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过年

导读：我很怕过年，“年”是全年中最大的节日，各种人情世故风俗，都会在这时候集中反映。

叶兆言（作家）

我很怕过年，“年”是全年中最大的节日，各种人情世故风俗，都会在这时候集中反映。

一

我很怕过年，“年”是全年中最大的节日，各种人情世故风俗，都会在这时候集中反映。民谚有“赔不尽的闺女，过不完的年”，过年实在是一件事，一件很能麻烦人的大事。过去常说小孩子盼过年，小孩子嘴馋，过年能有好吃的。又说穷人怕过年，“初一当作平常过，莫对孩子讲过年”。年前是讨债的日子，穷人过年如过关口，许多穷人不得不在年三十贴过对联以后，再借点钱买肉过年。民谚因此有“小辫扣铜钱，要吃猪肉顶过年”之说，习惯上，只要是门上贴了红对联，就算到了新年，这时候就不能再讨债了。

我自然不是欠人债怕过年，一个作家在中国的地位，谈不上穷也说不上富，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怕过年，只是因为我生性不喜欢热闹，生性害怕敷衍。快到过年，总是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惧。年是躲不过的，不想过，也得过。今年年前，我正写着小说，想象中年前一定能把它写完，年关一天天逼近，小说终于没有完成。我知道没完成的原因是因为恐惧，日子还没到，已经在一天天地算计了。我的思想老是情不自禁要开小差。一想到过年要被各式各样的事打扰，就心烦得什么也不想干。

写作者最害怕的事，莫过于被打断写作。思路突然中断，仿佛有人在脑袋里，用锋利的剪子铰了一下，一切都乱了套。在过年前，我就想好，尝试着在新年里写一篇不怕中断的稿子。我将采取忙里偷闲的方式，随时随地把有关过年的感想和话题记录下来，我将改变那种天天在约定时间里进行写作的习惯。

新年里肯定会有朋友来拜年，有很欢迎的朋友，自然也有很不欢迎仍然称之为朋友的朋友。肯定会说一些十分投机的话，肯定也会说一些完全是应酬不得不说的废话。不管和谁见了面，一定会说声“恭喜发财”。尽管好话和屁一样不值钱，正因为是过年，谁又能不说。

自己不信鬼神，可以不放爆竹，但是只要是个什么时间，爆竹声便会不绝于耳。大年三十，开始吃年夜饭了，算是请什么神，有理无理，先狂放一阵爆竹。再下来的高潮是夜里十二点，整个城市仿佛遭受多国部队空袭的巴格达。即使是把门窗关紧了，还是有很浓的烟火味钻进来。都说现在过年期间的电视节目不好看，有先见之明的，早早地吃了年夜饭，桌布一摊，打起麻将来，一干就是通宵。干到半夜，输的人抱怨手气不好，趁上厕所的功夫，溜到晾台上放起爆竹。大年初一请财神，迟放早放都是放。张家放了，李家也不肯示弱，虽然是半夜，今年南京的天气出奇的冷，照样有人从热被窝里跳出来，冻得浑身乱颤地在晾台上放爆竹。我住在一楼，天亮时，从窗子里望出去，满地红红绿绿的纸屑。翻开送来的报纸，知道就这么吵吵闹闹一晚上，南京人民已经损失了四百万。想想偌大的中国难怪会穷，人太多，一人炸几个爆竹，算算钱就是天文数字，且不说还有噪音污染、环境污染。《扬子晚报》上有这么一条消息：

南京人今年春节燃放烟花爆竹花费八百万元

本报讯 记者从南京市消防支队获悉，今年春节期间，南京城区和郊区总共燃放了价值约八百万元的烟花爆竹，比去年增加1倍。烟花爆竹消费每户约十元，每人约三元。因燃放烟花爆竹引起的火灾共三十八起，与去年持平，燃放烟花爆竹所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比往年明显减少。

看见一条报道上说，台湾人因为吃得太铺张，每年吃掉两条高速公路。

过年的重要话题是吃，大吃大喝。台湾人大陆人都是龙的子孙，优点和毛病都差不多。不知道大陆人每年要吃掉几条高速公路。台湾人敢吃，是因为成了四小龙，口袋里有钱，有了钱就要摆阔。大陆人敢吃，重要的原因是公家有钱，吃公家的胃口必然会好，白吃反正不会把自己吃穷。今年的过年很有些喜洋洋，是个单位，多多少少都发了些年货，商场里大发礼品券，因为有回扣，谁都卖力气。去商场转一转，人山人海，礼品券不用白不用，等于买东西不要钱，大包小包往家搬就是了。

南京至上海正在修建高速公路，据说其代价，相当于新盖的五层楼一个接一个连起来。我始终有些想不明白，既然中国人的住房这么紧张，为什么不多盖一些五层楼让大家住，何苦劳民伤财地去建高速公路。也许把高速公路吃掉是好办法，要不干脆把高速公路变成礼品券送给大家。

二

我们所说的“年”，它的本义是收成。《穀梁传·桓公三年》：“五谷皆熟，为有年也。”《论语·颜渊》：“年饥，用不足。”年的异体字可以写成“瞭”，它的甲骨文的意思，是人背着稻禾。

今天过年的“年”，和它的本意相去已经很远。民间有种种传说，其中流行的说法就是：“年”是太古时候的一种怪兽，每到寒冬将尽新春快来之时，便跑出来吃人。古人为了使自己不变成“年”的口中之物，便聚在一起，燃起篝火，投入竹子，让燃烧的竹子爆裂出巨响，把“年”吓跑。据说“年”的体形像骆驼，比骆驼大得多。

过年的习俗中，我觉得藏族的新年更有趣一些。藏族的年夜饭叫“古突”，有着很强烈的游戏味。所谓“古突”，是用面疙瘩、羊肉、人参果煮成的稀饭。家庭主妇在煮饭前悄悄在一些面疙瘩里塞进石头，羊毛，辣椒，木炭，硬币等物品，吃团圆饭的时候，谁吃到这些东西，必须当众吐出来。这些东西预兆了人的命运和心地，石头代表心狠，羊毛代表心软，木炭代表心黑，辣椒代表嘴巴不饶人，硬币代表财运亨通。大家就此相互议论哈哈大笑。然后全家合力，用糌粑捏成一个魔女和两个碗，把吃剩的“古突”和骨头等残渣倒人糌粑碗里，由一个妇女捧着魔女和残羹剩饭，跑出去扔在室外，一个男人点燃一团干草紧跟其后，口里念着“魔鬼出来，魔鬼出来”，让干草和魔女一起烧成灰烬。孩子们则同时在一旁放起爆竹，意味着恶魔已去，吉祥的新年来到。

我们汉族也有类似的行为，只是显得有些滑稽，请看《扬子晚报》上的另一篇报道：

包饺子放进幸运币五龄童咬得满嘴血　南京轧钢厂王庆顺来信反映，他的一位朋友小李大年初二包饺子时往一个饺子里悄悄放进一枚硬币，以图吉利。哪知这枚硬币竟差点把他五岁儿子的门牙崩掉，小家伙大哭大闹，满嘴鲜血。眼看元宵节将至，特向大家提个醒。

汉族过年，给我留下的太多印象是忌讳。俗话说“小孩子嘴里讨实话”，小孩子无所顾忌，见到什么说什么，看见谁家的“福”贴倒了，便说：“福倒了。”于是皆大欢喜，因为福倒意味着福到。然而小孩并不一定都说吉利的话，口无遮拦，随随便便就可冒出一句祸来。因此有的地方行的规矩，在年三十的晚上，用草纸把小孩的嘴擦一擦，意思是小孩说话和放屁差不多，说了坏话不算数。

根据任聘先生所著的《中国民间禁忌》记载，仅仅在大年初一这一天，各种千奇百怪的特殊禁忌，便有三十四条。其中有几条十分有趣，譬如忌在被中打喷嚏，以为这喷嚏一打，会病一年。同理，忌拜年于床前，若受拜者卧床未起，不大吉利，年内定有病灾。

禁忌显然是出于人们一念之差的误会，如过年时对灰尘的忌讳。“灰”与“毁”“晦”谐音，“尘”与“陈”谐音，因此打扫灰尘就有去晦气破旧立新的意思。年初一天亮前忌大声说话，更不能直呼其名地把人喊醒，否则被喊醒的人会患红眼病，而且会把臭虫叫来。因此大年初一清早大放爆竹，除了恭请财神，也有惊醒人的意思。

今天的人看起来，禁忌中太多荒唐。然而从荒唐中，也能看到古人的苦心。中国的古训讲究早起，仔细琢磨一下，新年第一天的禁忌中，有好几条就是让人不要睡懒觉。以上提到的几条都是这样。一年里第一天的行为象征着一年内的行为，除了催人早起之外，还忌睡午觉。民俗以为男人在这一天午睡，田畦就会崩溃，女人在这天午睡，厨房就会倒塌。实际上，不过是变着法子让人遵守古训“禁昼寝”而已。

我曾在医院里度过两个春节。一次是在1976年，我因为青光眼发作，疼得成天捧着个脑袋，不得不困守在病房里，记得时间是周恩来去世不久，耳边老能听到播放着的哀乐。那时候过年也放爆竹，但是远没有今天热闹，并不是因为不许放爆竹，主要的原因是大家囊中羞涩，口袋里没什么钱。1976年是文革中最具有戏剧性的一年。小平同志复出，又在反击右倾翻案的浪潮中被打下去。“四人帮”在这一年得志到了顶点，也恰恰是在这一年完了蛋。继周恩来之后，朱德和毛泽东也在这一年逝世。还有骇人听闻的唐山大地震。

这一年我被病魔折磨得够呛，先在南京住医院，以后又到上海去住医院。既尝试着用中医治疗，在头上到处乱扎金针，又接受西医的手术。1976年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年头，那时正在一家小工厂里当钳工，因为眼睛不好，不得不考虑改行。我和父亲经常讨论的话题，是什么样的工作对于我的未来更为有利。我曾经十分向往上大学，工农大学生的名额与我无缘。我喜欢搞摄影，医生说我的眼睛最不适合在暗室里工作。我心灰意懒，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父亲建议我去公园养花，因为这工作不费眼睛。

我的手术很不成功，医生说开一刀能解决问题，结果一切照旧。到第二年过年，旧病又复发了，而且这一次来势更凶猛，说不行，就已经不可收拾。于是只好再上手术台，这一次是彻底解决问题，索性将眼球摘除。为我做手术的是当时上海最有名的眼科专家，曾经留学奥地利。人要是倒了大霉，最好的医生也帮不了你的忙。杀鸡岂用牛刀，眼球摘除这样的手术，实习医生都能轻而易举地做好。

我第二次在医院里过年，是1985年，那是在北京，和祖父一起过的。这一次是为了照顾祖父。那时候祖父已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我正在读研究生。祖父住的病房十分高级，冰箱彩电卫生间一应俱全。住在祖父隔壁的是屈武先生，一个极有趣的老头子，也是九十岁出头的人，年三十那天，端了一杯黄酒来，非要和祖父干杯。

祖父那天晚上很高兴，屈武走了以后，病房里就我和他两个人。我们很吃力地说了一会儿话，祖父的耳朵已经很背，跟他说话得像哄孩子一样大声叫。然后便是看电视。祖父眼睛不好，一向是不看电视的，所谓看电视，不过是他坐在那，我一边看，一边向他解释。

那一年的电视节目中，新兴起了摇奖。奖券在街上到处都有的卖，一下子卖出去了成千上万张，然后大家坐在电视机前，伸长了脖子等待，看谁的运气好。我当时很有些书呆子气，觉得大过年的，看电视就是看电视，为什么非要到电视上来摇奖。我又没有买奖券，凭什么在电视上浪费我的时间。把这牢骚说给祖父听，祖父立刻赞同。作为“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最反对那种靠运气发财的心理。

于是祖父让我把自己的感想写下来，当然也要把他的想法写出来，用他的名义发表出去。祖父是个作家，年纪太大了，已不能再伏案工作，因此突然心血来潮让我代笔。

当时钟敲响十二点时，北京城里爆竹响成一片。我踌躇满志地构思那篇文章，临了终究没写。没写的原因是我觉得写了跟没写一样，如果是用祖父的名义写了，在《人民日报》显眼的位置上登出来没问题，可是一篇小文章又有什么用处。即使有点用，尽管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却难免有受人指使的嫌疑。祖父曾发表过一篇不相信耳朵能听字的文章，结果引起了很多深信特异功能的人的不满和非议。有人相信邪门歪道，愿意相信运气，愿意花钱买奖券，那是别人的自由；自己不相信耳朵能听字，不去花那个冤枉钱买奖券也是自由。大家都是自由，我们何苦去干涉别人的自由呢。

三

最后谈一谈，过年祭祖宗。

祭祖宗又叫摆供。有的风俗志上记载，摆供是在吃过团圆饭以后，全家人重新梳洗，然后在祖先堂供桌上摆设供品。《海州民俗志》上写着：

有的地方要把所有家珍通通摆在供桌上。一般须摆五碗素菜、五盘糕点、五碟干鲜果品、五个白面馒头、五杯酒、五双筷子，每样供品上覆盖新鲜菠菜，插上彩色纸花，整个供桌庄严活泼，生机盎然。供品摆好后，点红烛烧满炉香，全家人按辈分次序，向祖宗亡人牌磕头。此后三天，香炉内昼夜不断香火。一炷香烧完了，只能说“香尽了”，不能说“烧光”或“烧完”。至正月初二晚上，全家重新点烛烧香，磕头礼拜，破酒破菜，撤下供品，叫“结供”。

摆供时，还有栽摇钱树的习俗。这习俗很有些像外国人准备的圣诞树。一般是放在供桌的左端，放一碗干饭，叫聚宝盆，盆内插带叶的柏树枝，柏枝上系满各种干鲜果品，结供时，撤下摇钱树，果品分给小孩子吃。也有的人家索性用一根完整的鲜竹，深深地插在院子里，竹枝上除了喜庆果品，再系上些铜钱以及纸票等，大年初一早晨用力摇晃竹竿，家人便在竹下拾取掉下来的“钱”，谁拾得多，谁就会发大财。

摆供的习惯在眼下的农村，不少地方还保留着，不过大都改良过了。江南地区，据我所知，都是在吃年夜饭前，象征性地供一供。把酒菜都放在吃饭桌上，摆好碗筷，点上香和红烛，就算开始。时间正好是一炷香，中途添三次酒，化点纸钱。快结束时，大家按顺序磕头，然后把菜撤下去热一热，坐下来吃团圆饭。

如今这种仪式在农村是公开的，不像文化大革命中偷偷摸摸地关起门来供。记得那一年上海姨妈回来，摆供时，我的表弟恶作剧地用上海话说，看见供桌边坐着一个高高瘦瘦的人，说得神乎其神，把大家吓得不轻。据说小孩子的眼睛最毒，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东西。外婆深信不疑，一口咬定这高高瘦瘦的影子，就是我们已经死去二十年的外祖父。

我的表弟那一年刚上小学，他所以乱说，不外乎是因为诱供。因为早在摆供前，我的外婆已经在无意中做了种种暗示。他不过完全是出于调皮，随口说了一句谎话，然而这句谎话，至今还在农村广为流传。人们说起过年应该祭祖宗，很自然就会拿我表弟的话来证明摆供的必要。老年人学着表弟的上海口音，谆谆告诫年轻的一代。

“既然能看见我们的先人，逢年过节，供一供还是必要的。”

我觉得摆供实在没什么必要。不过我想，不管能不能见到我们的先人，搞个不是太过分的仪式，纪念纪念先人，完全应该。怎么说也比乱炸爆竹好，怎么说也比大吃大喝好。当然仪式的目的不只是求先人保佑，而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做一点让先人满意的事。我们应该借这个机会，好好想一想，新的一年里，我们应该如何好自为之。图片

本文来源：《红沙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