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国企改革与民企的市场地位

导读：关于今天我们会议的主题——“国企改革与民企的市场地位”，谈四个方面的看法。

关于今天我们会议的主题——“国企改革与民企的市场地位”，谈四个方面的看法。

第一个方面，与这一主题密切相关，我认为必须强调思想再解放：至少涉及三个观念认识上应明确的大前提。第一个思想解放，是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到底是国企，还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最高决策层反复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的执政理念来考虑，那么从逻辑上来讲，理念与现实对应地看，非国有经济的这一部分，也就是一般说的民营经济，在全国来说至少是“五六七八九”，而且它的比重还在上升，在温州等等地方，人们说是“五个九”，即“九九九九九”。面对这样的一个基本局面，广大人民群众都在哪里？他们主要是在民营企业这方面，人口上占了大多数，至于与基本民生息息相关的就业机会，民企提供了绝大多数。如果这还不是执政基础，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认为必须实现的第一项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就是民企当然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第二个思想解放，是在“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的原则是否成立这方面，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我们所建设和必须加以完善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所以必须在市场上形成企业的公平竞争，这就是国际上大家都运用的术语——“竞争中性”的内涵，这一点天经地义、毫无疑义——不公平竞争搞不了现代市场经济。那么所有制中性和竞争中性，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所有制上有歧视，还有什么竞争中性？这只是对一桩事情从两个角度的表述。把这个逻辑想明白了，那么就可以知道，我们没有别的选择，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必须合为一体，成为在中国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间坚定树立的基本原则。

第三个思想解放，我觉得需要强调在“国进民退”和“民进国退”之争这方面，必须跳出原来“你输我赢的旧思维”，应该明确地把国、民两种经济形态的进退问题，转变为共存、共荣、共赢，在混合所有制的大道上共同发展，具有共同的光明前景。原则上来看，不存在着到底谁“进”了以后另一方就要“退”这样一个历史趋势，总体的趋势就是在“共”字当头、共存共荣的过程中实现历史性的共赢，具体路径是现代企业制度代表形式——股份制框架下的混合所有制，国企、民企总体而言的历史命运，是一直走到马克思主义创始者表述共产党人初心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未来社会。

第二个方面，我还想强调与时俱进地进一步分析看待国企民企的“比较优势”这一问题。过去我们说国有企业必须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在传统体制历史条件下，当然是这样的——传统体制下不仅是“命脉”了，整个城市经济与工业经济，最后基本就是由国字头来控制的这样一个大一统状态。搞市场经济之后，除了在战略性的粮、棉等物资储备，特殊的烟草专卖，自然垄断的国家电网等领域里国企要控制掌握之外，原来所说的交通能源方面的经济命脉，其实已经在动态发展过程中有巨大差异了：现实生活中，公路交通建设与运输很多的方面，是国企和民企一起做，或者已是民企为主、以及民企作为PPP的资本方形成的有效供给；能源方面，我们调研中知道，包括燃油、天然气，以及可再生能源，民企已经有越来越高的成分加入到这个行业中；至于过去说的“以钢为纲”，传统观念中那么重要的领域里，早已经是民营企业非常活跃、占了很大比重了。所以，在所谓经济命脉这个概念之下，还得看到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认知与判断整个发展态势。如果说到最前沿的创新领域，就是互联网+这个领域里，它当然特别地关系到现在的国民经济命脉，而这里面恰恰是民企机制的比较优势非常明显。全面看待所谓“经济命脉”这个概念、“关系国计民生”的这样一些重要的行业，我们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新认识和新判断，而且这种认识判断也是支持着国企、民企并非“谁进谁退”的认识，而是要更多地混合，更多地取长补短，是在混合过程中互相学习、相得益彰、共存共荣的。

比较优势上另外一个视角，就是过去非常强调的，到了紧急情况下，还是国企靠得住。比如说紧急撤侨，又比如大地震以后怎么样去救灾。但实际上这些年，无论是汶川大地震之后的救灾，还是武汉解封以后的企业支持，我们看到民企绝对不让国企，特别是武汉解封以后，很快就有陈东升、马云等等他们组织一批有影响的企业家去武汉，专门安排怎么样支持武汉和湖北，而且有很快举办的亚布力论坛在武汉的专题峰会，我是身临其境的。所以，在与时俱进看待民企作用、民企比较优势这方面、也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新眼光。

第三个方面，简单回应一下今天会议列出的提纲里的一些问题。当前国企改革中间的主要难点，我认为在前面强调了整个对于国企、国资观念更新和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后，和思想“放不开”有关的，是必须如实承认现在国企还存在着某些过度的、不当的垄断因素，活力机制是不足的。到底在国企里面的党企关系、政企关系怎么正确处理？企业家市场和国企高管的限薪到底怎样组合使之合理化地来形成新的调整？国企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到底怎么打造？这都是国企改革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落脚点是必须让国企活起来。李荣融同志生前有一个判断——他那时候已经退下来了，单刀直入地说：“你看看这几年有活力吗？”非常简单的一个判断。国企的难点，直观地看是怎么活起来，一定要在这方面抓住最根本的东西。

接着说，国企占用大量资源的必要性如何，跟前面我们这些分析都有关，有些领域的资源配置里，要更多地降低准入，让民企和国企一起来做，而且这里面要有适度的竞争，优胜劣汰是十分必要的。那么依法保护产权前提下的混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我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指引，已经解决了刚才修泽教授所说到的未来前景的基本问题，即股份制形成的资本社会化，可以对资本私有制形成“扬弃”，这个股份制就是中央明确强调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代表形式，而且中央早就表述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表现形式”，与马克思的思路一脉相承。《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那句话，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找出网上德文的原版，也有中央编译局认定后正式出版的德文印刷版，“消灭”就是原来中文版本中的误译，直到现在的中文版，还是保留了这种误译——把“扬弃”翻译为“消灭”，引起了极大的误解。对它正本清源，这是理论工作者的责任。

最后一个方面，我表示一下对于前面纪鹏教授观点的衷心拥护：按照现在已经形成的中央指导方针，必然要引出“强国资概念、弱国企概念”这方面的新组合，要更多强调国资作为生产要素，要于流动中更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跟它相关，确实有一个多少带有复杂性、应动态中掌握的国企分类问题：对国企不能看作铁板一块，必须做出必要的分类，处理好依类型的区别对待。还有，我非常赞成修泽教授前面强调的对于“理清垄断问题”的重视。在蚂蚁金服的事情出来以后，对于互联网创新中的“垄断”，一片指责、批评、抨击之声，但对国企的垄断，似乎可以视而不见，全都在指责民企搞了垄断——这里面怎么样实事求是加以理性的分析认识，解决应该解决的问题，而不要把另外一些东西混进来，造成实际上可能出现的垄断概念的误判、误用？新情况之下对于数字经济领域“寡头垄断”形式下正、负效应的分析认识，等等，必须与时俱进，这是一篇大文章，需要掌握好。

还有就是我愿意特别强调，当前的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深刻领会、坚定贯彻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的判断，这是个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判断，要使民营企业把定心丸继续吃好。现实生活中，人心惶惶的局面是极其不利的，□□□案……（此处删去60字）？这种问题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就说这些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