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玲：必须改变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传统思维方式

导读：本文根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于7月1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和京东科技集团研究院联合举办的“2021 年下半年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本文根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于7月1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和京东科技集团研究院联合举办的“2021 年下半年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我们现在分析国际形势，长远看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短期看是百年未有之大瘟疫。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到现在新冠疫情又是一个百年，世界经济的未来像有些经济学家所说的，可能要分疫情前疫情后，疫情前疫情后会发生很多颠覆性变化，不像纪年的公元前公元后。

一、原来的一些西方经济学理论已经失灵

一些西方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已经完全颠覆了。比如，所谓新货币理论并没有理论。首先，美国已经打破了现代西方货币理论约束、美国原有的政策约束、规则约束以及潜规则的约束，并没有什么理论基础。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基本上都是在算美国收益账，这就是现在唯一的基础。为什么这么说呢？美国财长耶伦在国会作证词说，美债可以继续增发，因为按照现在美债的利率，我们再增发多少都不会突破局限，都不会增加美债偿付的负担。这些话说得特别“科学”，这证明了美元增发和美债增发的现实依据。现在美国三十年期的国债，今天华尔街日报发布的数字是1.9%，美国通胀率5.2%，证明三十年期的国债差不多是-4%了。美国两年期的国债才0.22%，相当于-5%了，说明美国长期国债是负收益的。从疫情之后到现在为止，从低收益率到负收益率，全球超过了18万亿美元的负收益，已经完成了非常完美的蝉蜕过程。所以，美债负收益，增发美债越多，卖出美债得到的收益就越多，对美债补贴就越多，美国的收益就越大。

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的国债收益率全都是负的，还能挣钱，唯有中国没有实行负收益率。中国三年期国债收益率降到3.45%，老百姓开始不买了，说国债收益率怎么这么低呢？原来是3.985%，现在3.45%，老百姓都已经承受不了。美国2020年3月9号、3月12号、3月16号、3月18号股市4次熔断之后，美元汇率开始调整为零利率，美国国债开始负收益率，美国开始大规模放水。去年全球长期国债负收益创了新高，今年加上欧洲、日本、美国的，扣除价格因素，负收益总额会比去年还要多，现在还没有机构提供权威数据。这些世界级经济现象，用什么西方经济学理论能够解释呢？

把货币和财政绑在一起，所谓“财政货币理论”始作俑者是美国。美国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不是一回事，美联储印钞，财政部购买，美国国民、美国机构、外国机构购买少了以后，全部回购者都是美联储。所谓央行，日本央行购买国债数占45%，美国达到了20%多，2021年新增国债高达50%以上，这是非常惊人的，等于美联储或者日本央行既是发钞的，又是买进的，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内循环。原来，美国国债形成国际化的大循环，产生巨大潮汐效应，美元升值的时候收割各国财富，贬值的时候也收割各国财富。现在美元一旦国际大循环断链以后，被迫出现了这种内循环，结果是美联储购买的比例越高，美国解决自身问题的难度越大，因为不能通过美元国际大循环再转嫁危机了，或者说通过这种方式转嫁风险、转嫁危机的链条中断，至少使程度减缓了，使美国宏观经济调控和救赎经济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美国的债台高筑风险非常大，但日本的国债，已经占到GDP的230%以上，但主要是国内的内循环，即国内机构和国民购买，所以对世界经济和其他国家的影响没有美国大。同样的国家债务，不同的运行机理，用什么样的西方经济学来解释呢？

因此，美国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2016年，共实行了四轮宽松货币政策，前三轮是量化宽松，第四轮是扭转操作，这四轮放水总共3万多亿美元，但已把美国的经济风险和金融危机基本转嫁到全球了，中国是它最大的接盘侠之一。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直到现在，美国国内通胀率从来没有超过2%，因此，近十几年来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第一个指标，就是通胀率要达到2%才能停止货币放水，一直到2021年3月都没有达到2%。但从现在看，美国2021年4月通胀率上升到4.2%，5月份上升到5.2%，6月份上升到5.4%，通胀率逐月升高。但美联储不希望通胀指标影响到美元收缩或者放水的周期，一旦打乱以后，美元整个环流就再也环不起来了，加上现在美国国内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美国宏观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受到了美国采取货币政策的巨大挑战。

我个人认为：第一，在美国通胀逐月增长的情况下，按照常理美国政府应采取收缩的货币政策，但是美联储至今仍然继续坚持和延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元的国际环流出了问题。第二，由于美国信用的大幅度损耗，美国经济在疫情中陷入困境，美债的信用大幅度下降，美债的卖出以及收益出了问题。第三，全球去美元去美债开始成潮，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对美债的信心在减弱，一些国家推进的数字货币和绕开美元的结算体系正在形成。因此，美元的环流，美债的环流，由此产生世界性的潮汐效应会随之降低。过去一大部分风险可以转移到国际，现在则从国际转移到了国内。

2016年，美国曾经对34家大银行进行过风险抗压测试，就是要测试和检验一下，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国这些大银行的风险是否释放完毕，如果再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银行能不能抵御这样的风险。34家最大的银行测试结果，这些银行如果遇到类似2008年这样的金融危机已经完全没有问题，风险防控都过关了。为什么现在却没有达到原来预想的效果呢？就是由于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背后是大国之间的博弈，中美博弈，美俄博弈，中美俄博弈，中美俄欧博弈，大国博弈的格局，尤其是中美博弈，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最大变量。美国拜登政府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遏制，而是采取了更为阴狠的手段强化对中国的遏制、围堵和打压。

俄罗斯购买的美债已经清零了，从今年8月1日开始，储备货币中欧元比例占40%，人民币比例占30%，其余的是日元、英镑、黄金。俄罗斯现在黄金储备排在世界第五位，达到2295.4吨；美国仍然排在第一位，8331.5吨；第二位是德国，黄金储量3369.8吨；第三位是意大利，储量2451.8吨；中国现在黄金储备排在世界第六位，为1948.3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百年未见疫情也是一个大的变量，加上大国之间竞争博弈，形成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格局，这些都是重大变化。原来的货币理论，新货币理论，财政货币理论等，都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在原来的意义中，假定美国是个守信的国家，假定美元在脱离了黄金，脱离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后，是一个按照规则发牌的美元，坚守美元、美债发行和流通规则，假定美元是对世界守信的货币，能够充当国际货币或者准国际货币，在这种假定前提下，原有的经济学特别是货币理论仍然生效，原有的规则也仍然生效。

原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已无法解释美国现在的行为，无法解释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的种种重大变化。原来美元绑定石油，现在被绑定物也发生了变化，欧佩克组织里最难办的，美国现在也搞不定的伊朗，一头靠在俄罗斯，一头靠在中国，和中国已经签署了2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文本虽然没透露，但从华尔街日报看，这个协议文本不仅包括石油贸易，也包括伊朗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与伊朗25年的石油贸易合作，石油是当前最低价格，采用人民币结算。中国和俄罗斯前几年就签署了30年的能源合作协议，一些人对这个协议有个误解，签署的协议是基准价，但随着市场形势变化价格波动进行协商调整，并不是一个恒定的价格。

总之，美国绑定石油这个绑定物松动了，美元也不绑定黄金了，美元对黄金一路贬值，从35美元1盎司进入到昨天的1800多美元1盎司，最高的时候2000多美元1盎司，美元对黄金的比值不断缩水。所以，现在影响世界经济非常大的变量是美国经济。美国经济现疫情之后遇到一系列问题，就在于原来可以转嫁风险，现在转嫁风险的能力在降低，出现了这些我们所不能理解的经济现象，这种经济现象，恰好是美国未来遇到的最大问题，也可能是给中国带来最大机遇。

关于美国的高通胀。现在各种大宗商品的价格是一路走高，美国现在的能源、基础原材料、金属、化工产品、日用消费品都一路走高，在美国市场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挤压了美国企业的利润。美国的钢铁、有色金属价格上涨带动了PPI达到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美国现在这种通胀水平，既有国际上大宗商品给美国带来的外部性通胀，也有美国对中国加征3700亿美元商品高额关税带来的通胀，因为加征关税的商品肯定要加价。今年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上半年中美贸易增加了34.6%，其中出口增加了31.7%，但没有算到美国的商品加价是多少，商务部提供的出口商品价格指数是108%。我算了一下，正好等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量没有增加，因为增长34.6%，正好是价格上涨的因素。今年上半年出口美国商品增长31.7%，进口增长是34.6%，因为大量进口了美国的农产品、石油、牛肉等。

美国通胀的两个因素，一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个因素一直说不清。进口商品涨价，这个方面在市场的价格也体现出来，连麦当劳这些食品都在涨价，对美国来说，这两方面的价格上涨是导致通胀非常重要的原因。再一个导致通胀的原因是美国进口的增加，疫情期间进口大涨，不仅是中国、对越南的需求也再大幅增加，对很多替代国也在大幅增加。所以，美国高通胀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不光影响美国，我们也包括在内。但我们现在通胀水平比较低，上半年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5%，是全球最低的；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环比还下降了0.4%。上半年猪肉下降了19.3%。中国的猪是“替罪猪”，价格上涨的时候找猪，下降的时候也找猪，我特别同情猪，感觉它特别可怜，价格出了问题全找它。中国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上涨5.1%，涨幅比一季度扩大3.0%，6月份同比上涨8.8%，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1%，涨幅比一季度扩大4.3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同比上涨了13.1%。昨天国家统计局在央视公布上半年的数据，专家进行连线解读，是我和经济学家连平进行的解读。关于PPI和CPI，我认为上半年主要表现在PPI上，下半年一定会部分转移动到CPI上，即使猪肉价格没有上升，但其他生产资料加价到商品中，由此拉动CPI上涨会有一定的表现。

关于全球高债务。按照最新的数据，全球债务总额已经达到282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快到30万亿美元了。拜登提出的美国基础设施计划，从3万亿美元到2.3万亿美元，到最后通过的1.2万亿美元，加上1.9万亿的纾困，实际增加印钞3.1万亿美元。美国巨额债务肯定不会伴随拜登下台而消失，如果拜登还活着，到四年任期终结的时候，这3.1万亿美元肯定不够。拜登还有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纾困1.9万亿也远远无法度过新冠疫情这场危机。

现在美国有一点是可以期待，这次彭博把美国抗击疫情评为全世界第一位，可能和疫苗使用有关，但最根本的是疫情政治化。彭博社把中国排到全世界第八位，其实我认为这种评比没有什么用处，美国彭博社能进行评比，中国环球时报也能组织评比，我们连抗议它都没有必要。我们不必过于在意这些东西，美国说自己做得好难道就好吗？全世界都看得非常清楚，我们愿美国以后更好，能够战胜疫情。中国人有很大的胸怀，不是锱铢必较。但美国是非常可恨的，给中国评到第八位绝对是错的，这是一个国际笑话。从现在全球债务看，美国债务可能还会继续升高，由于这波疫情的强烈反弹，已经发行了美国国债尽管到8月份已经达到上限，但还必须采以债还债的办法度过危机。

二、对中国一些经济问题的分析也不能用传统方法

中国的债务水平也很高，看了一些研究机构对地方债的分析，我认为有点偏颇。他们把凡是地方投资的，地方投资集团、投资公司的借债都当作了债务，这里有非常重要一个东西被忽略了，就是由债务转化为投资，由投资形成的优质资产，尤其是长期可以摊薄的东西，应该把它作为长期收益。收益减去借债，减去支出才能算最终的债务。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2020年5月发布，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编制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国总资产已经超过1300万亿元。宁吉喆指出，市场经济从会计学、统计学的角度是资产负债经济，企业都有资产负债表，国家也有资产负债表。这个总资产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多年投入、多年发展形成的。中国的基础设施，无论交通、通信、能源、水利，还是市政，都是在投入的支撑下形成了很有效的资产。中国具有世界上分类最完备的产业体系，这也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投资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带来的。要促进一定合理的负债投资，形成大量有效资产，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有更加扎实的物质技术基础。这是中国在统计学上的重大创新，是根据中国实践得出的正确结论。

比如高铁投资，一些机构或者专家把它算成债务，但高铁要运营几十年，如果说这几十年摊薄下来以后，再计算债务或者投资收益，那就会大不相同。另外，不仅仅产生经济收益，还改变了人的出行方式，改变了国家区域经济的布局，用空间换来了中国区域新的格局，形成了经济新的增长点，这些经济收益的总和到底是多少？这种东西怎么评估？如果不进行全面和整个周期的评估，一律把这些借贷看作债务，投资看作应收款，岂不是要谴责中国建设高铁了？所以，我们的一些学者用这两个东西评价高铁，这是不对的。

再比如，中国建成的机场肯定要负债，但大兴机场要运行多少年？大兴机场对中国航运事业的贡献，对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和人员的疏散，对于首都北京形象，对于提升国家竞争力，对于产生的无形资产，这些东西有没有评估？没有。所以，对中国债务评估和美国债务评估还不能完全一样，对中国债务和投资形成的经济结构、有效资产，尤其是可以长期摊薄的资产，可以形成的无形资产，对中国经济社会长周期发展起支撑作用的价值评估，没有一个单位做这种价值评估。

经济学理论真是要创新，没有创新，按照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或者传统分析方法，一算全是问题，中国全是在赔钱。但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为什么美国这么痛恨中国呢？这从理论上解释不通，全球高债务肯定是非常大的问题，美国高债务是当前最大的难题，美国债务形成与我们有本质区别。但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一些政府投资的债务，并没有形成有效或者优势资产，那些放空的园区，那些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没有成功地转化为有效资产，反而加重了重复投资和盲目建设；还有一些行政性的地方债务，完全靠拍脑袋，什么有效资产也没形成。我们真正要解决的是这样的问题，要把这些东西剥离出去，必须追求投资的乘数效应，至少是加数，而不是减数或者除数。前段时间，据报道各地芯片投资多少，可能上千亿了，要防止冲动型投资，防止行政干预型投资，防止碎片化投资。

三、世界产生了经济复苏的“增长幻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高强度的经济刺激政策是全球性的，这涉及到对疫情的判断，到底疫情是两三年结束，几十年结束？还是与人类共存？这涉及到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可不可持续。这样的强刺激政策，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是不是已经成为一种经济新常态？包括美国、中国、欧盟、英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未来对疫情怎么判断，到底是三年结束还是两年结束，美国的疫苗如果真是有美国人宣传的效果，在全球能不能作为公共产品加大生产量，哪怕各个国家付成本，或者让他赚点钱都可以，能不能像当年治理天花一样，把人类尽快从疫情中挽救出来，这样才能解决全球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强刺激的问题。

世界现在产生了一种“增长幻觉”。美国现在对今年非常乐观，IMF预测，美国2021年经济增长6.4%，是大型经济体里经济增速最快的，似乎感觉经济已经完全恢复了，甚至比疫情期间还要好很多。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长18.3%，二季度增长12.7%，大家也很乐观。其实，这次疫情导致世界经济的问题，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要严重得多，伴之大国激烈的竞争博弈，要比那时候严重得多。所以，经济的强刺激引发的经济强复苏，我个人认为是一种“假想”或者“幻觉”，如果要与病毒长期共存，全球在三、五年或二、三年内不能解决疫情问题，经济增长就没办法巩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低增长持续八年之久，这次起码也会持续8-10年。伴随经济低增长，低利率、零利率、负利率、低收益率、零收益率、负收益率，宏观经济政策中的财政货币政策双宽松或者一松一紧的局面，都不会很快结束。

世界经济面临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产业链重构，产业链的断链、断流、断供，引发产业链全球的变局，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的东西。总体上看，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会形成东亚板块、欧洲板块、北美板块，认为有可能是这样的板块。但我认为，完全重构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因为战后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形成，经过了70多年，经过了四轮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在不断进行转移和重组的过程中，国际的制造业布局，国际贸易的生成，都不是一个国家制造业总值和贸易总值的表现，而是全球产业要素、国际贸易在某一个国家形成的规模或者总量，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全球性的。

比如美国企业在中国，一年产生的销售额7000亿美元，去年公布的数据是8000亿美元，即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额，2017年是6335亿，美国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比两国进出口贸易额都大。所以，这是中国对美出口吗？是所有在中国企业产生的贸易总额。国际贸易理论急需重构，制造业理论也需要重构。所有的贸易战，推动制造业断链的说辞都基于传统理论，特别是基于原有的西方经济学，已经解释不了当今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联系。所以，WTO的规则严重滞后，IMF的规则严重滞后，世界银行的规则严重滞后，并不是过去不正确，而是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原始理论创新滞后，没有新的理论来解释或者支撑新的世界经济现象。世界能否再回到70多年以前，都以单个国度为单位，形成完全自主的经济体系，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封闭体系？我认为，已经完全不可能了，那就等于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但是新世界也建立不起来，人类一败涂地落体在一片瓦砾之上。

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看似非常简单，但是基本不可能。美国拜登政府提出首先在四方面重构产业链，欧洲一些国家提出不仅要重构产业链，2011年德国发展工业4.0，现在则以欧盟的名义推出工业5.0，不断竞争推出更具竞争性的产业政策和重大战略。所以，全球产业链也面临非常大的风险，而且现在的风险主要不是来自于市场，是来自于一些国家政客出于战略竞争需要，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破坏和阻滞。这个风险也很大，属于政治风险，政治风险影响到产业链重构。真的会以这三个板块为主？将来谁的制造业占主体？以谁为主？世界制造业可能空前地向哪一个制造业高地转移？

我个人认为，向亚洲地区转移的可能性很大。疫情之后，中国迎来了一个最大的机遇，和美国二战以后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欧洲成为一片瓦砾，日本在二战中也失去了制造能力，唯有美国的制造能力很强，全球工业制成品都从美国来，军事工业产品也都要从美国购买，美国是发了二战的财的。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国可能会发疫情的财，但是客观看中国最早恢复生产，加上制造业完善的配套体系，加上畅通的现代流通体系，特别是现代物流体系，现代国际贸易体系，可以把商品非常顺畅地，不仅卖出去，而且能运到任何一个地方。现在深圳等地一个集装箱涨到1.7-1.8万美元，还是一箱难求，假如中国没有这么多的港口，没有这么多的国际油轮，没有这么强的现代物流能力，疫情中也不可能实现畅通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现在有点类似二战时候的美国，如果疫情延长三、五年，中国就彻底赢了。我们非常希望疫情尽早结束，不希望它延迟，但延迟的时间越长，按照中国的制造能力和贸易水平，中国赢的可能性就越大。

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非常大，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博弈，现在是竞争博弈的初期阶段，大家都在出手，都在较量，通过一段时间较量以后将达到相对平衡。现在最大的较量双方是中美，美国努力与欧洲盟友恢复关系，与日本、韩国重构盟友，力图重新构建世界反华联盟或者对华包围圈。拜登和俄罗斯普京会面，争取拉住俄罗斯。美国也和伊朗会谈，争取从伊朗抽身。现在已经从阿富汗撤军了，留下一个烂摊子。美国实际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体现毛主席思想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对手。实际上美国现在最大的、或者是唯一的、他最看重的竞争对手是中国。拜登、布林肯讲，唯一能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上和美国抗衡的国家只有中国，所以，美国打击的目标越来越集中在中国。

2014年我带队到俄国防大学调研访问，国防大学校长对我们说，他是中国领导人到俄罗斯访问时发言专家，那时候美欧联手制裁俄罗斯。他说，现在美欧制裁的是俄罗斯，打击的是俄罗斯，一旦他们能够回过神来，打击的对象一定是中国。这些话是2014年说的，俄罗斯专家挺有战略眼光的。现在的战略机遇不仅是经济现象，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直接联系，和百年未有之疫情的走势和应对、各个国家的表现有关系；和各个国家未来采取的国家大战略有关系；当然更与世界的前途命运有关系。

四、中国经济要规避几个较大的输入型风险

在国内经济方面，下半年我们要规避几个大的输入型风险。

第一，输入型的通胀风险。上半年PPI超过5%，PPI肯定会向CPI转移，6月份CPI同比上涨1.1%，7-9月CPI的增速可能会逐浪高，但全年下来还是不会发生大幅度通胀，因为国内通胀主要是输入性的。

第二，要防止输入型的金融风险。特别是全球性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对我们金融市场的安全影响很大，从目前美联储释放的信号看，今年内不管通胀达到什么水平，他们并不想放弃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此一定要早做预案。

第三，要预防输入型制造业的风险。特别是产业链、供应链的断链、断供、断流、断裂，美国+欧盟+日本+疫情，美国4月份在白宫召开了全球供应链价值联盟会议，发起对中国的供应链供给和对中国制造业的打击行动，这可能是非常大的制造业输入性风险。

第四，要防止对“一带一路”输入型战略风险。“一带一路”建设八年以来，已经取得出乎人们预料的进展与成效，14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本，是未来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最大的战略支点，总体来说，我们是很成功的。现在美国、欧盟都在“抄作业”，特朗普时期美日印澳联盟要对冲“一带一路”，但没有成功。在今年G7会议上，拜登提出重建美好世界计划，明确提出要覆盖全球，把世界各个洲、几大板块都提到了，他提出要帮助贫困国家、中小国家，算了算总的投资额度40万亿美元，确实有点天方夜谭。

现在值得重视的是欧洲，欧洲现在与日本、与印度已经签了合作协议，包括基础设施，包括信息，包括数据，叫经济连通性的计划。现在日本和非洲也在推进类似计划。所以，西方推出的这些对冲“一带一路”行动，它的一个内核是基础设施，一个主题词就是“连通”或者“连接”。所以，“一带一路”输入性战略风险还是蛮大的，我们要把战略风险变成战略机遇，只要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只要有利于贫困国家，只要有利于全球的基础设施改善，只要对人类发展有利的，我们都持开放态度，欢迎态度，化危为机。

未来中国的发展，总体上的制度优势，制造业优势，人力资本优势，贸易优势，等等，整个中国经济还是看好的，稳步恢复，稳中调优，稳中加固，稳中向好，不至于有大的跌宕起伏。但有几个结构性矛盾要关注。一是债务风险。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二是需求不足的矛盾。去年消费是中国唯一负增长-3.6%的指标，今年虽然比同期上升了23%，但这是在去年基数非常低的情况下的上升，需求总体不足还是非常大的矛盾。三是新经济中的头部企业发展问题。从国内经济看和人民群众的诉求看，一些政策调整和规范企业行为的举措都是必要的。但是从中美之间在新经济领域博弈的大局看，对于中国的头部企业，一方面要规范，另一方面还要支持中国头部企业做大做强，美国在新经济上有强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头部企业的竞争力。

作者简介：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国务院研究室原司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来源：中宏网 2021-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