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忠，一位勇立潮头的经济学家

导读：冯玉忠率先意识到，中国的改革的理论准备还不充分，旧体制的诸多弊端还需进行系统解剖，专业理论工作者应以改革的理论支持改革，消除改革家的“心有余悸”和“心有预悸”。而他自己，早已走在了以理论支持改革的前列。

1986年5月到6月

孟宪民三次专访经济学家冯玉忠

十余小时的面谈

凝结成180多页、近两万字的采访笔记

以及一段关于

改革开放走到第八年、辽宁经济形势

的难忘记忆

35年前的采访笔记。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摄

孟宪民是原新华通讯社高级记者、新华社辽宁信息社社长。冯玉忠逝世的当天，他翻找出那本由线绳穿起的采访笔记，深夜人静仍不忍放下。

随着一页页写满密密麻麻小字的泛黄纸张被捻开，一段段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声音被重新加载，一句句由社会责任感触发的真切表达被再次读取。笔记的另一端，曾经那位一心想为改革贡献力量、探寻方向的经济学家、辽宁大学校长冯玉忠，仿佛又回来了。

诚然，一篇文章无法完全呈现近两百页的笔记，而这些笔记也难以构建出一位学者、师者的全部。但我们仍尝试从一个切面去接近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高山仰止，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再现和纪念其35年前的思考与疾呼。

冯玉忠教授老照片。刘志超摄

为“精神萎靡”的改革者鸣不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本被称为“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教科书”的《厂长经营管理》刚一出版就被抢购一空。

这是一部“献给厂长（或经理）们的书，受到厂长们的启发、鼓舞而写的书”，作者就是冯玉忠。书中有他个人理论的总结，也有来自近百名厂长的改革实践经验。

然而，在1985年8、9月间，冯玉忠发现，一些锐意改革、效益卓著的厂长因为被莫须有的诬告侵扰，改革意识正在减退，“精神萎靡”。

为什么他们在救活濒临破产的工厂后，反而受到围攻、指责？

为什么有些厂长经理应得的奖金都不敢领？

这些改革者未来将如何走下去？

当时，对选拔干部制度，曾有一种批评的声音：“知人渠道太少，用人胆量太小”，在冯玉忠看来，还可以加上一句“察人方法太旧”。他曾说，“诬告是不流血的暗杀，以往的干部考核制度，又在无形中助长了诬告者的气焰”。结果只能使改革者“侧着身子干事，硬着头皮前进”。

孟宪民仍记得35年前，冯玉忠为厂长们鸣不平时紧皱的眉头，但作为经济学家，他的痛切不能止于无奈，他愤而提出：锐意改革的企业家不仅在开拓前进的时刻，需要理论力量的支持，在遇到“随大流、不冒尖”、“枪打出头鸟”等传统势力阻挠时，更需要理论力量的鼓舞！

给“倒蛋”部队正名

冯玉忠深感经济学家有义务为改革发声。

他语重心长：对改革的追求应建立在对改革理论追求的意识上；只有在所有制理论上突破“单一公有制”，在计划理论上突破“本本计划经济”，在分配理论上突破“平均主义”，在分配关系上突破“单一化”，在劳动就业理论上突破“高就业低效率”……做好这五个“突破”，才能从根本上有效破除传统观念。

冯玉忠曾出版10部著作，180余篇、300万字论文。其中，1985年出版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基本问题》一书，被中宣部出版局评价为“干部正规化理论教育的一部新教材”；《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等文章，也被有关部门评为优秀论文。

在孟宪民的笔记中，冯玉忠曾提到过一篇并没有出现在其作品列表上，名字十分接地气的文章——《“倒蛋”部队是我们自己的部队》。

有一次，冯玉忠到海城调查商品流通状况，陪同他的一位工作人员向他数落“二道贩子”的种种劣迹。后来在鞍山，另一位负责人则兴奋地感叹，过年吃饺子，不出鞍山就能买到海城有名的韭菜，这就是“二道贩子”的功劳。冯玉忠回家后，立即写下这篇评论，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倒蛋部队”正名。

“只有商品经济，才能解决社会化的问题，让那些没事干的人去干那些没人干的事”。冯玉忠的理论，都蕴藏在这些朴实的话语里。

建议召开“二道贩子座谈会”

后来，冯玉忠把这些通俗的话语融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到各地区作报告时，哪怕是在商品经济还属于“禁区”的某些地区，他也时刻提醒自己“要让台下的观众，听得懂、喜欢听”。

1986年前后几年间，冯玉忠做了百余场有关改革的报告，听众超过五万人次。省外某演讲与口才领域的杂志社慕名而来，他直言相告自己的演讲技巧：“我的报告长短由观众们定，不用表决，我会察言观色，台下一闹哄哄的我就知道了，他们不爱听”。

此外，他还建议相关负责人召开“二道贩子座谈会”，充分发动社会“能人”；建议各级政府，对这些“行商”和“客商”给予鼓励、支持和扶植。

当时，冯玉忠率先意识到，中国的改革的理论准备还不充分，旧体制的诸多弊端还需进行系统解剖，专业理论工作者应以改革的理论支持改革，消除改革家的“心有余悸”和“心有预悸”。

而他自己，早已走在了以理论支持改革的前列。孟宪民回忆，1986年的中国，当时还鲜有经济学家像冯玉忠一样，试图成体系地思考这一问题。

12年前，

辽宁大学曾在官网的一篇文章中

这样评价冯玉忠：

潜心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改革开放理论研究，

对推动辽宁经济体制改革和文明城市建设

发挥了重要智囊作用。

冯玉忠教授老照片。刘志超摄

如今再看这本有关冯玉忠经济理论如何诞生的记录，我们也不难看出：冯玉忠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他的急切表达背后，实则是对当时形势的忧虑、天然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为中国改革寻找方向，让中国人富起来的强烈愿望。

田间地头里，有取之不尽的经济学素材

这本笔记中，还有相当数量的篇幅，记录了一位经济学家勤勉踏实、奔走调研的身影。

有一年麦收时节，冯玉忠与一名乡长和合作社主任一同在晚间散步至一大片棉田，冯玉忠发现棉田中长出了不少高粱，这引发了冯玉忠的好奇。

经过一番盘问，冯玉忠终于得到答案：种棉花是上级给的任务指标，但为了多打粮食，农民只好稀稀拉拉地种棉花，再把高粱当补苗。这个发现，让冯玉忠看清了价值规律在集体所有制农业生产中的调节作用。按照冯玉忠的话来说，“这件事，让我第一次尝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甜头”。

此后，冯玉忠一直都没有放弃走出去，迈开双腿到人民中去，从火热的改革实践中汲取营养。他也愿意和各行各业的改革先锋接触，从工人师傅到农民老伯，从小商小贩到企业厂长，也都曾被他邀请到家里，一起谈过天、喝过茶。

冯玉忠曾在一篇读书笔记中写道：社会主义经济学是真正的“人民经济学”或“大众经济学”。他也曾对孟宪民说过，这是个涌现经济学家的时代，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商场柜台、街头的个体户和小巷子里的夫妻店，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经济学素材。

改革开放初期，冯玉忠带领辽大学生到辽中县茨榆坨大集参观考察。刘志超 摄

把改革实践带到高校里去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1985年元旦前，冯玉忠决定从辽宁大学内部开始，改变高校中脱离实际的理论与学风。

他动员全校1200多个教职员工和6000余名学生开展社会调研，并先后召开了11次座谈会，从中落实选题、总结收获、发现人才。

辽宁大学的学风变了，学校的影响力也得到提升，在1985年7月的一次大学校长恳谈会上，中国10所大学校长参加，除了辽宁大学之外，其他学校都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教育部直属大学。

以在辽大历史系和经济系内进行理论联系实践的改革为例，当发现历史学科研究的课题基本上还是过去老传统的题目时，冯玉忠建议，要多研究现代史、文化制度史、城市建设史，以及人口史和贸易史。在经济系，则要引进企业家、改革家，到后期的成熟阶段，要与社会联合座谈。

而在11次座谈会中，主要是要和教工、学生们谈哪些是阻碍改革的，哪些是推动改革的，从中发现题目落实选题，而不是硬性的给大家安排选题，并在时间和经费上给予必要的保障。

改革之风吹进校园，也吹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冯玉忠逝世之后，校友群里一篇篇自发写就的悼文，满是对老校长的追忆和对当年校园改革的怀念。

本报记者专访孟宪民。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