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豪言一切推倒重来？唯有一条将变本加厉
导读：当地时间12月14日，美国选举人团投票确认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拜登此前多次表示，将改变特朗普任内政策，让美国重新领导世界；但对于打压中国，美国政界已形成高度共识，例如近期美国朝野积极推出多份战略报告(如11月17日美国务院的《中国挑战的方方面面》)，为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献策。
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12月14日，美国选举人团投票确认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拜登此前多次表示，将改变特朗普任内政策，让美国重新领导世界；但对于打压中国，美国政界已形成高度共识，例如近期美国朝野积极推出多份战略报告(如11月17日美国务院的《中国挑战的方方面面》)，为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献策。这其中，产业和科技领域的竞争尤为关键。舆论认为，特朗普举全力打压中国产业和科技的行动，将延续至拜登时代，甚至可能愈演愈烈。
如何理解这一趋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封凯栋指出，二战尤其是冷战后，美国通过为全球科技和经济发展提供公共品，建立起一个不平等、层级性的国际工业经济体系，由此确立自身霸权。正是基于对全球生产体系的协调控制，美国得以利用经贸和金融手段攫取利益，进而实现扩大世界影响力、推动国内治理的双重目标。
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金融化浪潮迭起，逐渐掏空了美企的组织管理和技术创新能力，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和美式国际经济体系开始松动。近年来华为等中国企业借鉴西方成功企业的传统经验，成长为信息与通信领域的国际领先企业，让美国清晰地意识到自身在这一事关霸权稳固性的关键领域的控制权旁落，意识到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作者提醒，未来美国很可能将它所支配的国际体系的一切支柱性条件都“武器化”，包括货币、军事、国际经贸秩序以及全球生产和技术网络，中国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中美冲突：
国际经济层级体系的裂变
2020年8月17日，当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宣布对华为的第三次打压举措时，它对一个中国企业的打压已经超出了绝大部分中国民众的日常认识。为何美国要与中国在经贸及科技问题上展开如此激烈的全面对抗？
本文认为，美国针对中国所采取的举措，是为了维护它在当今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霸主地位。该地位是美国得以控制全球工业生产协调，从而利用经贸手段和金融手段攫取利益，进而对外维持其世界性影响力，对内回应社会阶层矛盾的基础。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霸凌本质上接近一种“零和游戏”，即通过打击压制对方而使自身获得经济增长。因而，目前这场冲突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纠纷，而是一个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上升的后发国家与国际工业经济体系霸主之间的冲突。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工业经济体系
全球化并不是新鲜事物。事实上，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萌芽和发展就伴随着全球化的发生与发展。对劳动者的制度性剥削需要有远方的市场需求作为支撑，否则工业经济规模的扩张就丧失了动力。阿瑞基在《漫长的20世纪》中从马克思的MCM´的基本逻辑出发，按照物质扩张（M）阶段与金融再生扩张（M´）阶段所形成的交替更迭，将世界资本主义的积累周期按照历史的先后顺序分为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和美国周期。
推动周期更迭的因素很多，但大体上可以归因为体系用以实现物质扩张和武力扩张的效率因素。在物质扩张效率方面，美国周期体制（当今全球化体系）的核心特征，是通过组织性协调实现了交易成本的内部化；而被它替代的英国周期的核心特征，是通过殖民扩张实现生产成本的内部化。
具体来说，英国周期的核心是通过殖民战争获得原料供应和商品倾销市场，来支持英国本土制造工业的发展；此时全球化流动的主体是由市场交易机制协调的投入要素或最终产品。美国周期的核心特征是通过跨国企业的内部协调或企业间的关系性合同来完成协调，从而将交易成本内部化。在这一体系内，作为霸主的美国不再需要直接占领海外殖民地来实现对要素与消费两个市场的控制，从而省去了维持殖民体系的巨大成本。在这一阶段，全球化经贸活动中跨国流动的对象当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企业内或企业间长期合同协调的中间产品或生产性服务。这个组织性协调的模式有助于降低大规模生产的不确定性，并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优化生产资源和生产活动的配置。以此为基础，美国周期在物质扩张上构建起了相对英国周期的优势。
但是，这个全球性的协调机制是层级性的。其内在稳定性的来源是主导者对体系内其他参与者的霸权；而该霸权则是主导者通过技术系统、资本和技能上的主导权维持的。这一霸权之所以成立，除去金融、军事手段之外，还在于现有技术范式的总体增长瓶颈——当今的信息技术经济范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形成的，迄今为止都没有发生过重大的突破。该瓶颈使得发达工业国家具有通过技术上的主导权打击直接竞争对手，为自己在当期争取更大的经济空间的基础。另一方面，已有经济范式对经济增长空间的限制，也使得霸权国家在面临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时会通过打击对手为自己争取利益，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
这个层级体系的协调性机制在工业经济层面有一个中微观的视角，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美国为主发展起来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即由来自发达国家的、具有系统集成能力的跨国公司（人们往往称之为该网络的“旗舰企业”），通过不完全是产权型关系的企业网络，在世界范围内完成从资源获取、生产协调到最后分销的流程。
跨国性生产协作早已有之，但是作为生产组织的重要形态则源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全球性生产组织协调的可能性，同时全球贸易环境进入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历史时期。其中，模块化的产业技术体系的崛起，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模块化指的是对复杂技术产品的知识和相关活动进行分工，使得各部分（各模块）通过一套事先确定的设计规则就可以实现彼此之间的协作；这种设计规则对于参与者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即各模块内部的调整不应该扭曲各模块之间的界面参数。模块化体系的发展使得技术分工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也使得国家之间的社会分工得到了拓展。
跨国性协调的经济组织，早在英国周期就大行其道。但当时的地区性协作更多的是生产与销售之间的协调，或者起码是基于初级投入要素或类似于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等大宗标准化部件的跨国境贸易和协作；而不会将复杂技术和流程的协作也大量地依托于跨国性合作。全球生产网络时代则呈现了完全不一样的特征。当代读者对全球生产网络最熟知的典型例子就是iPhone和iPad等产品的生产，它不仅吸引了国内外学者进行研究，甚至连苹果公司也会主动在其官方网站公布其在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200个供应商的列表；这些供应商往往还有着各自的全球性供应网络。在这些供应网络内部进行跨国性流动的，是大量的工业中间品，甚至只是特定环节的加工服务（例如材料表面处理或者表面抛光）。换言之，美国周期把工厂盖在全球化协作的基础上。
▍作为产业协作体系的全球化
全球生产网络的兴起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可以说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美国国内大企业“无关多元化”浪潮的后遗症。当时，美国企业的快速增长开始放缓，大企业转而通过并购实现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当这些巨型企业建立起来后，资本膨胀的冲动开始驱使它们去追求“无关多元化”——通过收购财务上“有利可图”但与本企业主业无关的其他企业保持自身规模的增长。这一浪潮导致企业负责战略决策的高层管理者们无法做到对旗下业务保有足够的专业知识，企业的战略管理层级因此趋向于官僚化。最终，这种模式快速盈利的泡沫，被当时日本与德国制造业的激烈竞争戳破。美国的实践者开始反思一体化企业的弊端，并尝试实现资源的灵活配置。
在这一背景下，IBM所发展的基于模块化技术体系的“兼容机”，从计算机工业的激烈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被认为奠定了新的发展模式。此后，微软与英特尔之间的Wintel联盟又加强了个人计算机工业的模块化协作的特征。“模块化设计创造了选择权”，得到保障的选择权则创造了灵活性，而“二战”后美国国家在科技上长期大量投资所产生的科技成果，恰好为这一模式提供了保障。这让美国得以通过企业间协作，更好地利用美国本土的科研资源、世界各地的要素资源以及东亚地区的制造资源；有部分学者认为美国由此找到了重振其工业的模式。
伴随着模块化体系的发展，在美国国内，“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的理念大行其道，即强调企业应该基于模块化的理念，通过纳入外部力量并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协作完成创新，从而缩短研发时间、降低研发成本。“开放式创新”理念的大规模实践，终结了美国大企业内设研发机构（in-house R&D）的模式，而这种美国企业自19世纪末期发展起来的，依托企业自有的开发团队实现长期的内部技术积累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的模式，是整个第二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国际层面，大企业相应地也开始追求非产权关系的跨国性生产组织，以摆脱原有产权性跨国网络在组织、财务和决策等方面的负担，谋求自身战略灵活性。在实践中，不同旗舰企业所领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往往体现为非产权关系的长期合作网络与产权关系网络的混合体。
但是，由工业技术的模块化体系所构建起来的全球生产网络，之所以能够稳定运转，依靠的是其分工体系中的权力关系以及人们对这套权力关系的依赖：上层成员通过相对稀缺的技术、资本品和投资等手段实现对下层成员的控制，并以此为该体系提供相对稳定的发展前景。技术上的控制权同样源自模块化体系：模块化体系不是各模块的简单加总，它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约定的设计规则，这一体系得以存在的前提，是存在能够掌握系统集成的核心企业，并且核心企业能够发展出一套组织协调手段。设计规则当然不可能是完全预先计划的。这就更需要有企业具备认识、分析、分解系统整体性的能力，能够应对各模块和成员在技术和协作方面的冲突，通过必要的调整来保证系统的动态平衡。相对于模块化活动而言，系统集成具有技术上的优势和主导权。
因此，全球生产网络的本质在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企业基于对技术和关键资本品的主导权，得以通过对外输出资金（如在海外建立企业、合资企业，或者入资有价值的企业）和资本品（尤其是设备、产品设计或者专利），控制产业链上有丰厚回报的重要节点，并充分延伸自身在技术和设备方面所积累的资产的经济价值。
▍作为霸权体系的全球化
正因为全球生产网络体系有其内在技术和协作上的层级性，使得它事实上是一套权力上的分层结构，该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体系内不同企业的层级分工。甚至在全球性旗舰企业和区域性旗舰企业之间也存在层级分工。尽管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有多样化的形式，但几乎毫无疑问都是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承担主导型角色。在这样的协作体系中，当然存在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的技术转移：不论是正式的技术授权、资本品输出、交钥匙工程、技术咨询，还是非正式的技术协助。但这样的技术转移往往只在“协作失灵”——即协作机制因下层厂商能力不足而可能面临系统性失败时才会发生，且上层企业只允许下层企业拥有应用技术和在给定的框架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会轻易容许下层企业获得定义系统或者定义结构性问题的能力，因为后者意味着下层企业潜在地对系统集成工作有回溯的可能性。因此，尽管在全球生产网络的框架下，有不少学者研究后发国家企业如何进行“工业追赶”，但这些研究所能呈现的现象绝大多数都是数量意义上的，即后发国家如何在先发国家设定的框架下实现增长。
更冷酷的现实是，这种由发达国家企业跨国协调发展中国家企业的“阵营”乃至“联盟”的关系性质都是逐级而论的。发达国家的旗舰企业发展出全球生产网络这种模式，就是为了解决其原有一体化企业的僵化问题，因此处于底部的成员往往就需要为整个系统扮演库存缓冲的角色，通过提供额外的产能为整个体系的生产保证交货的及时性。当整个网络迎来竞争对手的冲击必须进行减产或者转产时，来自先发国家的资本会迅速利用它在信息和灵活性上的优势撤走（所谓轻资产），而扔下往往来自发展中国家投入了大量重资产的参与者，让其承担结构性冲击时的“缓冲器”。
但是，作为一个霸权体系，美国及其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不仅实施强制，同时也制造了认同。而对体系内其他成员的强制，以及令其他成员产生对自身的认同，正是“霸权”的两大关键要素。这种认同制造的过程，主要是通过为国际工业经济体系提供重要的公共品实现的。
“二战”后出现了大量“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science-based industries），在这些产业中科学发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在这方面，美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因其“产学研军政”结合的体系，美国在基础科研以及科研的产业化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进而推动了大量新兴产业的发展。例如，半导体工业主要起源于美国；而集成电路最初则是为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提供高可靠性复杂电控手段服务的，甚至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最初5年内美国军方几乎是其唯一用户。可以说，美国的这套产学研军政体系的确为全球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知识性的基础；美国也因此在目前全球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体系里拥有特殊的地位。
同时，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还需要更多社群类的制度设计，包括但远不限于技术类、行业性和国家间的组织，来促进科研及产业共同体设置议程、协商问题、联合解决技术瓶颈、形成标准、转化知识，这些构成了全球高技术产业重要的知识型基础设施。以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例，仅这一产业就有数百个重要的国际组织，其中有国家间的组织如国际电信联盟（ITU），国家及企业联合组织如电信行业协会（TIA）、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企业间组织如3GPP和3GPP2、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以及大量专项技术组织如蓝牙联盟、WiFi联盟、SD协会等。
这些国际组织大多都是以美国参与发起或者为主体的。美国通过投资产业公共品，从而实现对全球产业共同体的塑造，令其他国家的参与者也形成了自我认同的信念，即认为接受并参与这一由美国主导的体系是对自身有利的。这也是为什么即便在特朗普政权的政策目标已经是要全面打击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前景时，国内产业界甚至科技政策界依然有人认为离开美国之后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无法发展。
当然，作为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者，美国所提供的公共品远远不限于产业生产网络范畴。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投放、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对关键经济投入要素及其运输网络的影响力，都是美国周期重要的支柱。这些支柱给予了体系下的参与国一定的政治经济秩序，使得参与国在该框架下能够对国际经济形成相对稳定的预期。而对于霸权拥有者而言，它在公共品上的付出，以及它对外的投资、资本品甚至管理经验（海外合资企业）的输出，则保证了它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攫取更丰厚利润的权力。
▍冲突的必然性与美国霸权的危机
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有效的发展实践需要持续地创造新的经济活动空间，以不断地将人口从生产率相对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相对高的部门去。但由于经济发展本身会带来国内要素价格的变动，尤其是劳动力价格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这是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上涨，那么后发国家就需要通过技术进步持续提高生产效率，或者将资源配置转移到潜在回报更高的新的产业；否则工业发展就会陷入高成本、低投资和高失业率的陷阱。因此，后发国家成功的工业化和创新发展过程必然是结构性的。
而在以跨国协调为中心特征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后发国家结构性的工业能力成长必然意味着对原有生产网络关系的冲击。当这种冲击威胁到美国的技术主导权时，即便后发国家是在遵循美国所设定的交易规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依然会予以坚决的反制。也就是说，霸权建立的国际经济体系和提供的公共品，的确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工业发展所需的政治经济秩序，但这一秩序是相对的、有限的。在不发生技术范式变迁的情境下，发展中国家工业能力的提升会使得它与领先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接近“零和游戏”。这一特质是由工业技术范式的局限带来的。在技术范式的扩散与成熟期，因为工业生产的基础型技术（例如产生能源的方法，以及可以利用的原材料等）已经没有重大变化，整个体系的增长率从长期而言必然是趋缓的。在此背景下，当后发国家通过积极的发展战略进入复杂工业产品领域后，它的竞争可能会导致国际市场出现“生产过剩”现象，从而直接造成领先国家的经济损失。
技术体系中的长期领先、盘剥他人的能力、坚船利炮和国际领导力是一组相互依存的条件，它们区分了这个体系模式下的霸权国家与普通国家。而正由于这些条件之间的相互影响，使得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变化都会损害其他条件的存续。对美国而言，后发国家在技术主导权上的挑战，就不是一个“多一点或者少一点”的程度问题，而是主导体系是否稳固的结构性问题。
因此，霸权国家发动反制的动机是双重的：第一重动机是与直接竞争对手争夺经济增长空间，以解决霸权国自身现实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第二重动机则立足于对体系的控制，通过打击潜在的挑战者以确保自身对跨国性协调的主导权。
美国通过1985年广场协议、1986年和1991年两次“日美半导体协定”打压日本的半导体工业，以打压日本崛起就是一个经典案例。然而，美国在20世纪80、90年代解决了日本对自身的挑战后，并没有将其战略资源贯注于解决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问题。相反，今天美国在部分工业和高科技领域内的窘态，除了源于中国企业的快速进步外，也与美国自身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不利于制造业和长期产业创新的生态有关。华为之所以被美国政府定为当前的头号打击对象，不仅仅是因为华为在创新方面的杰出成就，更因为目前美国事实上已经没有了国际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与之竞争，中国企业的崛起使得美国明确地意识到主导权的旁落。美国霸权的危机更主要是源自其内部。
▍美国霸权危机的根源
正如阿瑞基所指出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它的“货币主义反革命”（monetarist counterrevolution），即寄希望于依靠货币政策让世界的贸易和生产保持扩张，即便这种扩张已经令美国企业丧失了长期竞争力——因为从事后来看，大量被创造出来的资金中仅有小部分被用在新的贸易和生产设施上。布伦纳认为1985年的“广场协议”和1995年的“反向广场协议”都没有跳出这个逻辑，即主要寄希望于用货币政策来解决当时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而并没有解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整体上暴露出来的组织能力问题。虽然美国在与日本的经贸战中曾经发动过一系列国家科技计划（如ATP）、产业联盟（如半导体产业联盟和下一代汽车计划）以及跨产业协作机制（如20世纪90年代由军方主导发起的“敏捷制造”计划等），但这些措施更偏重于经济主体之间的协作关系（例如目前在集成电路生产设备领域大红大紫的ASML，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联手欧洲厂商打压日本所培养起来的产物，而且ASML的主要股东陆续也已经变为美国投资人），而没有致力于去啃企业组织内部效率问题这根硬骨头。事实上，组织能力的衰落和企业层面的效率问题，才是美国在制造业以及在高科技产业的工程化环节面对日本企业的挑战节节败退的根源。
更大的问题在于，作为对本国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无关多元化浪潮中失败的回应，美国社会发展出了更加金融化的企业治理模式，而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大企业竞争力的衰退。以阿瑞基的周期逻辑理论观之，美国进入了金融化扩张的阶段，外部机构股东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影响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
以20世纪80年代末为分水岭，威廉·拉佐尼克将美国的工业企业分别称为“旧经济模式”和“新经济模式”。在旧经济模式下，企业强调“盈余保留加再投资”，即将利润提留于扩大再生产以及投入研发活动，维持高比率的研发资金（例如部分企业所强调的10%，即将等同于销售额的10%的资金投入研发活动），并且企业往往有对组织成员的长期承诺，甚至部分企业是以“从不裁员”著称的，如IBM、DEC和Delta。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企业因激烈竞争而开始大规模裁员。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后，由于美国相关制度的变化，机构投资者（包括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共同基金、银行个人信托等）的持股比重爆炸性增长；1984年后，机构干预主义开始兴起；1992年，代理投票制度让激进的机构投资者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机构投资者开始通过各种形式影响企业的治理模式、高层管理者的人选与激励制度。与此同时，垃圾股、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开始陆续登台，而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企业管理能力的衰败，又导致美国产权市场上存在大量可以追逐或者操作的对象；这使得敌意收购、杠杆收购等手法大行其道。最终，这些“改革家”构建起一个企业控制的外部市场。
强大的外部股东对企业的控制、大企业传统遗留的管理效率问题、丰富的金融“创新型”交易手段、实体产业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及“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的盛行，这一切都让美国的工业企业更加“金融化”了，从而转变为拉佐尼克所定义的“新经济模式”。“金融化”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外部股东以金融资产价格（尤其是股价的涨跌）作为激励企业管理者的指标，这恰恰说明外部股东关注的仅仅是短期通过股价涨跌来套利，而不是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具体而言，外部股东尝试影响高层管理者所采取的管理行为，而其关切的核心是“要求企业吐出现金流”，即要求企业以各种方式将企业“冗余”或“闲置”的资金转变为股东的获利；因为在他们眼里，企业内存在着不能当即产生价值的“闲置”资金或者人员，都是管理效率低下的表现。为了满足外部股东的诉求，企业开始大量采用并购、股票分红和以企业自有资金回购股票等方式推高股价，或者将本应用于长期投资的资金用于分红或回购股票；裁员往往也是能够激励股票价格上升的“利好”因素，而且被波及的员工不仅限于蓝领工人，20世纪90年代初期甚至出现了一个白领失业潮。
在这一背景下，曾经奠定美国竞争优势的那些大企业发生了蜕变：企业和员工之间双向的长期组织性承诺消失了，连一贯强调组织传统的IBM和惠普等企业也都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入持续的裁员浪潮；稳定的就业被高度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制造业越来越低的就业比例所替代。企业内部用以激励核心员工的手段，也不再是长期的职业成长，而是股票期权。但股票期权这一激励手段在实践中往往是流动性的：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该激励只有在股票抛售后才能真正兑现；而在兑现激励后，这些员工往往都会寻找下一个将会给他们丰厚的股票期权的雇主。
自从19世纪末以来，美国的大企业一直都是美国工业经济中执行技术创新活动、长期积累组织能力和技术能力的最重要载体。大企业内设研发机构这种做法被理论家们看作是划时代的制度创新，标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甚至被称为“发明方法的发明”。而在20世纪末的金融化浪潮中，这一曾奠定了美国竞争优势的传统消退了。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大企业在获取新技术时，它们通过并购其他企业获取新技术的比例快速升高，通过自身内部研发组织长期积累而产生新技术的比例则开始迅速降低。这种趋势在进入“新经济模式”时代后更为显著。
比如，在光通信设备中鼎鼎有名的思科，一度被人们视为硅谷“互联网时代”新经济模式的代表，但它在成为新经济的明星之后，绝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重要技术都是通过不断地并购有潜力的企业而获得的。并且，美国大企业用以并购高技术中小企业的常用手段也是金融化的，例如换股。这甚至“带坏”了美国传统的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巨人们，比如全球闻名的企业内设研发机构贝尔实验室在1996年从AT&T中分离出来，成为新成立的朗讯科技公司的一部分；朗讯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但它追随思科式“新经济模式”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并购，很快就在2000年之后陆续爆出严重的亏损。同是贝尔系统的北电网络也同样如此。随着传统大企业的退潮，美国体系在过去100年物质扩张阶段所积累的伟大遗产也正在逐步消退。简言之，美国的金融化浪潮反噬了其物质扩张时期所积累的能力。
回顾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大企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企业组织效率的问题一直未曾解决，其衰落的总体势头一直在延续。尽管在冷战中获胜以及在经济上打击了日本等竞争对手，让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经济复苏，但这并没有触及美国工业的根本问题；相反，企业金融化的浪潮反倒使问题更加恶化。这也导致通信设备领域的美国企业甚至都还没有来得及正面接受华为爬上第一梯队之后的挑战，就已经迅速倒下了。
通过模块化体系和全球生产网络解决生产和研发当中的协调问题，并没有为“旧经济模式”中的优点——即对需要长期、高组织性开展的研发活动的支持——提供新的替代品。虽然在全球生产网络顶端的科研领域，美国依然在全世界占据高地，但在产业工程环节，人们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虑。从长期来看，没有理由认为：科技进步与系统性产品的工程化工作可以区分开，或者系统集成与模块发展可以长期区分开，发达国家可以仅靠少数高附加值的技术活动长期把控对全球性协作系统的统治。缺乏产业和企业的组织能力作为保证，以上做法就更像美国对自身已有的工业知识积累的一次快速折现。
当新兴国家的企业经过长期的资源动员、战略性投资而最终崛起时，就击破了领先者用“开放式创新”“模块化体系”“一流企业卖标准”“战略式外包”“全球性协同”等光鲜术语所包装起来的架势。例如，近年来，美国企业在港口机械领域的传统竞争优势迅速衰落。在中国振华港机打败西方企业的过程中，大量西方企业开展了“服务化转型”，通过为振华港机提供咨询服务收取高额费用。然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实现“服务化转型”专攻系统设计，是因为他们曾经有长期的工程研发甚至生产的经验。当他们的下一代工程师没有了在生死存亡的竞争中设计产品、跟客户深入打交道的长期经验，西方企业是否还能维持相对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来从事工程“服务化”？事实上，美国迄今为止依然拥有统治力的产业，往往都是那些由于各种原因其国内主要企业没有追求新模式而保持稳步发展的产业；而大部分追求金融化、一味鼓吹外包和全球性协作的产业都遭遇了困境甚至失败。
华为就是在美国ICT工业金融化的过程中崛起的。它之所以被美国政府以及不少美国学者、评论家以惊人的恶评相待，并不是因为华为如同它们所宣称的“偷盗技术”“得到了中国政府不公正的力挺”“与中国军方有关联”，而是因为它占据了5G技术的制高点。尽管也正如同任正非反复强调的，如果就相关领域的基础科研而论，美国依然具有强大的优势；但正因为美国企业自身的衰落，美国在信息通信设备领域的控制权已然旁落。
华为虽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少有特色的、有利于激励员工创新的制度安排，但是其企业经营的基本理念与“二战”后黄金时代那些成功的美国大企业的理念是非常类似的：企业与核心员工之间双向的长期承诺，杜绝外界对企业长期战略决策的影响，坚持对主要业务的贯注，将利润中的很大一部分投入研发（每年都在10%以上）和再生产，发展一个高度组织性的、庞大的研发队伍。这一切都使得华为能够长期将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入解决专业的技术问题、研发新的产品和技术上去。而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企业的退潮又给了华为逐步开始利用国际一流人力资源挺进前沿的机会。这造成了极具戏剧性的反差：当华为通过学习美国传统成功企业的经验而成为国际一流公司时，美国自身在这一领域的企业却已经异化甚至衰退。
因此，美国工业竞争力的衰退，是其内部长期的社会经济因素导致的。正因为美国无法轻易地解决内部问题，就更有可能致力于损害对手的增长机制，拆解对手的协作网络，通过压制竞争对手的发展来延续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控制力。正因为自身的顽疾导致美国在短期内很难重新回到“赢”的位置，那它的策略就必然是让对手“输”。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所支配的国际体系的一切支柱性条件都可以拿来当作武器，包括货币、军事、国际经贸秩序以及全球生产和技术网络。之所以这些支柱会武器化，不仅因为它们有效——服从于这个国际经济体系的国家对这些公共品有程度不一的依赖性；同时也是因为霸权一旦崩溃，美国为维持霸权而支付的公共品对其自身便丧失了意义。
▍双循环如何才能循环？
当前中美之间的经贸及科技冲突是无法回避的，这一趋势并不以中国单方面的意志为转移。霸权国家和普通国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除非美国国内发生重大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否则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社会绝不会轻易接受美国霸权的结构性衰落。霸权地位的旁落不仅意味着利益损失，也意味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根本变化。事实上，自从美苏争霸结束以来，美国对中国一直没有停止过“一面接纳”“一面打压”的两手策略，只是此前的打压策略因为各种原因都并没有完全得逞。特朗普政权所做的，是将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潜在挑战这一精英政治话题公开化，并尝试通过社会动员获得采用极限施压手段的国内合法性。但重要的是，在此之后，该话题就成为美国重要的、公开的政治议题，此后任何美国政治领袖都需要正视并做出回应。
中国的工业技术虽然仍无法在整体上与美国比肩，同时在基础科研以及推动科研与产业结合等环节上依然与美国有较大的差距，但经过国家与产业界的战略性投资，在部分领域的应用技术上的确已经占有优势，兼之又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国内市场，所以美国很容易感受到中国对自身在这些领域主导权的威胁。这就是美国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5G领域对中国频下重手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尚处于先导期的产业领域中，中国已经积累起可以与美国竞争的技术能力。尤其在5G领域，华为的确在全球技术体系中的工程技术层面和部分基础性技术上，都已经达到世界前沿，这使得它对部分技术的议程设定、对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的推动，都有了话语权。华为对特定市场供货与建设的速度，也将会影响该国或者该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领先性。
特朗普政权最早用于塑造发动对华经贸战、科技战的语境，是抨击中国由政府主导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理由是这一行为扭曲了市场竞争。但实质上这一项目与美国自1988年兴起的ATP计划非常类似，美国之所以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真实原因，想必与美国自身以通用电气为领军的“工业互联网”尝试的失败有关联。“中国制造2025”一直都被看作是对标欧洲的“工业4.0”和美国的“工业互联网”的工业体系。这些产业都带有强烈的“共用技术”属性，即未来大量的工业应用很可能都将以这些技术及体系为基石，对它们的争夺势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国对下一阶段全球产业体系的影响力。
对于美国霸权而言，这的确都是与它名为“国家安全”但实质是“霸权安全”紧密相关的必争之地。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帮助大量非洲国家开启工业化进程，以及对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的塑造，自然也就更容易被认为是对美国霸权的重大威胁。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军事，甚至在货币上并不依赖美国，这不仅使得美国缺少了利用相应震慑逼迫中国就范的工具，也使得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而言更加无法忍受。
因此，美国用以打压中国的最核心的武器是各种“脱钩”，其实质就是将中国踢出由美国主导的各种世界性体系，而后者则有赖于美国为首投资构建的公共品。以华为为例，在美国第一轮打压过程中，就有大量技术类协会声明不再接受华为的会员资格。鉴于目前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企业在ITU和3GPP等国际组织中已经逐步形成的影响力，美国必然会不断尝试将中国从其他仍由美方主导的国际组织中剔除出去，甚至通过所谓的“开放技术革命”绕过华为已有的技术体系。脱钩的目的在于让中国及中国企业因为无法依托国际性的科技、产业协作及贸易体系而陷入崩溃、倒退或者停滞。
解决中国现阶段的问题，重中之重就是要塑造一个基本可行的科技与产业体系，使得中国的科研和产业活动能够持续开展，以争取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而构建科技与产业体系的关键，则是要由国家和社会组织投资提供公共品。要通过对关键领域的投资、解决关键的科研与技术问题、形成相应领域内的基础设施，吸引多元的成员参与，形成定义问题、提出议程、群体协商的机制，以此为科研与产业的发展塑造真实的共同体。当然，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中国科研和产业脱节的问题，才能为内循环的构建奠定一个基本有效的从基础知识生产、到技术产业化、再到工程化应用以及生产制造的体系。
开放是必须坚持的。但如果当前所发生的中美矛盾，是美国周期的霸权对挑战者的“驱逐”，那我们就必然会意识到中国开放的程度取决于中国内循环的吸引力。
换言之，外循环的规模与范围，取决于内循环的价值，取决于中国所提供的公共品以及由中国推动的跨国性协调为各参与者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考虑到除了可以充分动员的第三世界国家之外，世界主要的工业国依然依附在美国主导的国际工业经济体系中，那么除了战术层面的灵活性外，其他发达工业国是否会发生战略转向（即转向与中国合作），将取决于加入中国循环所带来的收益与它们的转换成本之间的比较。因此，积极的战略政策和经济活动的持续扩张，才是构建有吸引力的内循环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