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产业集群企业衍生的关键“软因素”分析 ——以浙江“块状经济”企业衍生的经验为例

导读：本文以“软因素”分析理论为基础，从社会网络、无形资源、弹性专业化三个 方面，用案例实证的方法，研究了促进浙江“块状经济”企业衍生的关键“软因素”，最后对这三个关键“软因素”的发展与变化作了动态分析。

作者|胡建绩，陈海滨

研究中小企业在特定经济区域内的衍生原因，是解释产业集群（或块状经济）生成和发展的基本途径。但在学术上，研究产业集群企业衍生的专著与文献却较少。已有的文献也都主要集中于研究影响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环境因素，例如，地理与自然资源环境因素、制度环境因素、人文与社会环境因素等。概括来看，研究产业集群内部企业衍生的动由因素，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硬件因素，如丰富的资源禀赋、便捷的交通网络、完备%基础设施等；二是软件因素（即下文所提的“软因素”），如社会网络、知识学习、经验积累、市场结构、专业分工、历史文化、无形资源等。然而，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以及贸易自由化的推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类特色产业区、产业集群以及块状经济的产生与壮大，对硬件因素的依赖性显得越来越小；相反地，诸多软件因素对促进产业集群企业衍生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例如资源匮乏的意大利中北部地区、日本、中国江浙地区和广东地区等纷纷出现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一、“软因素”分析理论回顾与关键“软因素”的提出

1.现有文献综述

"软因素”的研究因不同地区或不同类型产业集群而有较大的差异性，由此更显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二在国际上，Boschma和Lambooy（2002）的研究认为，知识、市场结构和经济合作是推动产业集群内企业生成与发展的主要因素。而Schiavone（2004）则把劳动分工、社会网络和无形资源作为影响"第三意大利”区域中企业衍生的关键因素。在国内，郑风田、唐忠（2002）以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的原则分析影响中国中小企业簇群衍生与成长的“软因素”。金祥荣、朱希伟（2002）从历史的视角考察了浙江专业化产业区企业衍生的三个历史条件：产业特定性知识、技术工匠和特质劳动力、产业氛围。杨静文（2004）提出创业机制的内涵包括：创业的意志与激励、创业门槛、创业保障、可供潜在创业者创业学习模仿对象。同时，杨静文、朱宪辰、冯俊文（2004）认为，丰富的市场信息、新的市场机会、企业集群自身良好环境、企业集群对群外投资者的吸聚效应等，形成了企业集群健全的创业机制，从而使得企业衍生得以持续。姚小涛、王洪涛、李武（2004）把社会网络与中小企业成长联系起来，构建了基于社会网络构造与演进的中小企业成长的两个模型。周维颖（2004）以弹性专业化的概念，研究了新产业区内企业衍生机制。本文综合以上所提的这些“软因素”，考察“第三意大利”、“硅谷模式”以及江浙产业集群或块状经济的实际经验，大致形成了如下归整（见表1）。

2.关键“软因素”的提出

以上这些“软因素”，对促进企业衍生的影响程度，虽然可能因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或者产业集群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有所不同，但通过考察“第三意大利”和江浙产业集群或块状经济的历史经验，本文认为有些“软因素”还是具有一般的重要性，如劳动分工、社会网络、市场结构、无形资源、弹性专业化等对所有产业集群企业衍生来说都是关键“软因素”。尤其是社会网络、无形资源和弹性专业化三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即社会网络是创业者获得无形资源广度和丰度的基础；无形资源的可获取性则是创业者发展社会网络的原动力；社会网络和无形资源是创业者成功进行弹性专业化的保障。本文将以浙江“块状经济”企业衍生的经验为例，着重分析这三者对企业衍生的重要程度。

二、关键“软因素”的具体分析

1.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SocialNetwork）由一组的相关活动环节或一群参与者（个体或组织）所组成，并由这些环节或参与者共同形成特殊网络性质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纽带。例如，家族、俱乐部、大学院系、政府机构、企业等都是常见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对企业外部能力的整合和企业间信用依赖的建立起主要作用。特别地，信用依赖程度的高低是衡量一个社会网络运行效率的关键维度。

社会网络的边界界定比较模糊。这不仅因为网络中性质不同的参与者，而且同类参与者数量的不同，都使得社会网络的范围可大可小。不过，社会网络的这一属性恰好增强了集群的开放性与灵活性。硅谷模式的经验已经证实，硅谷的工程师们频繁地从一个项目或一个企业转移到另外的项目或企业，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硅谷文化和巨大社会网络。这种高灵活性造就了“多对多”的网络关系，因此，强化了社会网络的密度，使得技术和市场信息以及其他无形资源（例如，公司文化和信用关系）得以广泛地低约束地传递。

以浙江“块状经济”为例，从横向发展来看（图1），最初的网络关系由家族关系、师徒关系逐渐演变为同乡关系、朋友关系，地域范围也从一村走向一镇甚至一县/市。从纵向来看（图2），网络关系由于劳动分工（不管是企业内还是企业间），向原料/半成品供应、商业中介机构（如货运服务、外贸服务等）、销售机构（如专业市场）、设计机构以及民间信用服务者拓展。这不仅增大了社会网络的范围，而且社会网络关系的复杂性和密度都大大增强。

当然，创业者在企业创立过程中要受到社会网络属性的影响。Hoang和Antoncic（2003）提出了社会网络影响创业者行为的三个显著因素:①社会网络参与者之间所存在的沟通与交换内容，即要考虑无形资源（IntangibleResources）可获得性，如市场信息、商业建议、解决方案和精神支持。这些无形资源通过个人间和机构间的关系来得到交流。②驱动社会网络关系运作的信用机制。它支撑着整个网络的运转，并使得社会资本①（SocialCapital）得以产生。信用机制减少了网络参与者之间交换资源的交易成本，并影响着这种交换关系的深度和广度，使得交易更加可靠。③社会网络的结构。网络结构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创业者可获得资源的数量、可获得资源的便捷性、可获得资源的质量、可获得资源的广度（即范围大小）与深度（即资源持续发展的能力）等。

从浙江区域特色块状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丰富的无形资源、由亲情与乡情所孕育的民间信用机制以及由历史形成的良好的网络结构，无疑增强了潜在创业者的社会资本，使其创业的成功性大大增加。民间信用机制的运作如同集群扩展一样，首先集中于某一村，然后向临近村落扩散……最终形成与产业集群范围相符的信用关系网络。从实践来看，保持信用依赖关系的则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乡间道德以及健全的法律体系；而且这种信用依赖关系随着资源交换关系的深入而加强。另外，社会网络结构是否优良，还具体表现为网络的合作和共享关系的紧密程度。例如，永康保温杯制造企业群落就因为社会网络结构不完善，造成网络不合作或合作信任度低而进行恶性生产竞争，导致众多新成立的小企业的大量破产。

2.无形资源

企业衍生不是仅仅依赖于有形资源（如所拥有的厂房、机器、金融资本），而且很大程度上也依靠创业者的无形资源和社会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讲，无形资源甚至可以说是促进企业衍生的“一只无形的手”。Molina-Morales和Martinez-Fernandez（2004）用共享资源（SharedResources）来描述产业区内部企业可以享用的那些无形资源和能力。这一观点似乎不够全面，事实上，在产业集群内部，创业者可取得的无形资源很多，如地域品牌、专门知识经验、核心竞争力、技术技巧、关系渠道等，这些资源也可以不是共享的。

Schiavone（2004）认为，无形资源直接来自于劳动分工和社会网络。劳动分工的深化不仅使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管理专业化，而且也促进了整个产业链的分化，从而形成产业模块化。由此，专业化和模块化造就了大量潜在创业者，他们不仅拥有特殊的人力资本，即个体独享的无形资源和能力以及那些限于小范围的无形资源（如“亲戚朋友的忠告”、“建议”和“精神支持”、“创业者自身的人脉关系”等）；而且可以利用社会网络的“共享资源”一社会资本，如块状经济的声望、频繁的资源整合与交换机会以及当地社会机构的服务（Molina-MoralesandMartinez-Fernandez，2004）。另外，当地政府的产业扶持政策、行政机构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等制度性因素也是社会资本的一部分。需要说明的是，社会资本不能与人力资本混淆起来。人力资本是社会网络关系中（如企业中）有关个体自身的能力和无形资源；而社会资本则主要是社会网络关系中个体之间或机构之间产生的能共享的无形资源。因此，社会资本是一个影响所有网络参与者的一般无形资源，而人力资本则是一个影响个别网络参与者的特殊无形资源。这两者共同构成对企业衍生起促进作用的无形资源（见图3）。

在浙江块状经济模式中，一些在原有企业长期工作和学习的员工，一旦抓住创业的有利时机，就会利用其拥有的人力资本，来创建一个新的企业。例如，在绍兴轻纺城，某些在原企业长期从事布料印染全套工序的员工，一旦发现这一区域需要大量印染企业，他们就会离开原企业，利用自己特有的人力资本（印染知识和经验、工序组织能力、销售能力、起用社会资源的能力等），开设新的企业。

相对人力资本来说，社会资本更像是一种公共产品，它构成集群内可以共享的无形资源。在浙江的各个块状经济区域中，这种社会资本变得越来越大。比如，产业声望的提高（“中国轻纺城”、“中国五金城”、"世界小商品市场”等）、更多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的出现（信息服务商、网上交易平台、各种商业协会与互助组织、更多的银行网点、培训机构等）以及政府鼓励创业、优惠的税收政策等，使得创业者所能利用的社会资本数量更多、质量更好。当然，创业者可获得社会资本的多少还是取决于其人力资本的大小（或者可获得社会资本的类型取决于其人力资本的专用倾向）。

3.弹性专业化

基于对“第三意大利”产业区模式的研究，MichaelJ.Piore和CharlesF.Sabel（1984）首先提出了弹性专业化（FlexibleSpecialization）的概念，认为以手工生产为特征的弹性专业化并没有被大规模生产方式（如Ford制生产模式）所取代；相反，许多产业的生产经营模式还是建立在原来传统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如手工制造、家庭作坊式生产（周维颖，2004）。这种专业化生产通过运用通用性强的、可灵活使用的生产设备以及大量熟练的劳动力，满足市场的广泛需求。在产业区内，企业间通过产能互补、协作生产，能够对市场变化做出快速反应，专业化程度极高。另外，姚先国、朱海就（2002）提出了弹性专业化的两种模式，并对应于两种不同的专有资产：产业专有资产和企业专有资产。弹性专业化的第一种模式主要针对传统的产业区；第二种模式主要针对创新的产业区。

虽然不乏大规模制造和先进生产方式的存在（如萧山的化纤工业带、杭州的电子信息产业区等），然而，浙江块状经济大部分的生产模式还是以熟练劳动力的操作为主（如诸暨的袜子生产企业群落、乐清的低压电器生产企业群落、海宁的皮革服装制造企业群落等）。所以，从块状经济发展特征来看，目前浙江的块状经济应该是以第一种产业区模式为主，同时存在第二种产业区模式。由此，本文以弹性专业化的第一种模式为背景分析弹性专业化对企业衍生的促进作用。

浙江块状经济区域普遍存在产业专有性资产（包括无形与有形的），如大量熟练的纺织工人、通用的制造工艺和技术、地域品牌、大量通用设备、专业销售市场等。这些资产对其他产业是排他的，但对产业区域内的创业者来说，通过社会网络关系一般容易获得，由此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或行业的再分工或企业的下包（Sub-contract）需要，创业者习•这些产业专有资产进行组合、搭配，从而实现新企业的弹性生产。所以，这种专业化主要体现在创业者对产业专有资产专业化组合的使用之上。

从新企业的诞生过程来看，由于创业者与原有企业主是亲戚、朋友、同事等关系，创业者得到网络内部原有企业成员或多或少的支持，如创业建议与忠告、经验交流、情感支持甚至信用支持等；原有企业若要拓展业务关系，一般也会给潜在创业者创业的机会，使新企业从创立初始就与块状经济原有企业建立业务联系。创业者只要利用产业内各类专有资产，容易做到弹性生产。这样，浙江块状经济的企业衍生模式主要体现为内部繁殖的模式。

内部衍生的新企业生成机制还表现为各个专业市场所提供的创业机会，即专业市场的招商与扩建计划吸引创业者首先在专业市场建立自己的门市，而后根据实际发展情况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或与企业建立生产销售合作关系。这样的例子在绍兴的轻纺产业集群、诸暨的袜子产业集群以及永康的五金制造产业集群最为常见。同样地，通过产业专有资产“弹性专业化”组合的方式，新企业不断地内衍而生，从而造成浙江块状经济的快速发展（见图4）。

三、关键“软因素"的动态分析

前文所述，社会网络、无形资源和弹性专业化三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因此，任何一个“软因素”的变动必定带来其余两者的相应变化。首先，锲于浙江“块状经济”之中的社会网络结构随着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相异。当“块状经济”从发育阶段步入成熟阶段之际，社会网络从生产系统转向创新系统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然而其作用强度逐渐减弱，市场机制的力量日益增强（朱华晟，2004）。同时，在社会网络中可以获得的资源（如表2所示）属性也相应发生变化。虽然可获得资源数量和质量，以及广度与深度随着“块状经济”的发展而有所提高，但是可获得资源便捷性却因“块状经济”的成熟而下降。例如，所需投资额加大，融资渐渐规范，技术诀窍趋向少数人或企业，合理避税机会减少，地域品牌内部竞争加深等。这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浙江“块状经济”中小企业创业较以往困难。今后，随着国内商品市场趋向饱和、浙江经济外向程度的加深，中小企业集群通过某些''桥梁企业（（pidgeCompany），如本地外向性程度高的大型生产企业或跨国公司，渐渐成为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的重要环节，因此，所发生的企业衍生多是进行代工生产的企业（具有较大的经营风险）或是与产业相关的中介机构（如外贸代理、信息咨询等）。这表明所衍生的企业层次和风险有所提升，创业门槛渐渐提高，因此加大了创业的困难程度。

 

其次，社会资本一般随着“块状经济”的成熟而积累愈多，但人力资本则因社会网络的调整和再次劳动分工而呈起伏变化（如表3所示）。这主南是由于浙江“块状经济”外向依存度加深，产业集群所在社会网络逐渐分化为国内主导和国际主导两类，导致创业者需要重新定位其人力资本；加之，浙江中小企业群的生产渐渐融入全球价值链之中，参与国际范围产业的再次劳动分工，致使创业者原有人力资本的削弱。另外，随着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完善的情况，市场准入、融资条件等对所有企业和个人开始趋同，作为主要个人资本之一的个人关系资本（王璃，姚海琳，赵祥，2003），无法得到原有的特殊待遇，这对成功创业的促进作用也是一个由强变弱的过程。

 

最后，由于原有中小企业经营经验和资本的大量积累，并开始直接参与行业的国际分工，浙江“块状经济”的弹性专业化模式逐渐向第二种模式（创新的产业区）演进，企业专有资产成为企业获得核心竞争能力的关键。相反，产业专有资产成为创业者组建企业的基础资源，因此，创业者想要获得事业的成功不能单单依赖于产业专有资产。同时，随着“块状经济”规模扩张趋势的减弱，“块状经济”内部成员开始注重"自我修炼”，如万向、德力西等公司正在进行的打造全球品牌、设立研发中心、开拓国际经营等措施，造成产业专有资产本身的升级蜕变，由此带来弹性专业化第一种模式的发展困境。

综合以上三个关键“软因素”的动态演变，可以认为产业集群企业衍生总体呈现“困难一容易！困难”的阶段特征。因此，创业的最佳时机应该处于产业集群或块状经的发育阶段。

四、结论与不足

产业集群企业衍生的关键“软因素”分析框架，旨在为研究产业集群的产生与演化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这一新的分析框架可以把各类“软因素”综合在一起对产业集群进行考察，分析企业衍生的特征与规律。本文以浙江“块状经济”为佐证，分析了关键“软因素”对集群企业衍生的促进作用，对研究产业集群企业衍生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所不足的是，本文不能证明，对于大多数类型的产业集群，促进企业衍生的关键“软因素”就是社会网络、无形资源和弹性专业化这三者。这对研究浙江“块状经济”以外的产业集群企业衍生机制是个缺憾，因此，有待学者进一步的研究与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