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伟：疫情催化数字经济 大平台竞争升级
导读：疫情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我们如果把这个问题理解为，“疫情的经济影响什么时候结束？”，它的答案会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从疫情开始一直到现在，经济学家、券商们的预测也经常发生变动，但是预测一次比一次严重。
（本文根据3月30日，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在经济观察报所做的分享内容整理）
经济观察网 记者 阿茹汗
三个压力和一个不对称
疫情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我们如果把这个问题理解为，“疫情的经济影响什么时候结束？”，它的答案会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从疫情开始一直到现在，经济学家、券商们的预测也经常发生变动，但是预测一次比一次严重。
疫情之初，有人预测今年的经济将损失0.5%-1%的增长率，一些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更为悲观，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观点是，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在排除统计水分后很可能负增长；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正增长已经算是比较不错了。
GDP当然是衡量中国经济的重要指标，但如果抛开GDP，我们去看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还能够观察到什么？
第一，疫情对中小企业带来非常大的压力。谈到中小企业，我比较关注的数据是，每年中国会有多少家注销企业？2019年我国全年注销企业数大约为133万，这个数字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小企业的压力。在疫情之下，有多少家企业注销呢？从2月份开工起一个月时间，大概已经有13万左右的注销企业，如果简单地把这个数乘以12，就会发现这个注销数已经比往年高出了一截。当然，注销企业要花费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2、3月份的数据可能反映的是1月份的情况，但这也说明1月份已经有企业决定做不下去了，而一般来说新年注销企业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这意味着，对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来说，压力可能要远远高于往年。
中小企业所带来的是连锁反应，其中之一就是就业。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从去年12月的5.2%上升到今年2月的6.2%。这个变动似乎不大，但考虑到我国的就业人口大约有7.7亿，这一个百分点的失业率增加就意味着多了770万失业人口。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失业率很可能还是低估的。根据媒体的报道，美国经济停摆两周就使失业人口增加了350万，而中国的就业规模更大，经济停摆时间更长，因而造成的失业压力也就可能更大。如何应对如此巨大的失业压力，这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活着的企业也会非常艰难，面临着比如外贸阻断等问题。因疫情停产一两天甚至一两个星期，造成的影响并不大，很容易恢复。但是如果停产时间延长，外贸就可能会阻断，进而引发整条产业链的问题。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比想象的还要严峻，因为之前也没有预测到国外的疫情会出现大爆发。
综上，现在我们面对的真正压力是什么？第一，对中小企业来说，会是最难的一年；第二，巨大的失业压力；第三，外贸压力。所以如果以经济影响来看疫情，这三个问题还将持续非常长的时间。
但是我要说明的是，尽管疫情给经济带来了很大影响，让很多企业承受了压力，但与此同时，也造就了很多机会。其中，数字经济企业可能是受益最多的。举个例子，今年2月生产生活几乎停滞，一位在某大型互联网公司云团队工作的朋友却告诉我，他们的团队从过年到2月底基本没有休息。为什么？因为这场疫情使得中国被迫卷入到了数字化的进程当中来，这时他们的企业就成了受益者。
所以，疫情会催生不对称的现象：一方面小企业压力增大，另一方面大企业会从中受益。但是两者结合起来，会强化一种格局，原来我们某些大企业、大平台以及小企业、小平台，他们之间互不相干，但是在疫情压力之下，可能会出现一种局面，大企业的力量、政府的力量或者市场的力量会不断涌入、渗入到各个小企业的血脉当中。
另一点，国家的经济政策可能会生产较大的分配效果。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国家会出台一系列的刺激手段，但是最后钱会落到哪儿？由谁来承担？其实这是非常敏感的话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小企业肯定是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些责任。
基于此，我个人的判断就是，疫情影响会很长，会给中国经济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小企业会变得更加艰难，与此同时，某一些大企业会从中受益，并且他们会成为一些经济政策的受益者。
这也正是我们理解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
三个维度理解数字经济
去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一个特别重要的判断，首次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后面发改委等部门传出的信息也在表明，数字经济一定会被着重落实下来。
数字经济到底是什么？这个词非常大，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简单讲，最早的数字经济指的就是互联网经济。但是后来由于我们把“数字技术”这个概念不断扩张，数字经济概念也在不断扩展。
事实上，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范围来理解它，最核心层面的概念就是所谓的数字技术部门，也就是我们最传统理解的IT和ICT的部分。如果往外扩展一下，数字经济指的是什么？那就是必须要用数字技术才能完成的那些行为和经济。比如我们现在讲的互联网平台、数字服务，它必须依赖于数字技术才能够完成。
关于数字经济，有很多争论。有些人说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很小，只占GDP的百分之十几，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因为他指的是IT和ITC的部门；而有些人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非常大，可能会占到中国GDP的80%，这个有道理吗？也有道理，比如我们把使用电脑的所有行业都算在数字经济里的话，它的规模可能就会有80%之多。
所以我们要去讲数字经济，首先要知道它的概念非常大，包括技术、也包括一些商业模式等。
那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数字经济？我认为可以通过它的三个维度来理解。
第一个维度是技术。底层的技术是不是发生了变化？技术就是生产工具。第二个维度是数据。它是数字经济条件下的要素，是劳动对象。第三个维度是平台。它刻画的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关系。
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商业趋势到底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就是平台的崛起。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企业都是传统的科层制的组织结构，但现在我们会基本上采用平台模式。
综上所述，如果要理解数字经济，我觉得应该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它的技术到底会是怎么样？平台会怎么走？数据会怎么走？如果把握住这些，我们就会对未来数字经济发展有基本的判断了。
疫情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在疫情期间、疫情之后数字经济会怎么发展？总的判断就是疫情给数字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或更加确切的说，我认为疫情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现在有一种观点说，疫情让传统企业陷入了困境。这种观点其实不是特别对。事实上，在疫情之前，传统企业已经存在了很多问题，只是疫情把这一切激化了，让它们集中表现了出来。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数字经济，有观点认为疫情之后数字经济会迎来重大发展，其实发展本来就存在，只是疫情把这一过程加速了。为什么？第一，中国从1994年进入互联网时代到现在，互联网普及率已经相当高。2018年中国网民规模达到8.29亿，已经达到了高渗透、高饱和状态。第二，技术已经走向成熟。以前我们总提物联网，近几年很少有人谈及这个技术。因为大家都在炒概念时，意味着技术不够成熟，东风未必到来，但是当很多概念不再被提及的时候，它已经润物细无声了，比如物联网、人工智能。第三，在组织形式上，很多大型平台公司已经具备能力，且必须要去推动数字化的进程。
所以结合这三点来看，无论是从基础的技术，还是平台公司的意愿，还是政府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看，数字经济和这些趋势是合一的，只不过这次疫情让它的进程变得更快。
为什么一定要“变”？从几个层面上可以理解——
第一，疫情突然使得企业有需求。我们以前会看到，一些小企业会特别犹豫推数字化进程，原因也很简单，转型数字化意味着要对整个企业进行重构，不光是技术层面的处理，还要在组织上进行重构，这需要巨大的固定资本的投入，而且这笔钱投下去就收不回来了。另外，万一投入下去之后，市场发生变化了怎么办？相比于进行数字化，很多企业宁愿采用传统技术，多雇几个人，少雇几个人，随时调整企业规模。但是疫情之后，曾经犹豫的企业已经没有办法了，它只能受助于数字化转型。所以在这段时间，有很多小企业完成了数字化进程。平台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如果站在小企业的角度来讲，更是迫不得已的转型。
其次，从供给方的角度来讲，此前大平台也提到要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这是平台公司的既定战略，疫情又给他们的战略实施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使得他们将触手直接伸到了一些传统行业、一些意想不到的领域。比如，对于平台公司而言，社区是非常难进入的，原本平台的策略可能是下沉到区一级政府，但是没有想到疫情期间，由于“健康码”的实施，他们一下子把手伸到了社区层面，这一点是意料之外的。所以从供给上讲，疫情让大平台也有了动力。
再者，政府也有动力。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政府需要去探索不同的防控办法。阿里巴巴、腾讯等平台公司推出健康码，大力缓解了疫情防控的压力，起到积极的作用。在疫情期间，需求方、供给方达成了一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疫情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那么疫情之后，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怎么样？可以肯定的是，政府会更加有需求。正如我以上所说，疫情之后，我们国家将面临非常大的就业压力。坦白讲，数字经济对于经济拉动的影响有多大？在我看来并不大。但是，数字经济对于吸收就业是特别有作用的。我对平台公司们对外发布的数字进行过统计，阿里巴巴创造的就业机会有4000多万、美团2000多万、腾讯可能是3000多万，再加上滴滴等，光这4个平台基本就能够提供一亿人的就业量。当然，这里也有水分，但是剔除掉水分，我们给它打个两折，可能就是2000多万，这也已经是个非常不得了的数字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未来会有一定的诉求，通过数字经济来吸收就业。在疫情期间，无论从需求还是从供给，还是从政府的政策层面，三方在数字经济发展上都取得了合一的态度，所以我预测在疫情之后，数字经济会迎来发展。
大平台的机会
未来数字经济会怎么发展呢？我们依然可以从以上讲到的几个层面去分析。
第一个层面就是技术。这里要提到一个关键词——新基建。新基建到底什么？怎么来建？
到现在，这个问题其实没有明确的答案，更多的都是民间的猜测。但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不会是传统基建的老路。
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本身对于新基建其实也是很谨慎的。以住建部为例，作为执行部门，担忧在于，如果新基建的这笔钱到了，到底要去建什么？肯定是不能去建房子，那是不是可以建社区服务基础措施？比如智能化服务措施等？这是住建部的诉求。这个担忧所传递的信号就是新基建肯定不是原来的老路子。新基建的概念会更加宽，应该不光是硬基建，这也会涉及未来数字发展的技术逻辑，会对数字经济的结构产生很大影响。
第二个层面就是要来关心一下大型平台企业到底会怎么做？他们在这段时间都没有闲着，都在忙非常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分企业来看。
先看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其实很早就提出了商业操作系统的概念，在我看来，它的内涵其实和腾讯的产业互联网概念有很强的共性。大家都注意到前段时间，支持宝宣布全面转型数字生活开放平台。应该说支付宝一直在焦虑，2014年支付宝尝试社交，2016年又学今日头条做信息流，但是都没有成功。而现在支付宝完全改变，要从一个金融平台转型做城市的服务平台、服务业的数字服务平台。
支付宝做数字服务平台，也有其背后很深的逻辑。一个逻辑是作为支付行业巨头，支付宝其实面临非常大的压力，要如何守住江山，需要力量稳固地盘，服务业就是支付宝拓展的疆土；另一个逻辑是阿里巴巴其实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做服务业，以抗衡美团，但是并不成功。所以阿里巴巴借着这次疫情，让支付宝的数字化有了更多的可能。
最近淘宝也做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刚讲到疫情使得很多小企业陷入困局，对于淘宝来说，正好可以借机“收服”这些小企业，淘宝最近做了一个转型，类似于拼多多模式。应该说，在疫情期间，趁着企业需要，阿里巴巴及时把转型都做了。
再看腾讯。腾讯的逻辑很简单，即推进产业互联网的逻辑。2017年马化腾提出产业互联网的概念，但概念提出后，其实下面并不明白产业互联网到底是什么。产业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它有两个源头，一个源头是我们所谓的“industry internet”，工业互联网；另一个源头就是互联网的概念。腾讯的产业互联网，不是从企业服务开始的，而是从政府服务入手的。即为政府做好服务，通过政府的标准化来推动发展。
比如，去年我去广州看腾讯的数字广东项目，城市监控系统做得很对政府领导胃口。所以腾讯的路子就是它在C端有长期的耕耘，以此来抓住政府的心，并通过标准化来推动B端，这是腾讯的原有策略。
让腾讯没有想到的是，以前一个省一个省做的推广，在疫情期间不得不加快了脚步，也就是腾讯C to G、C to B的策略不断加快。有一个重要指标，腾讯云市场份额在不断增加。另外，企业微信最近也跑得非常快，这一点会给未来留下很多想象空间。
总结来看，疫情中A、T大平台的举动非常频繁，一些新兴力量，字节跳动、美团等也在紧跟其后，整个市场的竞争应该说非常激烈。
平台竞争成核心现象
这种格局之下，平台首先要面临商业层面的冲突。疫情期间，新市场很多，竞争也就很多。举个例子，现在各地都在推健康码，几大平台都在争着帮政府做健康码。健康码的争夺只是一个表面，它的背后能做的事情有很多。当一个地区愿意把健康码业务交给某个平台，这就意味着获得了地方政府的信任，而这之后政府的数字基建可能就会被这个平台拿下。类似的商业冲突还会更多上演，比如阿里巴巴与美团的冲突、阿里巴巴与拼多多之间的竞争，都会在未来不断爆发，并且冲突会因为疫情而受到激化。
另外一个竞争就是法律层面的竞争，例如阿里巴巴与京东之间“二选一”，此类矛盾在疫情期间得到略微平缓后会再度爆发。此外，随着数字基建的出现，平台之间的矛盾就会加大。比如，一些企业会讲“我们是基础设施的提供商”，而数字基础设施属于私人制造，具有私有产权，平台会允许竞争对手来加入吗？会对竞争对手一视同仁吗？疫情之前，数字基础设施并没有得到各个平台的重视，平台商们也没有突出自己基础设施的地位，但是疫情之下，问题就会凸显出来，法律纠纷、矛盾就会增多。
疫情也为数字经济带来了更多的后续问题。第一个就是数据管理的风险，即数据被采集之后，很多部门都可以打着抗击疫情的需要，向平台要数据，若数据泄密，到底是谁的责任？另外数据隐私问题也会空前突出。当政府允许互联网平台获得数据，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赋予了平台所谓数据垄断的权利？这些问题都可能会出来。
第二个，基础设施的问题。互联网平台修建的基础设施，究竟应不应该开放，彼此竞争的企业之间应不应该开放？疫情把这个问题激化了。当一个地区让一个互联网平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会产生很多问题，例如这几日很多地方政府出台了消费券政策，而杭州选择支付宝发放，广东则通过微信发放，一些人认为这可能存在着问题。到底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可能需要仔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