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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张伯礼

来源:天津日报 发布时间: 2020-03-16 16:01:06 编辑:夕歌

导读:迎着飘飞的细雨,他从渤海之滨飞赴江城武汉。全国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1月27日,正在天津指导“抗疫战”的他,被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急召。此前3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央指导组成立。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的张伯礼名列其中。

迎着飘飞的细雨,他从渤海之滨飞赴江城武汉。全国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1月27日,正在天津指导“抗疫战”的他,被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急召。此前3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央指导组成立。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的张伯礼名列其中。

古稀之年,临危受命。

这是一次肩负使命的出征。17年前,抗击非典前线,他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庚子新春,他再次逆向而行、披荆斩棘。“人民的需要就是使命”,一个多月来,他马不停蹄、不惧危险,深入医院、社区,会诊病患、调查疫情、筹建方舱、调制处方……

“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宁负自己,不负人民!”他的誓言依然未改。有人问,您年事已高,是不是可以不必到前线来?他眼含热泪,坚定回答:“不!疫情不严重,国家不会点我的名。我必须来,而且还要战斗好!”

他是国士

在72岁之年,他来到了一场大战的最前沿。初到武汉的几夜,他睡得并不安稳,因为情况远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疫情大面积暴发,大量病例涌来,所有医院被挤爆。实地走访多家医院,张伯礼和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的同志们发现,各大医院的发热门诊里聚集了几百号病人,看诊排长队、化验人挤人、CT检查人满为患。走廊里,输液的病人与排队挂号的人混在一起。更让人揪心的是,医院里一床难求,不少确诊病例根本住不进来。

混乱的局面令他焦急又痛心。

“这种状况不改变,将为后续防控和治疗带来巨大压力,会进一步加速病毒的传播,必须果断采取措施。”张伯礼神情凝重。

当晚,在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召开的会议上,张伯礼提出,必须马上对病患分类分层管理、集中隔离,将发热的、留观的、密接的、疑似的“四类”人员隔离开来,对确诊患者也要把轻症、重症分开治疗。

疫情蔓延,面对新型病毒,如何减少病死率、提高治愈率,需要大智慧。张伯礼一直在思考,他研究了一辈子中医药,他说中医是苍生大医,治病救人几千年了,是中华民族独有的财富,是无价的瑰宝,一定能在这次疫情的防控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张伯礼建议,征用学校、酒店作为隔离观察点,给患者普遍服用中药,用“大水漫灌”的方式达到早期干预的目的。

1月28日,首批几千名患者服上了中药;29日,3万人服上了中药。一两天后,一些轻症患者退烧了。

事实上,中西医结合抗击冠状病毒的方法,他的团队已经在海河医院进行了很好的运用。而且,他在指导2003年中医抗击非典时,就已经验证了这个方法有效。此次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召他来武汉,希望他的团队能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发挥特殊的作用。

“建议中医药进方舱,这个工作我可以来做!”张伯礼与同是中央指导组专家的刘清泉教授写下请战书,中医西医各有长处、优势互补,人命大于天,能救命是最重要的,张伯礼提出由中医承办方舱。

建议得到了中央指导组的支持,江夏方舱医院成立了,主要采用中医药综合治疗。江夏方舱医院累计收治了500多位患者,主要以轻症为主。最让人欣慰的是,江夏方舱医院所有患者中,没有一个转为重症,医护人员也是零感染。取得经验后,几乎所有的方舱医院都开始使用中药。

与此同时,在张伯礼等专家的强力推动下,武汉协和、同济、金银潭等医院的重症患者也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有些重症患者转为轻症,或痊愈出院。现在,武汉市各医院中医药的介入已经从当初的30%做到了基本全覆盖。

他是战士

穿上白衣,就是战士。2月12日,张伯礼率领209人的中医医疗团队进驻武汉市江夏区大花山方舱医院。由院士挂帅的这支医疗队被外界称为“中医国家队”,来自天津、江苏、河南、湖南、陕西五省市三甲医院的中医、呼吸重症医学、影像、检验、护理等专业的209名专家,将在这里开展中医中药对新冠肺炎的临床治疗、预防、临床研究。

中医进方舱后,张伯礼更忙了。他白天指导会诊,晚上开会、研究治疗方案,甚至细化到具体病例,亲自开方。学生们劝他:“您每天太忙了,有些事,就让我们干吧!”“带兵打仗,哪有不上前线的道理,那不成纸上谈兵了吗?”张伯礼从来不听劝,穿上防护服,病房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您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隔着护目镜,张伯礼为患者看舌相,然后伸出手,为患者把脉。

穿上防护服,他就是个战士。中医讲究望闻问切,不到病房、不接触病人,如何能了解发病规律,如何谈得上与病毒战斗?这也是张伯礼坚持一定要亲临一线的原因。

有的患者氧合水平比较低,有时好不容易升上来又降下去了,一直在波动。张伯礼临床问诊,让医生给他们注射生脉、参麦注射液,服独参汤。一两天后,病人的血氧饱和度就稳定了,再过一两天,氧合水平就上去了。

对重症患者,张伯礼强调治疗方式要中西医结合,以西医为主,中医辅助,但是辅助有时也起关键作用。在临床诊疗时,张伯礼发现,对重危症患者要果断、及早使用中药注射剂,早用、大胆用,往往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

越来越多的病人痊愈出院,张伯礼发现,他们中有一部分还有咳嗽、憋气、心悸、乏力等症状,于是建议在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市中医院建立了新冠患者康复门诊,专门管理治疗这部分病人。

在中国工程院和有关单位支持下,张伯礼又牵头组织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市中医院共同为湖北被感染的医务人员建立了一个健康管理平台,追踪他们的健康状态,以中西医结合的干预方式,帮助他们更好康复。

他是勇士

“生命相托是一份责任,如果不能替病人去担当,不会是好大夫。”在抗疫一线,张伯礼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他心里时刻牵挂着他的病人,不计个人得失,只为山河无恙。可他没有想到,多日的劳累,使他胆囊旧疾复发,自己不得不成为一名病人。

2月16日,他终于病倒了。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的领导强令他住院。“武汉保卫战”正是较劲的时候,还有那么多病人等待救治,他希望能保守治疗。“您不能再拖了,必须手术!”负责为他治疗的专家态度坚决。

2月18日,张伯礼被推上手术台。手术之前,照例要征求家属意见,他说:“不要告诉家人了,我自己签字吧!”毕竟这个时候在武汉病倒了,他怕老伴儿担心。

怕影响军心,张伯礼特意提出不要将他手术的消息对外界公布。麻醉过后,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的助理读疫情通报,并打电话询问江夏方舱医院的情况,接听医护人员打来的求教电话。

手术后一两天,张伯礼就开始在病房里工作了。病床上加了一个小桌子,左胳膊上扎着静脉针,右手不停地用笔在修改着东西。那几天,正值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的项目进行到了关键时期,他放心不下啊!

“仗还在打,我不能躺下!”作为国家中医治疗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深感此行武汉责任重大。“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早做好了准备,武汉之行不会轻松。“肝胆相照,这回我把胆留这儿了!”张伯礼风趣地说。

连续多天,武汉的确诊病例大幅下降,张伯礼那颗悬着的心缓和多了。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阶段,面对正月十五的街灯,张伯礼写下一首诗:“灯火满街妍,月清人迹罕。别样元宵夜,抗魔战正酣。你好我无恙,春花迎凯旋。”

春天已经来了,凯旋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今天是方舱医院的最后一天,完成了历史阶段的任务。今天应该是值得纪念的一天。”3月10日,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出现在武汉江夏方舱医院,这一天是这所医院“关门大吉”的日子,也是武汉最后一家关闭的方舱医院。
年逾古稀的张伯礼一身“戎装”,声音有力,看不出21天前他才在武汉摘除了胆囊。他向队员们表示感谢,队员们手捧鲜花,向他们敬仰的这位前辈深深致敬。

他是长者

“方舱医院治疗的主要目标就是不让病人转为重症患者,不转为重症就是最大的胜利。一是病人能得到及时救治,不转为重症,能节省大量医疗资源;二是保住了病人性命。方舱医院这种模式,让病人从被动治疗到主动介入,医患关系非常和谐。”他总结的是武汉方舱医院模式的成功,所在的江夏方舱医院又有独特之处──由国家中医医疗队管理,中西医结合,以中医疗法为主。

建中医方舱医院,张伯礼是主要倡议人,并被任命为江夏方舱医院的名誉院长。进驻江夏方舱医院的是来自天津、江苏、河南、湖南、陕西五省市三甲医院的中医、呼吸重症医学、影像、检验、护理等专业的209名专家,与江夏区中医院现有医生进行混编,成立医疗团队。

如何将各方精兵强将拧成一股绳,五指攥拳出击?张伯礼身先士卒。

2月12日他率队进驻医院,2月14日17时30分,收治首位新冠肺炎患者,到3月10日休舱,江夏方舱医院共收治567名患者。新冠肺炎没有治疗经验可循,临床没有特效药物可用,集中面对如此数量的患者群,张伯礼率领的中医“国家队”压力山大。他走到病床前了解患者的情况,带领专家组研配药方。他和北京中医医院刘清泉教授共同研制的宣肺败毒颗粒(抗冠II号方)治疗500例轻症和普通型患者,发热、咳嗽、乏力症状明显减轻,CT影像治疗后显著改善,临床症状明显缓解,无一例转为重症。除了改善临床症状,也能改善相关血液细胞分类计数和免疫学指标。

在江夏方舱医院,既有统一方案,又会根据病人的病症采取个性疗法,普遍性和灵活性相统一,中药口服为主。所有患者均能喝上中药汤剂外,医院还配备了一台中药配方颗粒调剂车,因人施治调制中药颗粒剂,辅以保健操、八段锦,同时还会有心理疏导。医院制定了严密的诊疗流程,患者在服药过程中,医生会密切观察每一位患者的具体反应,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医疗团队还设立了三线把关、评估等,确保医疗安全。如果有患者转为重症,按照相关流程,及时将病患转到定点医院进行治疗。

“为了保证患者安全,每一个细节都尽量考虑周全。”国家中医医疗队(江苏)队长、江夏方舱医院医疗副院长史锁芳介绍。

病人零死亡、零回头、无一转为重症,医护零感染。张伯礼带领中医“国家队”在江夏方舱医院的实践,为治疗新冠肺炎提供了又一个参考方案。

他是父亲

“愚顽常思聆父训,草茅未敢忘国忧。”2月21日,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天津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执行院长张磊在援驰武汉前夕剖白心迹。就在两天前的凌晨,他刚接到“父训”:“如果上级派你来武汉,不必来我这里,在‘红区’一定努力完成任务,保护好同事和自己。”

被他和全家称作“老头儿”的父亲,就是张伯礼院士。彼时,“老头儿”刚被做完胆囊摘除手术,在回病房的路上和儿子短暂通话。

“心里极度惊恐。”张磊这样描述农历正月二十六凌晨,武汉前线指挥部的领导给自己打电话告知父亲病了、需要做个手术时的心情。手术成功后的两天,能随时联系上父亲,恐怕也是五味杂陈的“意外”。“术后恢复的头两天,是这20年来我最容易可以联系上他的日子。上级安排了我的师弟黄明博士来照顾他。我只要拨通黄师弟的电话,就可以和病床上的父亲通话。”

张伯礼在术后一两天就下床工作了。张磊知道,搞了一辈子中医的“老头儿”,自己是劝不住的。“听师弟说他术后第3天就恢复了工作状态,只有晚上才回到医院去输液。这个‘老头儿’只要一投入工作,那就谁也劝不动他。作为晚辈、也是学生,只有尽力向他学习了。”

向大年初三就奔赴武汉埋头工作的父亲学习,张磊作出的具体行动,就是第一时间递交请战书恳请奔赴湖北抗“疫”一线。此后,他又通过电话、微信、书面材料等途径多次表达冲锋向前的强烈愿望。张磊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医生、科室副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无论哪一重身份,都应该责无旁贷,在防疫第一线上贡献自己力量。

向手术不下火线的父亲学习,就是自腊月二十七以来,在中医第四附属医院连续一个多月坚守一线指挥、组织、协调、部署疫情防控各项具体工作,多次深入发热门诊现场指导工作,抓细抓实各项防控措施。医院发热门诊、预检分诊运转有序,隔离病区火速改建完成,为保卫滨海新区人民的生命健康构筑起一道道坚固的疫情防线。

向在一线亲力亲为的父亲学习,就是以共产党员的忠诚担当,在江夏方舱医院承担起感染风险高的取咽拭子工作。张磊在2月24日的《战地日记》中写道:“今天第一次进舱,多少有点手忙脚乱。平日光和其他人说不要紧张,到自己这里,也是不能免俗。幸运的是,顺利完成了6个小时的工作,并带着两名同志开了医嘱,取了咽拭子。经过严格的出舱环节,穿着刷手衣走出医护人员通道时,全身已然湿透。”

虽然同在武汉,父子俩却很难见上一面。2月24日张磊在《战地日记》里分享了一首歌:《You’ll never walk alone.》(你永不独行)。这是儿子对父亲爱的表白,是中医后辈对前辈的敬意,是一名医生对同行的誓言。

直到方舱“清零”这一天,张磊才见到了日思夜念的父亲,而在此之前,他把所有的思念、关心、敬佩都写在了自己的《战地日记》里。

“这个‘老头儿’和在武汉、在湖北、在全国各地亿万名默默无闻的、平凡的人们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力工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也正是这些平凡的人们,使我们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我为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荣幸之至。愿樱花烂漫时,我们可以站在武大的校园里合影留念,共庆胜利。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他是共产党员

张伯礼身上有多重身份──院士、校长、中医大家、白衣战士、敦厚长者、严父严师,但他时刻铭记,自己的第一身份还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就是为党为人民工作。

天津中医药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启动快速研究机制,对已建成的组分库中具有抗病毒作用的中药组分进行筛选和评价,并和上海药物研究所、广东钟南山院士团队合作进行抗新冠病毒作用中药评价研究。团队承接了科技部和天津市科技局应急专项,目前已启动药物筛选工作。为天津百万名中小学生开讲了“网上科学抗‘疫’第一课”,率先为孩子们做应急科普。

你能想到这些没有被媒体广泛宣传的工作,是在武汉参与专家组工作、筹备运行江夏中医方舱医院、还在武汉做了胆囊摘除手术的张伯礼院士,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所做的工作吗?

作为此次专家组中的中医代表人物,张伯礼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新冠肺炎临床治疗没有特效药物、经验还在摸索的情况下,提出建立中医治疗为主的方舱医院,风险不言自明。“疫情如此严重的时候,往往是局外人在争论中西医到底谁强谁弱、谁优谁劣,这既无聊又无意义。中医西医各有长处,优势互补,人命大于天,能救命才是最重要的。”秉持“疫情当前,救命为重”信念,张伯礼和刘清泉教授写了请战书,提出中医药进方舱,中医承办方舱医院,勇挑重担。

“这次疫情教训太深刻了,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不能像当初SARS那样,转头就忘了。”接受媒体采访时,张伯礼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损失痛心疾首,敢说真话,希望有关部门吸取教训,加强管理。

“首先,要强化源头治理。要杜绝一切野生动物的市场交易,严禁食用陆生的野生动物。其次,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也需修订。这次疫情暴露出一个很大的问题,疫情出现了,谁来报?报给谁?现在机制不顺,层层上报、层层审核、层层淡化,到中央都衰减变味儿了,影响中央决策。回过头来看,新冠肺炎在去年12月底、今年1月初人传人的现象已经很明显了。那时还说是‘有限人传人’、‘局势可控’就有问题了,丧失了防控最佳时机。再次,基层社区的卫生能力明显不足。那么多人,一发热就往大医院跑,如果社区的医疗卫生设施足够强,发挥‘拦阻干预’作用,疫情可能会在早期得到有效控制,强基层要真正落地。另外,检测权限集中、试剂盒短缺严重影响了确诊救治,防控物资明显短缺、调配机制滞后、应急系统响应及运营都需要极大改善。”

诤言挚语,字字恳切。一个老共产党员、老医务工作者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现在,我们又在考虑恢复期的病人。一些出院的病人特别是重症患者康复问题。有的出院了,但还有症状,咳嗽、喘憋、心悸、乏力等;有些肺部感染渗出吸收不完全,有的免疫功能紊乱等。我们就在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市中医院建立了新冠肺炎患者康复门诊,专门管理治疗这部分病人。在中国工程院和有关单位支持下,我们还组织了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市中医院共同建立湖北感染新冠病毒的医务人员康复管理平台,这将是今后一两年的任务。”

武汉方舱医院完成光荣使命,在武汉保卫战中留下了英雄篇章。“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张伯礼的战斗还没有结束。与病毒斗争的下一阶段战役已经打响,老兵整装,又要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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