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李约瑟
导读：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4日），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其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4日），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其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他数次来到中国，先后任英国驻华科学参赞，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1946年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28卷册、《化学胚胎学》《中国科学》《科学前哨》及《中国神针：针灸史及基本原理》等。
李约瑟生于伦敦一个有教养的中产阶级苏格兰家庭，为独子。父亲是军医，母亲是音乐教师和作曲家。早年在剑桥大学受教育（学士1921年、硕士1925年1月、博士1925年10月），然后从1924年聘为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教授（fellow），在弗雷德里克·霍普金斯实验室工作，研究胚胎学和形态发生。
1937年，三个中国人来他的实验室一起工作（鲁桂珍、王应睐、沈诗章）。其中，鲁桂珍（1904年－1991年），一个南京药剂师的女儿，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生，和李约瑟发生了婚外恋，但这段恋情得到了李约瑟妻子的原谅。鲁桂珍向李约瑟介绍中国悠久的科学发明和医药学，给身处“西方中心论”环境中的李约瑟带来很大的心灵震动，使他形成了“一个宝贵的信念，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从此之后，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发生极大兴趣，开始学习汉语，立志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
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李约瑟从1942年到1946年在中国重庆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他为战时中国优秀科学家在西方科学杂志发表研究成果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并结识了竺可桢、傅斯年等中国科学家和学者，收集了大量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文献。此外他又游历了还没有为日本占领的地方，包括敦煌和云南，又参观考察了中国各学术机构从而收集了大量文献和资料。这对他后来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有极大帮助。
之后，他赴巴黎当上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的第一位部长，而且得到中国学者王铃（王玲）的帮助而开始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1948年，李约瑟回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尽管在1952年他因到中国查核细菌战的证据而受到排挤和批评，但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写作计划。李约瑟从1967年至1976年担任冈维尔与凯斯学院院长。退休后，以他个人藏书为基础建立了东亚科学史图书馆。1987年，该馆发展为李约瑟研究所。1994年李约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李约瑟首先娶李大斐（Dorothy Needham，其原姓Moyle，1896年－1987年）。李大斐死后两年，李约瑟再婚，娶鲁桂珍。从1982年，他得了帕金森氏症，1995年在剑桥寓所辞世，享年95岁。骨灰安葬在研究所门前的菩提树下。
人物成就
李约瑟博士是英国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英国学术院院士（FBA)、中国科技史大师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代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他早年以生物化学研究而著称，30—40年代出版了《化学胚胎学》（三卷本）及《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在国际生化界享有盛誉。
1937年，在鲁桂珍等三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皈依于中国古代文明，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医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1942年秋，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前来中国援助战时科学与教育机构，在陪都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结识大批的中国科学家与学者，并结下深厚的友谊。在华的四年，李约瑟广泛考察和研究中国历代的文化遗迹与典籍，为他日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作了准备。
1943年夏天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访问王亚南，并以中国官僚政治问题请教。这促成了王亚南完成《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1946年春，李约瑟离任，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两年之后，返回剑桥，先后在中国助手王铃博士和鲁桂珍博士的协助下，开始编写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约瑟亲自发起并分别就任英中友好协会会长、英中了解协会会长，先后八次来华考察旅行，大规模地搜集中国科技史资料，实地了解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情况。[3]
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计有三十四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李约瑟一生著作等身，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1994年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
1918年10月，入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选习生理学、解剖学和动物学，后改习生物化学。1943年2月，由加尔各答经缅甸汀江抵昆明；以英国驻华科学使团团长身份，访问考察战时撤至昆明附近的众多高校与科研机构。3月21日抵达国民政府陪都重庆。6月中英科学合作馆在重庆正式建立，亲任馆长。是年夏，赴中国西部考察旅行；是年秋冬，赴西北旅行。国东亚科学史基金信托会成立。
人物评价
一些学者认为李约瑟不公正看待并过分夸大中国科学技术成就、且认为他的研究工作所涉及的广泛的对象皆是起源于中国，因此持批评态度：
J Needham's (1971) monumental work on Chinese nautics offers by far the most scholarly synthesis on the subjects of Chinese shipbuilding and navigation. His propensity to view the Chinese as the initiators of all things and his constant references to the superiority of Chinese over the rest of the world's techniques does at times detract from his argument.
李约瑟难题引发了关于中国为何被西方社会的科学和技术超越的争论。但是，该难题本身的前提就有疑问，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并未高于西方，特别是科学，中国没有产生逻辑化的、系统的科学体系，只有零散的科学知识，偏重技术，缺乏理论研究。爱因斯坦就明确表示，由于中国既没有产生形式逻辑也没有产生实验方法，中国是不可能产生科学的。。一些中国学者也指出，李约瑟对中国的科学技术过度拔高。
他的主要研究集中于衡量儒家和道家在中国科技发现中的影响，并通过描述中国科技的传播者（diffusionist）过程，以强调中国科技发展为何与西方的可感知性独立性创造思维渐行渐远。
李约瑟的研究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包括对他就中国科技成就的强烈倾向，和中国对于世界创造的重要贡献。李约瑟的合作者之一，南森·席文（Nathan Sivin）在赞赏李约瑟的不朽贡献的同时，也主张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反事实假设——它不可能有合适答案：“这个问题很纠结——为什么中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不能击败欧洲列强？这个问题类似于去问：为何你的名字不能出现在报纸的第三页？”然而，席文的批判也可被历史研究方法论所否定，因为他的争论会排除了所有历史原因性讨论。席文的逻辑是一旦历史事件的原因没有发生，那么这个原因就是反事实的，因此就判定其不是有效答案。物理学家吴大猷说：“我国有些人士以
为科学‘我国自古有之’，看了英人李约瑟大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而大喜，盖其列举许多技术发明，有早于西欧数世纪的，足证超于西欧也。然细读该书，则甚易见我国的发明，多系技术性、观察性、纪录性、个别性，而……弱于抽象的、逻辑的、分析的、演绎的科学系统。……一般言之，我们民族的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
李约瑟对于儒家和道家的谴责，被许多学者争议为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对其他竞争思想体系的简单反映。一个关于李约瑟难题的普遍但存在争议的解释是中国没有类似字母表的普及事物，其导致诸多结果：活字印刷术无法获得应有的推广；没有字母表的中国普遍存在较低的文化普及率及阅读书写能力，印刷品的成本高昂。比如，1725年，清朝政府整理25万活动字体才制作出64典的《古今图书集成》。但是这个解释很快遭到质疑：为什么西方国家仍然战胜了一些拥有字母表（比如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字母）的国家。
李约瑟的政治主张被许多学者视为异端，他在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则基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理想形式。1952年，李约瑟作为一个观察员参加了朝鲜战争，在他的报告中，他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美军在朝鲜战场中使用细菌战的指控。李约瑟的传记者西蒙·温彻斯特（Simon Winchester）评价道：“李约瑟理智地爱着共产主义，然而共产党的间谍人员却无情地欺骗了他。”温彻斯特也指出，因为李约瑟的政治谴责，他直到1970年代才从美国政的黑名单中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