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老人居然做出司法部都干不了的事……
导读：今年，是《英美法词典》出版的第17个年头，在这17年里，我国的外交体系越来越完善，在国际上也能挺直腰杆了，而在这背后，不知有多少像这群老人一样，默默付出的耕耘者！
一、
疫情以来，中美关系多次进入僵局，之后中印发生冲突，美国更是在其中煽风点火。要放在几十年前，与美这样的外交境遇，一定让外交官们焦头烂额，因为，我们在1993年，几乎不能与美国交流！
是什么，让中美谈判有了起色？这段往事，尘封多年，一提起，没有人能不落泪！
这次的主角，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他们被称为“东吴学士”，无权无势，却做了司法部都做不成的事，然而他们已经被我们所遗忘！
他们被发现，全凭一次偶然。
1993年，中国政法大学在读研究生薛波，在翻看资料时，惊奇发现，我国居然还没有一本，适用于自己的《英美法词典》！
泱泱东方大国，缺少这样一部法律，是什么概念呢？
简单来说，就是在外交上，与执行英美法的国家，如美国、欧洲等国，使用不同的法律概念，根本无法正常交流。
就拿19世纪70年代，中美谈判僵化一事来讲，中方与美方，简直是“鸡同鸭讲”，
完全不懂英美法的我国外交官，在谈判里无法守住一席之地。
二、
所以，当薛波知晓这件事后，寒毛直立，因为他知道，改革开放近15年的中国，已经不可阻挡地走向外交，缺少这一部法律，相当于鸟无双翼，寸步难行！
作为法学界的中青年学者，他急啊，立马召集几十名年轻学者，每天工作16小时，苦苦奋战两年，可当他们满怀信心地展示初步成果时，却遭到了英美法的学者们一致否定。
学者们告诉他们：“年轻人，这不是你们的问题，而是英美法教育，已经被你们割断30年了，又怎能一朝一夕就接上血脉呢？”
听到这个讯息时，他脑袋一下子就蒙了。上哪里找，精通英美法研究的学者呢？找不到，这事就只能搁浅了。
可这事，不能拖啊，必须要看到一些民族的曙光，去填补国家在这一块的空缺。
皇天不负有心人，偶然的一次机会，让他了解到，原来民国时期东吴大学的一批法学前辈，还生活在上海！
他内心翻涌激动，要知道，东吴大学是我国无数名法学权威的母校，曾经出过6名中国籍法官，更是中国，唯一一所系统教授英美法的大学！
东吴学者的法学知识有多深厚呢？
1946年，东京审判用的是英美法程序，蒋介石找遍整个中国都没人懂英美法，最终点名去东吴大学要人，结果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团队，包括法官、检察官、顾问等，几乎都来自该校！
三、
薛波立刻意识到，只有这一群学者，能帮咱们了！
但他也知道，这一行邀请，可能是“成少败多”。毕竟，这一群学者，曾经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东吴大学的很多毕业生，在过去中国最大的冤案时期：文革期间，被剥削了整整30年的青春！
如今，再邀请他们，为国家做贡献，他们肯吗？即使他们愿意，但他们已经平均年龄80多岁了，身体又是否允许呢？
怀着忐忑的心，他来到了上海。万万没想到，他这一去，就促成了一段千古佳话，直教人热泪盈眶。
一开始，薛波总是碰壁。一些东吴老人，心里早已是无可愈合的伤痕，让薛波十分痛心的一件事是，当他拜访一位东吴老人时，他发现她把过去的苦难、专业知识忘得一干二净，“她越平静，我就越觉得我们可怜，不知是怎样一种力量，才让社会的知识分子绝望。”这种无力感，让他十分悲怆。
四、
但后来拜访的人物，却让薛波的心灵，受到真正的震撼。
有一次，他拜访了卢峻先生，他是东吴大学与复旦大学双学位毕业生，1933年获得了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著有《国际私法之理论与实际》一书，在国际上曾享有盛名。
卢峻（1909~2000）
尽管在来之前，薛波已做好功课，这一批老人，可能已在过去30年间，受到生活不公平的折磨。但当他敲开卢老的房门时，还是被震惊了。这间房子，大概称得上上海最质朴的民居了！走两步就能走完的房间里，最值钱的电器，就是巴掌大的电风扇，12元钱买的。
卢老已经90多岁了，他的一目已失明，鼻梁上挂着，用纸糊了一只镜臂的眼镜。他蜷缩在被子里，病了，却不敢去医院，甚至连药也抓不起。
薛波上前，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有人能想到，这位《哈佛法学评论》，每期都要给他寄样刊的老人，此时面容竟如此苍白，在残酷的生活面前，他的学识根本无人知晓！
思虑了很久，薛波还是提出了请求：“不管什么原因，世人可能会忘了您，现在也确确实实忘了您。”卢老的一只耳朵有点背了，薛波只能跪在地上说：“但您不仅有精深的学问，您还是一个时代学术高峰的象征，请您务必要参加我们的工作！”
卢老的眼里，泛着许久没见的泪花。上世纪50年代东吴大学被勒令整改，文革期间，他不能在国内接触任何法学知识时，他都没有落泪。可这一刻，当国家第一次提出：“我需要你”的这一刻，他落泪了，他说：“我答应你。”
这四个字，明明语气十分微弱，而在薛波耳中却掷地有声！
仿佛在卢老心中，自己从未被时代辜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风烛残年之际，再为国家做贡献。
和卢老类似的，还有被称为：“罗马法活词典”的周枏（nan，第二声）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年文库”丛书里，他的排名位于胡适等大家之前。
周枏（1908~2004）
这样一个法学精英，在风华正茂时，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20年，本可在法学界有进一步造诣的他，只能隐姓埋名。
如今，他住在一个破败的两层平房里，一个单门冰箱，一台黑白电视，就是他所有的家当。
当听到能重操旧业，发挥价值时，他的眼睛，充满了光。
除了卢老和周老，让薛波记忆深刻的，还有一位高文彬老人。他是迄今为止，仍健在的参与1946年东京审判的学者，是他从浩瀚卷帙中找到，两名原可逃离法网的战犯犯罪的证据，立下一大功绩。
他本可在法学领域继续深造，却在1952年，因参加过“东京大审判”，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下放到鄱阳湖修大堤，每天起早贪黑去挑土，完全没有时间搞学术。
可就在这样极端的条件下，他仍然咬牙坚持，从来没有放弃过阅读学习，每天坚持写英文笔记，直到平反。
高文彬（1921~）
1980年，他的双手布满了老茧，脸上的风沙，承受了原本不该承受的重量。他终于得以平反了，但当有关部门提出可作资金补偿时，他一口回绝。是啊！“难道人生中最好的时光，是能用钱补回来的吗？”
一个学者，当他求知若渴，正属于学术生涯上升期时，突然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把他的前途全部残忍扼杀，又怎能让人轻易释怀！
可当薛波找到他时，他却把编纂词典的任务，一下子抗在了肩上，毫无怨言。
因为在他们心里，可以不原谅过往的历史，却从来没有不爱过自己的祖国！
五、
散落在华中的14位老人，经过薛波30余次的走访，终于找齐了。之后，他们投身到了，《英美法词典》的编辑工作中。一开始，薛波很担忧，老人们的身体会扛不住，毕竟，他们的平均年龄已高达84岁！
可老人们忘我的热忱，是他无法想象的，一群耄耋之年的老者，投入的精气神，毫不逊色于年轻人！
有一次，仅仅为了审订一个词条：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aw（美国法）卢峻先生与同僚吵得面红耳赤；卢绳祖先生写下长达6页、2000字的注释，直至脑痉挛进院……
在日常的修订中，老人们有异于常人的毅力，去克服一切困难。王毓骅先生视力严重弱化，一定要借助自然光看稿，而简陋的家中没有阳台，因此每次，他都要跑到远居的女儿家审稿；潘汉典先生把审稿看的比生命重要，甚至在手术前2天，他挂着尿袋，也要把稿子审完......
潘汉典（1920~2019）
而曾写出《最高法院条例》、《刑事罪条例》的蔡晋先生，在接受审订《词典》任务时，已经身患重病，但他仍然临危受命，没日没夜的工作让他身体过度劳累，间接加重病情，最终，他没法看到成品的，《英美法词典》一眼，就阖然离世。
整个《英美法词典》修订的过程，历时整整九年，没有鲜花，没有正规部门支持，
没有基本的经济支柱，甚至连正规的办公室都没有，可他们毫不计较这些，每一部分的修订好，就是他们最欢欣雀跃的时候，开心的笑脸，真的就像小孩子。
1997年7月29日在上海的部分《元照英美法词典》审订学者合影，左起分别为：潘汉典、周枏、卢绳祖、许之森、蔡晋、徐开墅、高文彬、浦增元、郭念祖诸先生
是啊，他们如小孩般纯粹，尽管他们知道，这本词典一定会名垂千古，但是几乎没有人，提到“署名”二字。卢峻先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还惦记着：“（词典）千万不能署名！我年轻时就这样。”
在这一群被时代辜负的知识分子，废寝忘食的努力下，《元照英美法词典》终于出版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收录的次条多达4.5万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整整3倍之多！
史诗级的震撼，不仅挽救了中国当时外交的窘境，更是刺激了一代人的心灵。
在感动之余，许多人不能理解，他们是如何把时代的苦难，一点点磨平，仍保留着一颗赤子之心？
潘汉典先生的话，也许能给出答案：“不为什么，我就应该干。我作为一名比较法教授，中国有这样的事，我当然要去做。”
对于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来说，荣华富贵、安逸稳定，并非他们心之所向，正如卢峻先生的女儿对薛波所言：“谢谢你们！我父亲一生的价值，通过你们得到了承认！”他们最想做的，是利用丰富的学识，为社会贡献，为国贡献！
可是，这么一个单纯的理想，却在过去动乱的30年里，无数次被搁浅。剥夺他们学习的权利，就等于剥夺他们的性命，可面对那个荒唐、可怖的时代，他们却完美践行了东吴大学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六、
沉睡了半个世纪的法学精英，因为一本词典，重新被时代记起，他们义无反顾、奔赴理想的模样，让人动容！
可遗憾的是，如今，当我们翻起《英美法词典》时，有多少人能数清他们的名字？
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周木丹，比利时鲁汶大学1934年法学博士；
卢峻，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
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
蔡晋，东吴大学1933年法学士；
许之森，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
卢绳祖，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
徐开墅，东吴大学1940年法学士；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1949年法学博士；
俞伟奕，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
郭念祖，东吴大学1946年法学士；
陈忠诚，东吴大学1947年法学士；
周承文，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
高文彬，东吴大学1945年法学士；
……
这些名字，我们不该忘记啊！词典的出版、老人们的贡献，这远不是结束，我们在敬佩他们的同时，也应对时代，当下或者过去，进行深刻的反思。
要知道，在词典出版时，国家司法部有一位部长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纂，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系统都做不了的事！”
这一群无畏付出的老人，填补了当时司法系统的空缺，他们的赤子之心，让更多国人，看到了那一段历史，同时，也看到了希望。
今年，是《英美法词典》出版的第17个年头，在这17年里，我国的外交体系越来越完善，在国际上也能挺直腰杆了，而在这背后，不知有多少像这群老人一样，
默默付出的耕耘者！
当我们再次开启这段尘封往事时，请记住他们的名字，同时，今天，请让我们一起向这群，曾经被时代遗忘的法学精英们致敬！
感谢他们的肝胆相照，影响无数国人，感极而泣，铭记历史，发奋报国！我们的祖国，正是有这样的时代精英，才让我们愈变愈强，也希望我们永远，尊重他们！善待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