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金立群、罗斯柴尔德等：全球面临金融资产泡沫的破灭

导读：5月29日，由中国贸促会、国际金融论坛主办的国际金融论坛（IFF）2021年春季会议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

5月29日，由中国贸促会、国际金融论坛主办的国际金融论坛（IFF）2021年春季会议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

周小川：中国将继续当好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

周小川在演讲中表示，今年起中国开始实施社会经济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他强调，中国将继续当好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继续扩大开放，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的开放，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更加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区域合作，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中国持续发展和开放将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大的动力，同时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将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形成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他说。

周小川：推动经济复苏应深化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建设 推动基础设施连通

周小川在演讲中表示，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加强合作，推动经济复苏应深化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建设，推动基础设施连通，畅通经济运行的血脉和路径。

周小川谈到，新冠疫情突显全球卫生、绿色、数字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的巨大缺口，应推进落实G20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原则，加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欧亚经济联盟建设、欧盟连接欧亚等区域性全球性互联互通倡议的有力衔接，并对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弥补基础设施缺口，提高增长潜力，推动疫情后经济恢复与发展。

”同时各国政府、多边开发机构应进一步改进制度建设的设计，建立激励机制，吸引更多的私人部门基金投入可持续的基础设施。“他说。

周小川：全球疫苗分配不公导致免疫鸿沟扩大

周小川在演讲中表示，在后疫情时代全球通过建立多边合作和治理机制，弥补免疫绿色技术与数字鸿沟。

周小川谈到，当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反复，变异病毒加大疫情防控复杂性，全球疫苗分配不公导致免疫鸿沟扩大，后疫情时代应加强疫苗研发、生产、分配的合作，加速推进新冠疫苗实施计划，向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疫苗，提高疫苗的可得性和可负担行。

“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分担责任，更是分享绿色技术和绿色产业发展的机会，需要推进构建全球实现碳中和和治理机制。此外，疫情推动全球经济加速向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转型也需要加强全球共治，弥补数字鸿沟。”他说道。

周小川呼吁IMF进一步研究赋予SDR更多国际储备货币功能，使成员国用以应对流动性需要

周小川表示，受新冠疫情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风险加剧，G20在去年提出了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以及后续债务处理的共同框架，帮助缓解疫情所造成的债务困难。

“中国全面落实DECI倡议，是G20国家中落实缓债金额最大的国家”，他说，希望IMF能进一步研究赋予SDR更多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使成员国更灵活地使用和介入SDR，用来应对流动性和公共支出的需要。

“加强全球和区域性金融安全网可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应对疫情表现脆弱的国家提供更多的稳定宏观经济的资金支持的选择”，他说。

周小川：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保证供应链稳定和贸易畅通

如何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加强合作，推动经济复苏？周小川在演讲中表示，应维护多边贸易体系，保证供应链稳定和贸易畅通。

周小川谈到，贸易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运转，应该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透明、非歧视、开放、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支持世贸组织改革，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周小川强调，中国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毫不动摇地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与此同时多变自由贸易协定如去年亚太15国签署的RCEP，有助于促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全球贸易复苏即贸易规则的重塑，希望看到RCEPT签约国加快国内审核的程序。”中日韩三国自贸协定谈判向前推进，同时加强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CPTPP协定的协同，推动建成市场开放水平更高、覆盖面更广的亚太自由贸易协定。“他说。

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房地产金融泡沫化势头得到遏制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出席演讲。

梁涛在演讲中表示，银保监会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立足新的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精准有力推进复工复产，全面推动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点：

一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梁涛指出，2020年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9.6万亿元，增长12.8%，今年一季度新增7.67万亿元，同比多增5741亿元。2020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各类贷款增速18.1个百分点。新增制造业贷款2.2万亿元，保险保障能力明显增强，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等措施，完成金融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的目标。

二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梁涛指出，金融杠杆率明显下降，金融资产盲目扩张得到了根本扭转，银行业不良资产的认定和处置大步推进，影子银行得到有序的拆解，金融违法犯罪行为受到了严厉惩处，不法经济隐含的风险逐步化解，外部风险冲击应对有效，房地产金融泡沫化势头得到遏制，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基本控制。

三是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措施落地见效。梁涛指出，2018年以来金融领域共推出了50多项开放措施，大幅放宽金融业外资股比的限制，拓宽了中外金融市场的合作领域，共批准新设各类外资银行保险机构100多家，其中一批在财富管理、商业保险、信用评级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国际专业机构通过独资、控股或者参股等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外资机构投资中国金融市场的积极性显著提高。

四是绿色金融得到持续发展。梁涛指出，2020年末，中国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达到11.6万亿元，信贷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推动疫后经济绿色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

银保监会：国际金融市场波动频繁 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需高度关注

梁涛表示，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频繁，伴随实体经济复苏市场通胀预期和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转向预期升温，金融市场波动加大，脆弱性有所上升。2月份以来美债收益率快速上升，近期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等等，需要引起各方面高度关注。

银保监会：全球面临金融资产重新定价风险 甚至是资产泡沫的破灭

梁涛在演讲中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份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经济有望在2021年和2022年分别增长6%和4.4%，复苏的势头高于之前的预期。但与此同时，当今世界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他指出，全球货币政策在宽松的基调下分化加速，西方发达经济体政策宽松幅度前所未有，决策的独立性明显下降，手段工具突破传统底线，不但导致财政可持续风险，而且产生巨大的外溢效应，推高全球债务规模，催生金融市场泡沫和通胀预期。在发达经济体坚持低利率政策的同时，近期一些新兴经济体也密集宣布加息，可能引起全球金融资产的重新定价甚至造成资产泡沫的破灭。

银保监会：健全跨境资本流动监测体系 防范热钱大进大出对新兴市场带来扰动

梁涛表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金融发展面临着新形势、新机遇，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不断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构建后疫情时代全球复苏和发展新格局，为此提出四点倡议：

一是深化抗疫合作，加强政策协调。梁涛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主要取决于各国疫情防控行动的效果，多国应深入开展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加强防疫信息的共享和经验交流，协调防控措施，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公共卫生安全，在金融领域应有效利用金融资源服务国际抗疫合作，全力满足卫生防疫、药品制造、科技研发、疫苗生产等方面的合理融资需求，同时综合使用各类政策工具，推动主要经济体加强宏观政策协调，从供需两个方面稳住世界经济，共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二是聚焦碳达峰、碳中和，推动可持续发展，加大对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积极分享可持续金融最佳实践，共同完善可持续金融标准产品创新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不断丰富监管的工具箱，加大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和化解过剩产能，加大对低排放产业的金融支持，真正让金融改善生态环境，推动可持续增长。

三是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共同防范金融风险。在梁涛看来，风险无国界，应进一步加强多双边监管合作，共同加强风险监测力度，提升风险监测手段，完善跨境资本管理政策工具，健全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体系，防范热钱大进大出对新兴市场带来扰动，在防范金融危机、管控国际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等方面加强国际监管合作，促进全球经济恢复和金融安全稳定。

四是践行多边主义，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梁涛指出，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构成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主要框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这一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应不断适应世界经济结构变化，更多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包括提高新兴市场的代表性，使全球治理机制更具平衡性和包容性，同时可充分发挥G20在协调全球宏观政策、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推动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内的国际多边机构共同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建设。

证监会：从严从重从快打击以市值管理之名行市场操纵之实等恶性违法违规行为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出席并演讲。

李超在论坛中表示，我国资本市场正在发生日益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市场韧性、活力和吸引力明显增强，市场生态得到有效改善，市场预期向好，市场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高质量发展取得良好开局。

他谈到，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但由于部分发展中国家疫情再次反弹和全球疫苗分配不均衡等原因，经济复苏分化明显，近期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市场对部分国家实施超宽松政策的外溢性担忧加剧。“中国经济呈现稳定恢复态势，消费、投资、出口均有所改善，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但经济恢复仍不均衡，基础仍不稳固，这些都对进一步推动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课题、新机遇、新挑战。”他说。

李超表示，我国资本市场正在发生日益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市场韧性、活力和吸引力明显增强，市场生态得到有效改善，市场预期向好，市场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高质量发展取得良好开局。

李超表示，下一步中国证监会将紧紧围绕“十四五”规划对资本市场的部署要求，进一步落实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9字方针，推进资本市场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风险缓释、政策传导、预期管理等方面的枢纽作用，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第一，在建制度方面，证监会将紧扣注册制改革这个牛鼻子工程，坚持稳中求进，做好试点总结评估和改进优化，完善相关配套制度规则，为全市场注册制改革积极创造条件，并以注册制为牵引，推进发行、上市、交易、退市、信息披露以及促进中介机构归位尽责，强化监管和风险防范，加强投资者保护等一系列关键制度持续优化，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推动完善债券市场基础制度，稳步推进基础设施领域公募REITs试点落地，配合推动期货法出台，完善大宗商品期货监管和风控制度，为稳价保供积极贡献力量。

第二，不干预方面，证监会将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重点突出“放管”结合，以更大力度推进简政放权。一方面继续坚定“放”，凡是市场机制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坚决放权于市场，减少不必要的管制，不断提升监管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持续抓好“管”，该监管的一定要坚决管住、管好，坚持科学监管、分类监管、专业监管、持续监管，进一步完善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制度安排。对各类风险努力做到“看得明、说得清、守得住”，要不断提升监管的科技化、自动化水平，增强监管的有效性。

第三，零容忍方面，证监会将在持续加强改进日常监管的基础上，会同立法、司法机关等有关方面，进一步落实好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指导性文件，加快健全有中国特色的证券执法的监管体制，深入贯彻新证券法和刑法修正案，持续完善资本市场法治基础，从严从重从快打击欺诈发行、财务造假以及以市值管理之名行市场操纵之实等恶性的违法违规行为，让做坏事之人付出沉痛代价。常态开展投保机构代表人诉讼工作，更好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生态。

IMF总裁：IMF预计到2026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将超1/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出席并演讲。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在演讲中表示，IMF将2021和2022年的全球增长预测上调至6%和4.4%，“因为人们逐渐适应了新的工作方式，疫苗接种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并且各国仍在继续提供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前景正在改善。超常规的政策措施使得全球经济避免了更糟糕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些措施，去年全球经济萎缩的程度将会是实际状况的3倍。”她说。

她强调，IMF将中国今年的增长预测上调到了8.4%，这得益于净出口的增强。IMF还预计从现在到2026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将超过1/4。

“所以，全球经济的确是在复苏，但是复苏的路径和步伐正呈现出非常危险的分化。少数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复苏势头强劲，而贫穷的国家则落在后面，主要因为他们在政策空间和疫苗普及程度方面的有限。”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谈到。

IMF总裁：必须在今年底实现40%的全球人口接种疫苗

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在演讲中表示，在这场疫情真正结束之前世界将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政策制定者现在就必须采取正确的行动，在疫苗接种、经济复苏、未来机会等方面，给每个人提供公平的机会。

她谈到，首先，必须实现以下的疫苗接种目标：到2021年底，所有国家接种疫苗的人口达到40%，到2022年年中至少达到60%。为此，IMF需要制定一项全面的计划，先行提供资金，先行捐赠疫苗，以及增加投资以防范下行风险。

“IMF工作人员估计，这项计划在全球范围内的成本约为500亿美元。而它带来的好处将是巨大的，从现在到2025年，更快的疫苗接种将会使得产出增加9万亿美元，这将是现代历史上最高的公共投资回报！”她说。

目前，抗疫政策确实是最好的经济政策。在这方面，中国付出的努力值得称赞，在继续加快本国疫苗接种的同时，也向其他国家提供疫苗。

第二，必须保障经济复苏，实现谨慎的转型，通过收入支持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缓解劳动者所受到的影响。IMF应进一步支持可持续经营的企业，同时实施有效的破产和重组框架，以减轻企业破产造成的创伤效应。

第三，必须让每个人在未来拥有公平的机会。

投资于数字基础设施可以提高生产率和收入。中国等国的经验表明，促进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能够扩大人们获得金融服务的渠道，并充分利用创新和发挥创造精神。必须向新的气候经济转型，以避免经济和金融受到大范围干扰。中国在2060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展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也突显了在这方面达成的全球共识。气候行动也提供了一个机会。

“IMF的研究表明，开展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同时实行碳定价，可以使全球GDP在未来15年内每年提高0.7%，这是每年的增幅，同时还能创造数百万就业机会。金融部门将在这一领域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利用价格信号和监管激励，各国能够促进私营部门带动的绿色融资，并实施标准和信息披露的协调统一。”她说。

最后一点：同舟共济。我们的命运是彼此相连的，这种相互依存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看到，各国加强了对多边工作的支持：从疫苗，到气候行动，再到国际企业税收现代化改革。我们现在需要本着同样的精神，支持最脆弱的国家，帮助它们调动国内收入，同时向它们提供更多优惠资金，并协助它们解决债务问题。

在这一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参加了G20的“暂缓债务偿付倡议”和“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以促进有序的债务重组。中国还为IMF的优惠贷款机制提供了支持。

IMF全力以赴抗击这场危机，包括向86个国家提供了超过1100亿美元的新融资。现在，成员国正在支持6500亿美元的规模空前的特别提款权分配，这将提高所有成员国应对不利冲击的能力。

”在当前这一紧要关头，我们必须本着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精神，一同添柴加薪，为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为所有人创造更加光明、更加繁荣的未来。“她总结道。

古特雷斯：20国集团应将暂停偿债延长到2022年 以支持债务危机中的发展中国家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出席并致辞。

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表示，一年多以前新冠疫情颠覆了人们的生活，大家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仍然面临着失去发展的十年，为了在2030年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且实现1.5%的升温的目标，需要逆转这一趋势。这就需要大家积极地采取行动，而且多方面采取对策，首先，必须紧急填补疫苗的缺口，必须团结起来为所有人生产和分配所有的疫苗，特别是为那些落后的国家提供疫苗。全球疫苗公平机制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古特雷斯指出，必须为那些处于债务危机边缘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支持。“我已经呼吁了20国集团将暂停偿债进一步延长到2022年，以帮助那些中等收入国家在内的所有的国家除了债务减免之外必须加强国际债务结构。”他说道。

古特雷斯认为，必须加大建设的力度，使经济能够从疫情中恢复过来，使人们克服气候危机，实现零排放的目标，必须现在采取行动，必须保证零排放的承诺有可靠的时间点。这意味着从化石燃料的补贴转化向可再生能源的补贴，意味着在国内和国外均停止资助煤矿产业并逐步淘汰煤炭的使用。

他表示，韩国刚刚宣布在今年年底之前停止政府对国际燃煤发电项目提供新的直接支持，希望看到七国集团的气候部长和其它部长做出类似的承诺。必须确保在这个过程中让所有的国家实现公平、公正的转型，发达国家必须履行援助和气候融资的承诺，包括提供一千亿美元的目标以及在2021—2025年之间为新气候融资提供资金的支持。这对建立信任和整个金融体系具有低碳和气候适应性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古特雷斯指出，要捐赠者发展融资机构和多边开发银行，使其投资组合与巴黎协定保持一致，确保至少50%的气候融资用于适应和复原，并且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短期行动，资助其向可再生能源和气候适应性发展的过渡。

范龙佩：重启多边体系贸易 需要各国团结起来共同协作

IFF联合主席、欧盟理事会荣誉主席、比利时前首相范龙佩出席并致辞。

范龙佩表示，在过去的10年当中，已经遇到了很多不能预料的挑战，现在遇到了疫情以及之前所有的金融危机，无论是政府、人民还是商业界，他们必须做出相关的调整。危机管理是必须的重中之重，大家要着眼于未来，这就意味着不是要找到一个错误的解决方案，而使国家之间的冲突升级，使得人们的经济、气候的发展无法可持续，而事实上应该把这个危机作为一个进行国际合作的机会，很多的问题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够解决。

“看一下全球的疫苗，每一个人的安全都依据于所有人的安全、群体的安全，我们现在已经在同样的暴风雨当中，但是我们并没有走上同一条船，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只要是能够团结才能够得到发展。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竞争和敌对是难免的，但是我们如果在某一些基础问题上不同意的话，没有人是赢家。”他说道。

范龙佩指出，在今后的几十年当中，人类必须意识到气候比想象的还要更加恶化，它对于一些国家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所有的国家都会受害，就如同现在所看到的新冠疫情一样，新冠疫情不是对于人类的最后一个挑战，如何能够更好地和集体努力地应对一个新的病毒，只有一个有活力的国际组织才能够让人们不受灾难的挑战，而且在过去的70年当中的27个欧洲国家的团结已经向全世界显示各国之间的合作是可能的，尽管是不容易，但是可能的。

范龙佩强调，重启多边体系贸易，疫苗以及气候变化是重中之重，需要在这些方面团结起来共同协作才可以。

第12任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投资公共卫生防疫对全球金融稳定有重要作用

第12任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出席并演讲。

金墉在演讲中表示，百年未有的大流行真的发生了，而且世界上大部分的地区都未能够遏制新冠带来的经济的影响。

“我一直努力地向世界表明对公共卫生以及医疗保健领域的投资是具有成本效益的，它不仅可以救人的生命也可以节省资金，推动经济增长。”他说。

金墉表示，在大多数全球评估中，美国被评为流行病预防最充分的国家，鉴于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不足，各国财政部长、20国集团特别是F20一定会更加积极地参与防治这场大流行及未来的大流行病。

对此，金墉指出，要清楚明确地表明投资公共卫生防疫领域对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强劲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从事全球卫生领域工作的数十年中，没有听到金融界促进公共卫生投资的声音，即使是现在面临着一百多年来最严重的大流行病，这种沉默依然存在。我深知一些金融领域的领导人在自己接种了疫苗后如释重负，认为大流行病已经结束了，至少对他们来说是这样的。”他说道。

金墉认为，到目前为止所研制的疫苗是强有效的，但是仅仅靠它们是无法阻止这场大流行病的，变异新毒株包括来自那些至今仍无法获得任何疫苗的国家和地区的病毒变体，都可能会造成这些冠状病毒的地方性扩散，这就意味着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病毒会与人们同在。疫苗研制周期已经得到大幅缩短，但是仍不足以保护世界人民以及全球经济免受封锁以及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

金墉表示，支持大量新资源流向国际金融机构，同时，世界卫生组织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和独立性，这样它能够保持最初创建时的初心，履行其该履行的职责。迄今为止国际金融机构已经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应当鼓励它们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其它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开展更加密切的合作，确保所有国家都能获得专业知识和包括疫苗在内的必要医疗资源。

保尔森：“气候问题”是中美两国潜在合作领域之一

美国第 74 任 财政部长 、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利 · 保尔森出席并演讲。

保尔森表示，“气候问题”是中美两国潜在合作领域之一，双方应通过消除关税壁垒等方法来促进环境产品和服务的自由流通，共同开发清洁技术，并制定自然资源定价的方法和措施，“两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符合世界利益”，他说。

联合国工业和发展组织李勇：2020年亚洲中小企业收入损失超50%

联合国工业和发展组织（UNIDO）总干事李勇在演讲中表示，中小企业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支柱，提高这些企业获得技术和融资规模的能力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复苏。

他谈到，有报告结果显示与2019年相比，2020年亚洲中小企业收入损失超过50%，为了减缓流动性的压力，中小企业迫切需要融资，同时在运营上要更注重成本效益。“但是各大银行已经没有能力承担更多的风险，公共财政空间缩小，政府不能只是实行刺激政策，更要为中小企业制定创新融资的机制。”他说。

李勇强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各国政府需要出台政策鼓励远见与创新，提高商界参与度，消除贸易壁垒。一些政府主导的关键性变革，其中包括开放电信领域、加强互联互通、实现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扩大移动金融业务布局，以及改善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和电子学习等数字领域合作的基础设施和平台。

他在演讲中分析，金融科技公司等非银行实体的崛起，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增强了金融的普惠性。

金融行业后起之秀可以促进创新与竞争，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在扩大金融科技服务范围及推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重对金融行业合理的监管，从而实现公平竞争，化解潜在风险，创新和数字化进程产生的影响并非仅限于某个国家内部，全球需要统筹行动，尤其要共同治理相关风险，知识产权保护一直被视为创新的有效机制，而创新是数字转型最具活力的环节，发展数字贸易将促进非数字商品和服务的运输，但也需要更有效的协调不同标准体系，落实管控措施，尤其是边境管控。”他说。

罗斯柴尔德：大宗商品通胀会在全球蔓延 影响到市场方方面面

罗斯柴尔德基金会主席、英国功绩勋章获得者罗斯柴尔德在演讲中表示，疫情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的情况既复杂又不确定。各国彼此之间的关系要在这样的不确定性的条件之下往前增长，有可能会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罗斯柴尔德谈到，气候变化是所有人面临的重大危机，必须要达到碳中和，它将影响到地区以及收入的分配。“中国也做出了2060年的关于在环境方面的非常雄伟的目标，而且也要对自己的交通体系进行改革。现在世界需要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且根据绿色和低碳的发展目标来进行演进，所有的国家都应该承担起自己个人的责任。”他说道。

同时，他分析称，应对疫情各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使得世界的大宗商品的价格也在增长。疫情之后，所有的这些风险都有可能带来通胀，大宗商品的通胀会在全球蔓延，而且会影响到市场的方方面面。

最后，罗斯柴尔德表示，希望大家早日能进行国际的交流，包括来英国进行参观。去年仅仅少于30个中国的团体到英国访问，是一个非常大的下降。联合国气候变化26届大会将在格拉斯哥举行，也希望到那个时候大家能够到这里。

“我的祖父在1920年左右到中国进行了到访，之后我们的祖先包括我自己反反复复到中国到访，中国所做的事情是令世界惊讶的，你们使10亿人脱贫，是全球让人震惊的成就。”他说道。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要在人力以及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行长金立群出席并演讲。

金立群表示，新冠疫情的挑战仍然在不断进行，大家需要把眼光放更远一点，除了应对疫情之后，也要看到包括环境变化、气候变化，这些问题都是非常艰难的问题，现在国际社会必须再次携起手来，并且使得全球治理体系真正成为一个有能力的、有权威的、有自己牙齿的这么一个体系。

他指出，今天所看到的几个挑战，如果没有国际的合作是没有办法完成的。这些挑战没有一个国家的界限，它们也不会考虑到社会和经济的形势，所以这些挑战必须是以一个公平、平等的方式来进行对待，尤其是对于最脆弱的这个群体，也要考虑到对于多边的一些银行还有多边的机构，必须来帮助收入最低的国家来重建他们的医疗卫生体系。

“另外，我们也在疫情的融资方面做出了更多的工作，进一步往前走的话，我们认为一个可持续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将会成为我们最有效的使得经济复苏，从危机当中走出来的一个事情。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包括环境方面的可持续性，以及长期投资的一些想法。”他说道。

在金立群看来，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的调研，以便使得最需要的低收入的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和医疗体系能够很好地建设。现在几乎一半以上的低收入国家已经深陷债务，正是因为疫情的影响，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变得更加困难。“AIB还有其它的国际性的银行都认为，如果我们想要支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那些陷入到债务当中的国家，我们需要给它们新的融资，以便能够支持它们经济的发展。这些新的投资要能够使得它们有自己的能力来进行偿债，而不仅仅是免债的问题，这些钱应该是以可预测的方式保证它长期的发展。”他说。

金立群强调，气候变化已经是悬在大家头上的利剑，现在政治的承诺已经成为各个政府所必需要做的、挽救地球的最重要的举措。中国到2060年零排放的承诺是重要的国际承诺，中国的国际承诺也将会激励其它的发展中国家来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

同时他认为，必须要在人力以及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

李东荣：一些发展中国家绿色项目有大量的融资需求 但本国投资规模有限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李东荣出席并演讲。

李东荣表示，随着近年来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荒漠化加剧，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生态环境问题蔓延，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存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使得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更大的困难。在此背景下，如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全球绿色复苏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对此，李东荣认为，深化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意义深远。随着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深入，金融在支持绿色发展中的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市场定价等功能日益受到重视。而如何依托多元渠道去加强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更加突出，它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形成更广范围的绿色金融国际共识。李东荣指出，一些国家对于绿色发展和绿色金融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疑虑，有的甚至在立场和态度出现了反复，特别是在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遭受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冲击，这对部分国家发展绿色金融的政策优先级安排造成了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加强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能够有效的推动各国绿色金融的理念、政策、标准和良好实践的交流共享，促进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的绿色金融提供相关的技术援助，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更加坚实的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国际共识。

二是有利于破解绿色金融供给的跨国外部性问题。李东荣指出，生态环境领域具有显著的外部性特征，这种外部性既包括绿色项目所带来环境改善的正外部性，也包括污染项目所带来的环境损害的负外部性。由此，可能导致绿色投资不足和棕色投资过度的问题同时存在，而且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一国之内，也同样存在于不同国家之间。如果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以及建立在普遍共识基础之上的激励约束机制，绿色金融发展还会有很多障碍，这也会导致各国绿色金融供给内在动力减弱，规模相对不足。

三是有利于实现绿色金融资源的全球化市场配置。李东荣指出，当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反映在绿色金融领域的一个表现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绿色项目具有大量的融资需求，但本国的绿色投资规模相对有限。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的机构投资者具有很强的绿色偏好，可投资金比较充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通过有效的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推动解决绿色金融领域跨国信息不对称和投融资需求不匹配的问题，这将为绿色金融资源的全球化市场资源配置创造有利条件。

李东荣表示，近年来，中国在积极推动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中国是全球绿色金融的重要倡导者和引领者。金融管理部门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国的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约12万亿元，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绿色贷款不良率远低于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目前已累计发行绿色债券约1.2万亿元，规模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约90%的绿色债券发行期限在三年以上。在绿色金融不断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也积极深化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主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最后他强调，要深化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的政策着力点。深化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是一项涉及面广、工作量大、任务复杂度高的系统工程，需要各国以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导向，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一是着力形成绿色金融国际原则指引，二是着力促进绿色金融国际标准趋同，三是着力完善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平台，四是着力推动全球绿色金融能力共享。

周学东：绿色发展完全用市场化机制会有困难 政府要加强政策引导

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周学东出席并演讲。

周学东在演讲中表示，开发性金融，包括全球各国的开发性金融，以及世界银行、亚投行等多边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支持绿色发展当中可以提供有效支持，而且也应该作为未来的一个使命。开发性金融从过去的经验看，它可以提供大额的、中长期的、低成本的资金，这是它的一个优势，它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的失灵，做一些长远的基础性的工作。

周学东指出，围绕绿色发展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关键的行业：环保行业和能源行业。这些行业的发展很多项目都是公益性的，或者是准公益性的。虽然绿色发展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也就是有很强大的社会效应，但是又面临着投入的资金很大，周期又比较长，财务盈利性又比较差。所以，在融资过程中就会面临资本金不足，缺少可持续还款来源等困难。完全用市场化的机制会有一定的困难，存在一定的市场失灵。

对此，他建议称，政府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健全绿色进标准体系。大家知道，在未来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两个最重要的环节：一是标准体系的制定。也就是说，什么是绿色金融，什么是绿色债券，要有一套符合国际标准的体系，而且这套标准体系是可以测量的，可以量化的，可追溯的，甚至还可以验证和核查的。二是要有一套强制性的信息披露体系。绿色信贷不是说自己制造一套标准，不是根据开发银行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必须是根据国际和国家确定的统一的标准来认证的，而且第三方是可以进行验证的，强制信息披露体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要渐进式的支持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转型和结构调整。比如说现在对煤炭、钢铁、有色、冶金、建材等领域严格控制资金流入。严格控制流入主要是控制什么呢？控制它的产能的扩张。支持他们进行技术创新，支持搞研发，进行先进工艺流程的改造，用先进的工艺替代落后的工艺。

周学东举例称，宝钢最新在研发，用氢来替代碳来炼钢。这样的话，氢炼钢产生的是水，就没有碳的排放。当然，这种新的工艺改进和技术研发的投入是相当大的，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所以，一方面要有标准体系，二是要有强制性的披露体系、披露机制。三是要有激励机制，不管企业也好，还是金融机构也好，要让市场主体有激励机制去做这些事情。未来钢铁的生产，它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这样钢铁企业必须要有这个激励机制，有动力去改进工艺，去舍得投入。在这方面，财政、税收和金融都是可以提供一些支持的。

周学东强调，要防范相应的金融风险，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些行业存量的信贷资源是相当大的，如果说在退出的过程中过急过快也会引发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这也是一个金融风险，也需要考虑。

中行行长刘金：退出煤炭企业融资要和转型金融同步 否则企业和贷款银行都将承受损失

中国银行行长刘金在论坛上表示，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宣布，体现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担当，同时也必将引起经济社会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带来巨大的金融需求。

他谈到，全球可持续金融市场潜力巨大，但现阶段还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制约：

第一，规则标准不统一。从全球来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非财务信息披露和考核标准还在形成阶段，各国的要求并不一致。企业的信息还是以自愿披露为主，而且披露的主要内容是定性描述，披露标准和数据口径不相同，导致投资者和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第二，市场机制不完善。一个成熟的市场，可持续金融需要大量市场参与主体和金融产品的创新。当前可持续金融存在市场分割，参与主体较少，定价机制有效性不足的问题，以碳市场为例，由于参与企业还不多，碳市场交易还不够活跃，碳市场流动性的不足导致碳定价不尽合理，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了参与主体的积极性。

第三，是产品创新不充分。目前可持续金融产品创新还集中在直接融资市场，而在间接融资市场，信贷产品供给还十分不足，授信的流程和管理体系有变革，产品的定价机制，抵押和评估设计还尚待完善。

对此，刘金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标准制定要兼顾各国发展的需求。各国所处的阶段不同，可持续金融市场发展参差不齐，全球在完善可持续信息披露、评价标准、数据口径等市场规则的同时，也要兼顾不同国家的特殊情况，各国应在借鉴全球权威标准的基础上制定适合自身国情的，详细的、可比的框架和要求。

第二，积极培育可持续金融市场。将更多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循环利用等行业纳入可供交易的行业范围，鼓励金融机构、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境外投资者等多种市场主体参与交易，丰富可持续金融，衍生产品体系，充分激活衍生产品价格发现功能和金融属性，满足投资者的期限转换，风险管理的需求，提高市场流动性。同时扩充交易服务功能，提高市场透明度和投资便利性，完善交易规则，规范交易秩序，增强市场的有效性。

第三，要创新可持续金融信贷产品，推进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创新预期收益抵押，股权质押等方式开展排污权、碳排放权、用能权等绿色权益抵押质押贷款业务，为各类参与主体提供专业化的子服务。同时探索发展转型贷款，支持能源和工业等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所需要的信贷产品和服务。

说到信贷、可持续金融，刘金表示，很多专家都会说要尽快退出煤炭企业的融资，“但是我建议，这个退出也要和转型金融同步进行，否则退的太快，煤炭企业和我们贷款银行都会蒙受损失，所谓的可持续金融也就无从谈起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