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鉴：德国“产业强国”道路上的得与失

导读：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推进，大多数西方国家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和扩张的加快，出现不同程度的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现象，成为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问题背后的重要原因。然而，德国数十年以来却在“工业立国”的道路上稳健发展。

德国工业的内核在全球化的考验面前一直保持强健，并且将制造业竞争力视作未来立足之本

重视长远发展以及在某一领域扎根做深，将技术水平作为企业竞争力的基石，并且注重与员工建立稳定互利的长期关系

德国是“隐形冠军”的王国，拥有1307家类似企业，占全球的47.8%

德国过于依赖机械、汽车、化工等传统优势行业的惯性发展路径，缺乏对世界经济在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产业重心转移的敏锐判断力和自我调适能力

文 | 董一凡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推进，大多数西方国家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和扩张的加快，出现不同程度的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现象，成为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问题背后的重要原因。然而，德国数十年以来却在“工业立国”的道路上稳健发展。

2020年5月12日，德国斯图加特的保时捷汽车工厂，戴口罩的工人在Taycan电动跑车组装线上工作

坚持“产业强国”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随着美欧国家劳动力价格的攀升，以及发展中国家大力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工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就业比重等方面降低的倾向引起西方国家政界和学界的关注。然而，德国长期以来持续保持工业的国民经济支柱性地位，也是德国作为出口大国背后最主要的支撑。

不可否认的是，德国经济结构上已经同美英等发达国家一样是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最主要位置，2017年德国农业、工业、服务业分别占GDP的0.7%、30.7%和68.6%，但工业占比高于美国（19.1%）、英国（20.2%）和法国（19.5%），与日本（30.1%）相当。

同时，德国工业支撑了其出口竞争力，2015～2019年连续五年为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其中制造业和加工业占德国出口3/4，2017年德国商品和服务盈余占GDP比重达到7.6%。

在就业方面，德国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比例从1970年的39.5%降到2020年的26.78%，但在发达国家内部仍然处于较为稳健的水平。近年来德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绝对量上还略有增加，制造业绝对就业人数从2010年的490万增长到2020年11月的550万人。

因此，德国工业的内核在全球化的考验面前一直保持强健，并且将制造业竞争力视作未来立足之本。2019年2月德国政府发布《工业战略2030》规划，提出至2030年工业在本国增加值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增至25%的目标。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指出，政府必须在竞争力和创新等方面大力支持本国企业，以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

创造财富的能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

德国抵挡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浪潮，离不开其历史上一脉相承的经济逻辑。

由于自身国家建构上与英国、法国、美国相比的特殊性，德国一直以来是工业和贸易立国的国家。德国本身的制造业有着数百年的传承，奔驰、巴斯夫、博世、西门子等全球知名的大型工业企业的创立和发展可追溯至德意志帝国时代，因当时“一招鲜”技术创造博得发展壮大机遇，即使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仍传承壮大至今。

而在某些细分领域拥有超强竞争力的“隐形冠军”企业，如SHW股份公司、阿亨巴赫公司、莱尼公司等的历史可追溯至14～18世纪。西门子前董事爱德华·克鲁巴西克指出，德国在21世纪获得成功的技术基础，可以一直追溯至中世纪。

同时，德国重视工业的经济传统则从德意志帝国时期传承至今。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所倡导的国家主义学说，强调“创造财富的生产能力比财富本身更为重要”，提出国家应大力扶植工业企业竞争力，在贸易政策上加强对本国起步阶段幼稚产业的保护，成为德意志帝国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重要思想。虽然日后德国随着其产业竞争力增强，一定程度上摒弃李斯特学说中保护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成分，但李斯特对于产业竞争力和产业扶植的重视却组成德国经济政策的基因，同时也巩固德国重视海外市场的思维。事实上，德国企业重视国外市场的传统可以追溯至德意志邦国林立的时代，此后德国在本国市场狭小且没有海外殖民地的状况下，鼓励出口谋发展的思路延续至今。

此外，德国逐步构成企业、职工和市场之间秩序边界，成为其保持工业立国道路的稳固剂。德国在俾斯麦当政时代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劳动保险体系，试图给工人提供社会保障。二战以后德国逐渐形成了路德维希·艾哈德思想所引领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即强调在市场作为基本资源分配手段的前提下，政府有责任保证市场与社会之间具备基本的秩序而非营造绝对的自由主义，同时企业也应与员工之间构建相互信赖的关系。因此，德国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顺应新自由主义浪潮进行改革，以及在2003年推行了促进劳动力市场灵活度的“哈茨改革”，一定程度牺牲劳工阶层利益换取竞争力，但仍然没有离开社会市场经济的框架。2015年和2020年德国还两次提升最低工资水平，增强社会保障。在这种经济理念支持下，德国企业重视长远发展以及在某一领域扎根深耕，将技术水平作为企业竞争力的基石，并且注重与员工建立稳定互利的长期关系，并通过员工的熟练技能不断创造价值。

企业中坚 政府引导

除了历史上的深厚传统和积淀，德国“产业立国”也有着坚实的现实支撑，其中既包括了企业发挥中坚作用，亦离不开政府适时政策的引导塑造。

首先，大型企业发挥旗舰作用。大型企业在德国经济体系中具有系统性作用。2012年德国大型企业占所有企业数量0.7%，但占从业人数、营业额、实物投资总额39.7%、67.8%和58.5%，集聚了大量资本和劳动力。在2016年世界500强中德国有28家企业，前百名中有大众、戴姆勒、意昂、安联保险、宝马、西门子、博世、巴斯夫和德国电信，其中除了三家服务业企业外全部是全球制造业巨头，覆盖汽车、电气、化工等德国工业的传统行业。

其次，中小微企业成为德国工业体系的活力细胞。中小企业占据了德国企业和就业人数的绝大部分，同时占德国培训学院总量的83%以及出口额的60%～70%，将德国称为“中小微企业国家”毫不为过。这些中小企业构成了德国经济的细胞。同时，德国很多中小微企业精耕细作某一细分市场和领域，诞生了许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隐形冠军”企业，在某些产业的核心技术环节具备全球垄断的产品。美国媒体曾报道称，德国出口商品30%是国际市场没有竞争对手的独家产品。德国正是“隐形冠军”的王国，拥有1307家类似企业，占全球的47.8%。同时，“隐形冠军”等中小企业与工业巨头之间形成了合作而非竞争的关系，中小企业通过为大企业提供技术、供应链核心环节的加工或零件等，借助大型产品拓展其市场占有率和销售规模，而大企业有时也会投资小公司研发的项目或帮助其商业化，使之成为自身商业体系的一部分。阿尔特迈尔指出，中小企业是德国的“秘密武器”，德国经济强大是基于成功的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之间的合作，政府已制定相关策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其三，具有较强创新活力。2007～2016年，德国获得欧洲专利局专利授权13.55万件，略低于美国（14.33万件），但每百万居民欧洲专利数量达到1674件，为美国（447件）近四倍。德国自21世纪以来，对于研发的投入占GDP比重不断上升，2017～2019年均达到3%以上，是欧盟内为数不多实现2000年《里斯本战略》提出的研发投入目标的国家。政府在航空航天、汽车、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等重点领域投入。

同时，德国的创新体系还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作用。联邦政府批准的特别科研计划框架直接对企业提供项目资助。而经济界本身主动承担创新责任，2008～2011年间经济界承担德国2/3的研发费用，绝对研发投入从1981年的111.54亿欧元增至2011年的514.48亿欧元。

此外，技术类大学在德国创新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其教学和科研直接服务于产业实践，与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结成紧密关系，研发成果商业化路径顺畅，成为支撑德国工业稳步推进的重要动力。在此背景下，德国依托自身技术实力和欧盟单一市场的影响力，在工业标准方面遥遥领先，全球2/3国际机械制造标准来自德国，“德国标准化学会研究所”发布近3万项产品标准，90%被欧盟及世界所采用。

其四，服务行业依托实体经济发展。德国虽然在经济结构上已经成为第三产业占重要份额的格局，但与其他发达国家服务行业脱离实体经济，甚至挤压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或扭曲企业发展实体经济的情况不同，德国服务业和制造业形成了相互依托、共同促进的关系。

在金融业中，德国大型保险公司和全能银行与工业巨头相互持股的传统可追溯至德意志帝国时期，金融企业与制造业结成利益共同体，前者为后者提供投融资或贷款支持，解决制造业加大研发投入和扩展业务的后顾之忧，也能在金融危机时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防止因财务问题出现破产重组等，而后者则通过资产结构中大量配比蓝筹股保证降低经营风险，同时享受长期价值收益。

同时，德国服务业特别是在海外市场，很大程度是围绕工业产品出口的配套服务，比如机械设备维修调试、汽车售后服务、设备操作人员培训、数字化服务等，依托设备出海带动服务业的跟进，并将核心产品的价值链拉长做大。因此，德国服务业能够与实体经济形成互为补充而非相互挤压的关系。

反思和启示

从德国经济的结构和出口成绩上看，其坚持贯彻“产业强国”路线，抵制“产业空心化”的进程无疑是成功的，亦成为其抵制经济社会冲击的物质基础。事实上，一国工业化的历史和传承，需要企业和社会长期坚持积淀和酝酿，同时还需要政府与经济界共同努力构建培育创新、保护创新的体制机制与生态环境，并且建立服务业与实体经济、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合理关系。

然而，德国的这一进程仍然有诸多值得反思之处。德国过于依赖机械、汽车、化工等传统优势行业的惯性发展路径，缺乏对世界经济在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产业重心转移的敏锐判断力和自我调适能力，在部分新兴领域中传统优势难以应对“游戏规则”的改变。

比如在信息通信技术（ICT）行业，德国在企业“互联网+”水平以及ICT产业的设备制造与技术应用领域一定程度上落后于美中日韩，尚难以迎接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对于传统制造业的颠覆。

再比如德国汽车行业在燃油车领域里的超强竞争力使其被传统汽车工业发展路径所“锁定”，在电动汽车崛起的时代一时难以适应，汽车电池等产业链供应及技术积淀方面缺乏准备，甚至被特斯拉等企业领先几个身位。

对于中国而言，“十四五”阶段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起步时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乃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大幅跃升，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这都需要我国继续将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而德国“产业强国”道路上的得与失，可以起到有力的镜鉴作用。（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