护以助长道德危机。

你的“风险指纹”会告诉世界你是谁

中文版《灰犀牛：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的封面上醒目地站着一只由指纹螺纹绘制的犀牛。这来自于米歇尔·渥克提出的新概念“风险指纹”，当我们做出风险决策时，就告诉了世界“我是谁”。而如果风险应对如指纹一般天生、不可改变，我们又该如何避免自己踩进同一个坑。

NBD：中国有句古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觉得个人在面对“灰犀牛”事件时，能够做出与自身性格不同的决策吗？

米歇尔·渥克：就像指纹中的拱门、螺纹一样，你与生俱来的个性是预先确定、无法改变的，它们固然会影响你对风险的决策，但这种与生俱来的个性会与你的后天经历相互作用，从而创造出新的感觉和行为。也就是说，个人可以通过培养习惯以及改变身处的环境，从而做出最佳的风险决策。

我经常会被问到有没有“理想型”风险性格，我会反问，什么样的风险性格算“理想型”？其实，不同的性格会有不同的适用情景，重点在于你是否选择了适合你性格的工作和生活。比如有的人喜欢寻求新鲜感，而有的人则安于现状。我认为，将自己置于一个能做出最匹配自身个性和技能的风险决策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中文版《灰犀牛：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封面 图片来源：APP截图

NBD：创业就可能失败，结婚就可能离婚，个人生活中的所有选择都有风险。你觉得个人要如何构建预防“灰犀牛”的体系，以面对日常生活中众多的灰犀牛？

米歇尔·渥克：培养自我意识是关键，我们要不断追寻自己做出选择背后的原因，获得对自己的强大洞察力，能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决策。个人可以尝试养成一些习惯，比如经常问自己，在自己的事业和人际关系中最大的灰犀牛是什么，然后评估自己应对得如何，同时思考还可以做出哪些调整从而应对得更好。

我们需要定期主动了解有关自己生活中的灰犀牛知识，同时咨询和你意见不同且可靠的人。当你了解得越多，你的防御系统才会构建得越好，你也就越有可能以最正确的方式去应对灰犀牛。

NBD：个体要具备防范灰犀牛的意识与能力，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公共教育环境。你觉得应当如何提高公众的风险素养？

米歇尔·渥克：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风险管理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需要学习的一项技能。风险素养的培养也应该是全面的，包括个体以及情感，同时需要认识到主观和客观风险之间的差异。

我小时候经常做户外冒险活动，但现在的孩子几乎很少去做，实际上这种人为制造的挑战体验对于儿童培育风险素养很有帮助。此外，要鼓励发展创造力和批判思维，这些都和风险素养相互关联。

“他们在去世前，给自己的葬礼制定了极其详细的计划”

经济学是人们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经济学不仅是一串冷冰冰的数字，经济决策不是凭空发生的，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为经济学家提供了“解题思路”。在米歇尔·渥克看来，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全面融合，对全面了解世界和应对挑战至关重要。

NBD：你如何看待个人或组织在感知到灰犀牛后，依旧没有进行有效应对的现象？

米歇尔·渥克：人在面对灰犀牛后仍无所作为的原因，通常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具备改变结果的能力，亦或是他们觉得那是别人的责任。这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在疫情肆虐的当下，每个人都要尽其所能地去执行防疫措施，比如戴口罩和接种疫苗，并且督促身边的人也这样做。在风险沟通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人们知道具备做一些简单有效的事情的能力，同时还可以达到改变现状的效果。

米歇尔·渥克在TED演讲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NBD：目前全球范围内的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高房价、高养育成本等问题让已到生育年龄的人倍感压力，你觉得从决策者层面，应如何更好地鼓励生育？

米歇尔·渥克：老龄化问题代表了一些非常真实的“灰犀牛”。鼓励人们生育更多的孩子，可能有助于改善年轻人与老年人的比例，但随后需要面临的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以及地球资源如何支撑这么多人生活的问题。

所以这需要其他的解决方案。例如，我们的经济结构是否可以使老年人从技术变革带来的生产力提高中获得相应的生活支持？政策制定者能否提高人均 GDP 而不仅是 GDP 总量？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应用新技术和改变生活方式，使每个人对地球的影响变得更小？

NBD：是什么促使你走上经济学研究的道路，并且专注于“风险”研究？

米歇尔·渥克：1980年代，我在高中时代阅读了有关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文章，那是我第一次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大学毕业后，我住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我被当地贫穷的经济现状震惊到了。所以，我在1991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开始学习大量政治经济学和金融学课程。

我的家庭对于我关注“风险”议题有很大的影响。我的母亲和父亲都成长于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但是他们的父母对于不确定性的应对又很不一样。我父亲的父母通过努力创造了一个非常安稳有序的生活，来抵消曾经的不确定性，包括他们在去世之前给自己的葬礼制定了极其详细的计划。但我母亲的妈妈对于同样的事就没有什么应对，这使得她的孩子在她去世后处理相关事宜很棘手。

所以我怀疑，这就是我痴迷风险应对的原因。

记者手记 | 米歇尔的个人风险管理精要

被金融界、决策层频繁使用的“灰犀牛”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个人生活中的风险管理，是“灰犀牛”提出者米歇尔·渥克研究的最新课题。

看到她提出“风险指纹”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原生家庭”理论，一个人的性格、应对风险的路径，在我们还是孩子时就已打下烙印。这些烙印存在于我们懵懂的记忆中，清晰地提醒我们人生的来处。

然而，迷信最近大热的“原生家庭决定论”却大可不必，原生家庭有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心理学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都用各种研究分析论证，“过去影响未来，但不能决定未来”。后天读过的书、走过的路、见过的人、经过的事、悟过的道都将共同塑造未来的你。

自我认识、自我接纳、自我提升，这也是米歇尔·渥克对个人风险管理的精要。往事不可挽，来者犹可追。无论是提升自己的风险管理意识，还是成为更好的自己，从现在、从当下，一切都来得及。

记者：丁舟洋 朱鹏（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