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我认识大量平庸得令人发指的文科博士
导读:刘瑜在10年前发表的《送你一颗子弹》中表示:我见过大量平庸得令人发指的文科博士,我不喜欢学术圈。这番理论其实尤其“凡尔赛”,只是细究起来,批判内容仍符合当下社会的病态现实,跟随她的“凡尔赛”视角,我们可以窥度一点人文政治圈的真容。
博士,一个远远凌驾于平均知识水平之上的群体,在寻常人眼中有着一种深邃而隐秘的厚重和博学感,总与社会最前沿有关。他们的生活在人们印象中总与校园、实验室、一篇篇论文和可喜研究成果有关,但那大都是理工科博士的模板,而文科博士圈要静谧、枯燥得多。
他们的所学、所思、所成散沙一般弥散在社会里,除了切身关系到全民生活或偶有的振聋发聩的热门课题,大都无甚声息,故而人们对他们的关注也很少。对于这个未知的高端学术圈,置身其中的清华副教授刘瑜算是“叛逆派”,批判起来直白而大胆。
从“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沉默”到“伟大的妥协”,到陈数在《朗读者》中呈现的“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再到近期被批“凡尔赛”的“我的孩子正势不可挡地成为一个普通人”演讲。
刘瑜的新锐观点使其成为政治圈少有的热门代表,多年来炙手可热,也争议不断,卡在“文艺政治女神”与“公知”之间不上不下。
她在10年前发表的《送你一颗子弹》中表示:我见过大量平庸得令人发指的文科博士,我不喜欢学术圈。这番理论其实尤其“凡尔赛”,只是细究起来,批判内容仍符合当下社会的病态现实,跟随她的“凡尔赛”视角,我们可以窥度一点人文政治圈的真容。
刘瑜讨厌文科学术圈的开始
刘瑜是在国内外都淘洗过的学者,从人民大学毕业后,她先后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成后回国任教。《送你一颗子弹》出版那一年,她刚好被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系录用,这篇对于学术圈印象的叙述,恰从在国内寻求从教机会开始。
前辈跟刘瑜谈起考核、论文、职称、待遇之类的职场环节时,她颇为烦腻和头疼,甚至仗着自己有写作的专长冒出过做自由作家的念想。但通过给电影《飞越疯人院》做脚注去理解人类天性的摧毁过程后,她在冲动与现实之间达成了和解,进入了一条凡人的生活轨道,成了一名大学教师。
彼时的刘瑜,充满了年轻的叛逆感,对于自由的向往和对于束缚的排斥同样强烈,谈起落入俗套的选择颇具自我强迫、勉为其难之意,对整个圈子都有那么点高高在上、指点江山的意味。
她直白表示“学术圈就是个产品流水线,中外没差别,里面的人不存在睿智不睿智,最重要的是标准化”,为此她很不喜欢。无论十年前还是当下,想进学校教学,在学术圈搞研究,刘瑜头疼的那些问题依然都存在。
写论文,按发表成果评级、评职称、评选,涨待遇这些过程式的环节之学术圈没有任何减省,反而成为一条龙式标准路线,学者们的全部职业生涯都在循环这个过程,至于实际研究成果和带来的现实影响,少有人问津。
冗余、繁琐、功利的流程耗费的人力物力极大,带来的社会作用却远远不匹配,种情况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学界普遍问题,深深扎根在社会最顶端和前沿的圈子里,贻害深远又无从开刀。
她所见的美国文科学术圈,精致地平庸
刘瑜所见的在美中国问题学者做起研究来就那么几步:首先在中国的某个地方找些国内人尽皆知,国外耳目一新的现象,比如官民纠纷,民众上访之类的;
第二步开始整理资料和内容,然后弄成论文模式,前景、现状、未来发展各做一块;第三部,按自己观点论证,论证内容就围绕对社会、经济、官民关系等随意发挥,但归因要形而上学,用高端学术概念论证;
最终得出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又广为适用或无可驳斥的、虚无缥缈的结论,一项研究就达成。之后就是拿着这份研究结果开会、发刊、出书、评级。这样的模式下,一个问题可以反复论证,创出多篇论文。
她曾听过一个在美国相当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讲座,讲安源罢工,那份研究因为政治原因在领导人顺序上耗费多年时间,数万经费。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在刘瑜看来就是精细新闻,有些甚至还不如新闻有意义,新闻至少精炼有见解、实时性强、有新鲜感,不会用一个题目反复混饭吃。
她认为,美国的社科研究精致地平庸,因为体系讲究精致,只要用一个复杂模型论证问题,结论是废话也会被杂志发表,无论是哪个美国名校出来的文科博士都一样,只在乎程序正义。
因此,这个圈子里的人没有多睿智聪明、敏于时事,大部分都相当平庸,最多就是不太笨不太懒,能绕清论点,英语过关,经得住各种考试的折磨。对比国内外环境,她认为相比于美国的精致而平庸,中国的社科研究论文连精致都不精致,只有平庸。
刘瑜的描述充满着调侃式不屑,然而置身其中的她自己处在什么位置?显然她没有将自己划入精致而平庸、不精致又平庸,或者不太笨不太懒的任何一堆里,而是觉得自己潇洒、优越于众人才能如此夸夸其他。
可脱离口头潇洒,落在现实选择中,她其实跟自己不屑的泯然众人别无二致,混着自己鄙薄的圈子,发着自己瞧不上眼的论文,走着冗沉的程序,赚着“浪费”的经费,最多偶尔当当网络作家写写诗。
刘瑜厌烦西式虚无却承袭了西式的骄傲,但这份西式骄傲挂在中式生活上多少有些不伦不类,以致她自己多年来卡在精致和平庸之间,既称不上出色的作家,也被人诟病学术成就。
文科研究与理工科不同,无处论证结论对错,谁是谁非,也少有应用输出,大多是经验总结和规律发现。这种特性给了这个圈子更多弹性,也意味着更大的可钻漏洞,更多人浑水摸鱼,很难起到应有的启迪受众、辩证认知、优化社会和体制结构作用。
放眼国内的社科、经济等文科学术圈,确实也算不上繁荣卓越,如果说国外的研究差但有声音,国内的研究连声音都微乎其微,因国内的平台少,学者到国外发表研究反而更容易实现学术升级,得到认可。
不少人老瓶装新酒围着不痛不痒的话题编论文,也有人为了评级、拉经费大搞学术造假,论文抄袭。这种尴尬境况甚至谈不上精致和平庸,只是被功利驾驭、混名头,完全偏移了学术的定位和本意,不止有志学者瞧不上,圈外的非议也越来越多。
文科学术圈,一个不出格才能活的圈子
在漫长的学习时光里,刘瑜自认见到的出色人才是很少的,她发现文科学术圈是一个体系,有自己的规则,非常标准化,入局者需要顺应规则才能存活,也就是人要“乖”。而那些叛逆、有灵气的人是天生有反抗性的,反而会成为这个圈子的异类,很难生存下去。
如果将研究结果作为一个文学学者的“学术产品”,刘瑜认为自己是吝啬的,把五年、十年的时间耗在雕琢和包装平庸“产品”上,她觉得是浪费人才,并不甘愿。
活在学术圈躲不过的就是开会、行政沟通,立项,考试,批作,刘瑜认为依附于这个系统的人习惯于这些过程,因为他们就是为了赚钱生活,跟程序员编程,分析师分析数据、家政人员做家务一样,不关联心灵和精神。
但刘瑜将自己当做一个只想过心灵生活的人,不是为饭碗而工作,而是有理想和精神追求的,工作政治和琐碎事都是折磨和浪费。
在她看来,那些安于系统和体制的人像《肖申克的救赎》里那些蹲牢狱蹲出了感情不愿出狱的人,她自己徘徊在体制的边缘,矛盾于体制之中的沉沦与跳出体制外的风险,前程未知。
程序员编程,分析师分析数据,家政人员做家务无关心不心灵之说,是刘瑜为了证实自己特异,不与人同而举的例子,然而难逃主观和傲慢。编程、分析数据、做家务是维生手段,但也不是全然没有乐趣和成就感的,并非无关心灵,对更多人是乐趣兼饭碗的结合体。
刘瑜的自我彪炳和拔高显然过了头,她所做的“废话”学术并不比其他行业高贵,别人的饭碗也不比她的饭碗没灵魂。
活跃、骄傲、脱离民众和现实、高高在上、自我沉迷、严重跑偏,刘瑜的“凡尔赛”思维十年间并没有什么改变,否则作为一个政治学者,她不会因各种讽刺言论被划入“公知”群里,受口诛笔伐,也不会因近期的“我的孩子正势不可挡地成为一个普通人”再次广受批评。
从某种角度来看,她接受的不是孩子成为一个普通人,而是接受了当初那个傲气的自己落在了曾瞧不上眼的凡人生活里。摒除刘瑜的自我彪炳,文科学术圈是否是一个规则标准化的圈子呢?显然是的,因为这个圈子更多是为政治和社科服务的。
这种学科依附性使得其具有更多的规则和边界,叛逆逾矩造成的可能不是理工类的一次实验、建模失败那种后果,而可能掉出圈子,难以立足或成为众矢之的。为此学者往往更小心翼翼,更容易在既定的安全圈里打转,不敢也不容易突破。
这样的学术氛围里,凭着热爱去做,真正跟社会、人文进行有效对话,做有实效的研究很难,因而混名声的多,名副其实的少。刘瑜的“凡言凡语”是一代中国人西化后的通病,她的西向认知是中国一部分学者的惯性认知,文科学术界的平庸则是社会敏锐性的平庸。
无论是刘瑜个人还是文科学术界都有着脱离现实的弊病,对于完善社会体系和思想框架的正向作用在萎缩。
或许中国社会发展太快,学术界没有跟上,或许学者受西方荼毒太深,失去了脚踏实地的根基,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到了该矫正时候,否则社科、人文等学科非但不能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变成空耗资源的累赘,还可能成为搅乱局势、阻碍发展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