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毛泽东的神奇思维能力来自于哪里？
导读：神奇的毛泽东，当我们真正了解了神奇背后的原因，又觉得是那么合情合理了；但我想说，即使合情合理，想要真正做到，那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这个距离我想应该就是常人到伟人的距离吧！
研究我党的历史，越研究越惊叹毛主席的伟大和神奇！
革命之初，他对中国社会现状的精准把握，对各阶级社会性质的准确判定；在中国革命受到挫折时，对革命前途永远充满信心，无论情况多么危急，总能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化险为夷；在面对再强大的对手时，永远内心坚定，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和担忧，总是出人意料地找出神奇的化解之道！
秋收起义，三湾改编，一支队伍开创中央根据地；
四渡赤水，神来之笔，挽救红军于危难之中；
日帝侵华，一篇文章，预言抗战全部进程；
三大决战，运筹帷幄，百万国军三年间灰飞烟灭；
美帝来犯，气定神闲，以弥天大勇干翻十六国联军；
苏修核诈，放眼世界，三言两语轻松化解！
………………
在他老人家身上，还有很多神奇令人惊叹无比、佩服之至！
我常常在想：这一切神奇的源泉到底来自于哪里？为什么独独只有他能想到、他能做到呢？
我认为，深入了解神奇后面的本质比仅仅谈论神奇更有现实意义。当然，我并不是说了解了神奇背后的本质就肯定能创造神奇，但起码对我们平常人怎么做好人做好事一定会有很大的现实借鉴意义吧！
1、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
1936年6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延安宝安县的一个窑洞里，一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两盏蜡烛毕剥着火花，桌子边上的毛泽东正在向美国记着埃德加•斯诺讲述着自己在湖南一师的往事：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为什么我分析毛泽东创造神奇本质要从这里开始？因为一个人能干什么事，最最开始的发端，取决于他的心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我们党老提“不忘初心”，我想根本道理也在这里。初心，发心，心才是一个人一切的开端！
那么毛泽东又具有什么样的与众不同的初心呢？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他写的《心之力》这篇文章的一些精彩语句吧：
“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细微至发梢，宏大至天地。世界、宇宙乃至万物皆为思维心力所驱使。
…………
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
…………
人活于世间，血肉乃器具，心性为主使，神志为天道。血肉现生灭之相，心性存不变之质，一切有灵生命皆与此理不悖。
…………
故吾辈任重而道远，若能立此大心，聚爱成行，则此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戒海内贪腐之国贼，惩海外汉奸之子嗣；养万民农林之福祉，兴大国工业之格局；开仁武世界之先河，灭魔盗国际之基石；创中华新纪之强国，造国民千秋之福祉；兴神州万代之盛世，开全球永久之太平！也未为不可。”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毛泽东还是一个学生时，其心已与天地、宇宙相通、融为一体；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初心、发心”，那么他的一言一行，也必然与天地、宇宙相连，国家民族的振兴，人民群众的幸福才是他奋斗前行的真正动力！
我们接着来看他向斯诺亲述自己当初在湖南一师的情况吧：
“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追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到她。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我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从毛泽东这些亲口讲述自己早期经历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心与天地、宇相相通的青年才俊。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大心”，才有后面连创神奇的可能！心，是一切的开始；心，是万物之源！
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有一颗与宇宙、天地相通的“发心”固然是好，但这颗“发心”是为谁的利益，却非常关键！
有许多人也知道要干大事、想成大业，但他这个大事、大业不是为了芸芸众生的利益，而是为了他自己个人的私利，为了个人的权势、地位，抑或金钱、美女、享乐！这样的人很多很多，诸如我党早期历史上最为典型的一个人物就是张国焘。
张国焘出身江西萍乡的官绅世家，1919年，22岁的他就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1920年，他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3位发起人之一；次年，张国焘作为一大主持人全程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922年，25岁的张国焘代表中共前往苏联，是中共唯一一位见过列宁的人。1935年，38岁的张国焘是红四方面军的领军人物。这样的一个人，很难说他没有一番“雄心壮志“。但结果呢？为了个人私利，叛党叛国，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结果越活越惨，解放前夕，求着蒋介石带他去台湾，未能如愿；困居香港，靠给小报写文章谋生；最难的时候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求助党中央，毛主席让他彻底脱离美英，竟然不愿意。最后活活冻死在加拿大的一个养老院里。
一个心中只有自己的人，其人生之路必然越走越窄，最后直至无路可走！
反观毛主席，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坚持将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人生的主旨。
从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多次被排挤、打压、误解，他曾经三次被开除中委、八次受到严重警告；“赣南会议”，被批为“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宁都会议”之后，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离开了他一手创建的红军队伍，调往后方专做政府工作。
他自己后来回忆这段最为艰苦的经历时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缸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毛泽东为劳苦大众谋解放、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他既是“为人民服务”的忠实倡导者，又是人民至上的模范践行者，更是令人崇敬的人民领袖。
他始终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战争年代，他所到之处都和群众打成一片，跟群众一样吃粗粮、穿补丁衣、住简陋的窑洞。当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延安后感慨：做了十年的红军领袖，他所有的财产仍然只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和平时期，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本色，衣服鞋帽补了又补，每当工作人员要给他换新时，他总是强调“国家还很困难，人民生活还不富裕”。一件睡衣补丁摞补丁，一条毛巾被补了50多个补丁，正是他心里装着群众、始终和群众同甘共苦的有力见证。
他见不得人民群众受苦。毛泽东同志曾讲，他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忍不住流泪；二是跟过他的通信员，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信员牺牲了，难过得掉泪；三是听说妻子贺子珍负了伤，要不行了，掉了泪。1944年，毛泽东听说侯家沟有两个小村庄的妇女不能生孩子，群众很着急，便把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找来询问，并让他请中央医院派人去把水化验一下。张汉武说：“好是好，这种小事只怕医院不干。”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对于共产党人来讲，群众的疾苦可绝不是什么小事。”后来，经过中央医院的化验，果然是村子里的水含有导致妇女不孕的物质，经过改水处理，问题得以解决。作为领袖，他在日理万机中心里依然惦记着小村庄老百姓的生活。
3、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有天地宇宙的“大心”，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完全利他的人生信条，但这一切还仅仅是主观认识上的，最关键的还是要落实到行动上，知行必须合一才行！
在湖南师范读书时，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与好友蔡和森经常讨论国家大事，有一次却因一个问题而争论不休：
久乱的中国，究竟应该振之以猛，还是应该予以生路？
二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于是只好找到老师杨昌济，让他答疑解惑。杨昌济耐心听完来龙去脉之后，并没有正面回答问题，却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今时今日之蔡和森、毛泽东是何许人也？不过是一介师范生、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而已，你们在救国救民之路上，做过哪些实事？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问题，又谈得上深刻地了解吗？”
正是老师的这次教诲，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足够的社会实践，只是在书本上找答案，是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
毛泽东早年笔记《讲堂录》里有这样一句话：“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1917年暑假将要来临的时候，他同在楚怡小学当教员的好朋友萧子升商量，怎样度过漫长的假期。他们定出的度假计划十分奇特：去当叫化子（湖南方言：乞丐）！身上一个钱不带，去作长途旅行，靠着乞讨解决吃和住的问题。这样，从社会的最底层来看社会，来看人情世态，必定能够看到许多平日看不到的东西。旧时有穷苦的读书人或失业塾师，到处给大户商号送对联或恭维话，作游学先生，以解饥困，社会上叫作“打秋风”。这是穷秀才一种解决旅途生计的办法：每到一处，遇上商店或者住户，就写一副对联送去，接受一点馈赠。结果，1个多月“乞讨生活”的游学，没有花一文钱。他们走过许多市镇，经过更多的冷僻农村，一路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人情。萧子升放不下架子，向人问路，都要先整整衣服，干咳两声，然后开腔；还只愿进大户人家。毛泽东却态度谦和，谈话亲切，愿意进小户人家，尤其热心于访贫问苦，同什么人都谈得来。这次“游学”，他们漫游了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5个县，是一次大丰收，使毛泽东获得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还是1936年6月的那个夜晚，在延安窑洞里，在摇曳的烛光下，毛泽东告诉斯诺指导他一切行动的哲学是什么？
“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正如他自己所言，从此以后，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引下做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他做出决策的最基本的底层思维根基。这一点，在他所写的大量文章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文章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运用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可以说他的每篇文章都是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分析矛盾各方的力量，预判矛盾的发展方向，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字里行间，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再看他那篇著名的《论持久战》，从中日双方各种因素的对比之中，得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的论断，然后再分析如何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战略、策略和具体措施、办法。分析既有宏观全局的总揽，又有具体到战争战斗的形式、方式和办法，难怪日本人看后惊叹：如果早看到这篇文章，日本完全没有必要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
《矛盾论》和《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精华，这两篇文章现在读来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文中的方法论可以指导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实践，可以解决现实中遇到的诸多人生难题。
神奇是怎么来？神奇就是这样来的！有一颗宇宙“大心”，有全心为民的人生宗旨，有用以指导实践的哲学！下面，让我们再一次感受一下毛泽东创造的那神奇瞬间吧！
4、神奇再现
毛泽东最神奇的当然是他的指挥打仗。先看看三次反围剿吧，第四次实际上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贯彻的还是毛泽东的战略，所以胜利了；第五次是博古、李德那两个左倾分子指挥的大败仗：
第一次反“围剿”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采用“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方针，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在罗坊召开了联席会议，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军以少数兵力诱敌至根据地腹地。12月30日，红军以优势兵力向进入伏击圈的敌十八师发动猛攻，歼敌师部及两个旅共9000余人，活捉该师师长张辉瓒。1931年1月3日，红军在东韶歼敌一个多旅。至此，红军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司令兼南昌行营主任，调集20万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在从江西吉安至福建建宁800里弧形战线上分4路向中央根据地发起进攻。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并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积极进行反“围剿”准备。5月16日至31日，红军从东固、富田向东横扫700余里，16天内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枝，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并聘请德、日、英军事顾问，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进行“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从福建千里回师赣南，并以一部兵力结合地方武装，迟滞敌进。8月4日，红军突然东进莲塘。7日至11日，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发动攻击，并三战三捷。在兴国休整半月后，对疲惫退敌实行追击，再取三捷。至此。红军在80天内，歼敌3万余人，缴枪1.26余万枝，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三次围剿，蒋介石派出的兵力是一次比一次多，第一次10万，第二次20万，第三次30万；红军是多少人呢？三次每次大约3万人。看看这个力量对比，再看看胜负结果，就知道蒋介石和毛泽东简直就不是一个量级，相差十万八千里。胜负的秘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得明明白白，核心一点就是：通过大范围的穿插、运动，避开敌人的主力，局部以成倍的优势兵力聚歼敌之弱部，胜利之后迅速撤离，再寻找下一次战机。连干几次胜仗，就把老蒋干废了。毛泽东这一招可以说贯穿了他指挥所有战争的全部，虽然后面的解放战争不同于游击战，但其精髓还是一样的。
我看到很多文章说，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结束了中原大战，派出了百万兵力，步步为营，一步一碉堡向中央根据地进逼，就是神仙来了也没办法。错！说这种话、写这类文章的人一定是没有好好看《毛泽东选集》。还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主席已经详细的写明了第五次反围剿应该怎么打：
“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堡垒主义的五次‘围剿'时期我们不能集中作战，只能分兵防御从事短促突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红军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如果我军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集中兵力的法则，正是战胜堡垒主义的工具。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渐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从上面内容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如果要想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还是要运动起来打到敌人的内线去，只要打到敌人的内线，他修的那些碉堡就一下子作废了。而王明、博古、李德他们却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敌人硬碰硬，实在是愚蠢至极！
我们再看毛主席最得意的神来之笔：四渡赤水之战：
1960年，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时对毛主席说：“您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主席回答，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四渡赤水是怎么回事呢？我简单说一下，实际上一渡赤水，是被迫的，红军在赤水边靠东岸的土城之战，由于情报有误，原以为是小股敌人，结果敌人越打越多，再继续打下去，后果会非常危险，这是毛泽东自遵义会议之后指挥的第一仗，没打赢，撤了！撤出的红军迅速度过赤水河，原计划向北去和红四方面军汇合，发现前方敌人太多，只好向西到了川滇边的扎西，敌人又很快围了过来。扎西这里是个关键！毛泽东在这里做了一个敌人意想不到的决定，突然率主力向东从二郎滩、太平渡二渡赤水河，一下子杀向敌人守备空虚的贵州，连克桐梓、娄山关，第二次解放遵义。当敌人再次围向遵义的时候，毛泽东指挥红军大白天从茅台镇三渡赤水河向川南而去，蒋介石以为红军一定会北上，结果红军又突然向东四渡赤水河，然后就是一天以120里的急行军南下，直逼贵阳。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没有重兵守卫，吓破了胆，急命主力部队回援，红军主力压根就没打算打贵阳，而是疾速南下然后向西，轻轻松松渡过金沙江，甩开敌人的包围圈，大踏步北上了。
四渡赤水，简直就是螺蛳壳里做道场，除了一渡有被迫之意，后面三渡，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大范围穿插、运动、分割、包围，集中力量歼灭弱敌的战争艺术，出神入化，实乃常人所为！
解放后，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我们的志愿军还是用的这一招干翻数倍于己的多国联军的！
神奇的毛泽东，当我们真正了解了神奇背后的原因，又觉得是那么合情合理了；但我想说，即使合情合理，想要真正做到，那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这个距离我想应该就是常人到伟人的距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