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哲学教授的反思：一切都是因为中国人太快了吗？
导读：这次疫情给出的一个启示是，我们实际上都处在一趟加速前进的列车上，维持这趟列车的稳定而有效的运行，比之前的慢速的列车需要更高的条件。原先不至于造成剧烈震荡的事件，在高速运行的社会中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效应，而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则需要更得力更有效的举措。
以下文章来源于探索与争鸣杂志 ，作者蓝江
这次疫情给出的一个启示是，我们实际上都处在一趟加速前进的列车上，维持这趟列车的稳定而有效的运行，比之前的慢速的列车需要更高的条件。原先不至于造成剧烈震荡的事件，在高速运行的社会中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效应，而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则需要更得力更有效的举措。病毒事件与加速的发展实现了迅速融合，实现了治理模式的全面升级，而在今后的发展中，这种治理模式会进一步接受速度的考验。
——蓝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速度与病毒
——本次疫情下的加速主义思考
文 | 蓝江
来源 | 探索与争鸣杂志
按以往习俗，春节应该是出门走亲戚相互拜年的日子。但是，对于中国的许多地区，尤其对于处于封城状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封省）的湖北省来说，却宁静得可怕。没有人头攒动的拜年，没有人满为患的贺岁片的大厅，没有喜气洋洋的团年聚会，一切都很寂静，感觉一根头发丝掉在地上都会引起震动。
与寂静的街头巷尾相对照的是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上关于疫情的讨论，许多人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刷一下最新的疫情，一款名叫“丁香医生”的应用成为了爆款软件，它提供的疫情地图和分省市（甚至分地市）的疫情通报，加上最新的疫情消息，成为了人们了解疫情及其相关单位防疫和治疗情况最新进展的利器。从除夕开始，关于武汉新冠状病毒的各种讨论霸占了朋友圈的头条，也是各个微信群和QQ群讨论的热点，有人在祝福，有人在指责应对不力，有人在展望，也有人在转发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这种热度连科比坠机逝世都成为了边角余料。其他信息在这种烈度的传播中，被碾成齑粉。
我并不是专业的病毒学者，自然不能对病毒的科学属性发表什么言论。但是，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哲学思考的人，感觉在这种重大事件爆发时候，必须学会从自己的角度做出一点点思考。如果谈到自己对这次武汉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带来的第一直观感受就是，一切都太快了！是呀！太快了！
人们很自然地会将这次疫情的爆发与2003年的SARS疫情做一个对比，许多专业学者（如钟南山、施毅等）曾经表示，这次病毒传染性并没有SARS和MERS厉害，但是我们的感觉恰恰相反，这次病毒来势汹汹，从1月20日开始短短一周内，在疫情地图上，基本上染红了除西藏外的所有中国的省级行政区，在湖北之外，广东、河南、浙江都迅速突破确诊百人大关，一切都太快了！
我们并不能从专业角度来讨论病毒学者和医学专家的结论，但是如果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今天的疫情与SARS的区别？一个很容易联想到的结论是：速度。与2003年相比，这次疫情传播实际上与两个速度的加速有关：
第一个加速的是交通的速度，高铁、飞机、高速公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增强，大大提升了交通网的速度。从2003年至今，交通网的速度是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同时此次疫情爆发出现在春节期间，武汉作为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承载着巨大的交通运输量，正如武汉市长所说，在这个期间，从武汉出发和经由武汉的旅客可能达到500万人次，这个数据是2003年无法相提并论的，这也意味着很难在短期内将相关人群彻底地隔离开来，也决定了新冠状病毒的传播的覆盖速度远远超过了2003年的SARS的传播。
第二个加速的信息传播的速度。在2003年，虽然已经普及了手机，但是手机更多的是短信和手机功能，并不是人们获取信息的第一途径。那时，尽管搜狐、网易、新浪等门户网站如日中天，但人们更习惯于从电视、报刊杂志、广播中，而不是从网络来获取相关信息，这样决定了在2003年的信息传播在一定范围内是可控。今天被广泛使用的4G和5G通信技术，人们借助微信、微博、抖音、哔哩哔哩、Vlog等形式在第一时间就能获得关于疫情的最新进展，尽管不在武汉，武汉各大医院和街道上的实景以视频的形式在网络中迅速传播，当然各类不实信息也借助这些渠道肆虐起来。由于信息传播的加速，以及强大的自媒体传播途径，让全国各地的人们具有了强烈的在场感，他们即便并不身处武汉，也具有与武汉人近似的对疫情的感受，这种远程的在场感，也是2003年的SARS疫情所没有的。
或许，我们可以从这样两个加速的现象中得出结论：交通和信息的加速导致了生活节奏的加速，从而让我们在略轻微的事件面前都会感到眩晕与不适。即便此次的新冠状病毒在病理性上不如SARS，但如同物理学的动量公式p=mv一样，尽管质量更小，但由于速度的提升，会产生更大的动量。在开车的时候，若是在市区里以40的时速前进，如果迎面飘来了一块石头，虽然可以击碎车的挡风玻璃，但不足以威胁到我们的生命。但是在高速公路上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飞奔时，一块更细小的石子对我们都会造成威胁。
所以，在今天的疫情面前，除了病毒本身的病理性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速度。这样，对于公共安全（福柯意义上的安全）来说，其效应取决于事件烈度与速度之间的乘积。所以，即便此次的病毒在医学上没有SARS那么强大，但是由于交通和传播，甚至生活节奏的速度的加速，导致了武汉新冠状病毒的社会效应远远大于2003年的SARS事件。
这个结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安全模式下，由于速度的加快，需要更强大的治理和应对措施。我们记得，在2003年的北京与广东，所采用的隔离是区域隔离，即出现了一个确诊病例，立刻对该病例接触的区域实施隔离。如对中央财经大学西塔楼29号和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公寓A、B、C座的隔离。显然，今天这种区域隔离的方式已经无法应对今天的疫情，因此，从2020年1月23日起，武汉市开始了封城，而湖北省内的其它城市均在1月25日前全部实施了封城。很难想象，在今天高速发展的中国，尤其武汉作为中部枢纽城市，实现封城带来的效应，这如果在高速公路上踩下了急刹车来避免更严重的事故后果一样，是一种面对速度加速不得已采取的应对措施。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了口罩的脱销问题上，不仅疫情严重的城市（如武汉），而且其他疫情并没有那么严重的城市都出现了口罩的脱销，甚至一些医院的医生都没有充足的口罩储备。作为世界上口罩生产能力第一的大国，基本上不存在产能不足的问题，但是为什么口罩仍然脱销呢？答案也是速度。由于信息传播加速，让全中国所有的省市都在第一时间感受到疫情威胁，人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去药店或医院去购买口罩，这使得在1月20日之后，全国范围内的口罩需求量陡增，加上春节放假，造成了口罩在一个时间段内短缺的现象。所以，根本问题也不出在口罩的生产能力上，而是出现在加速带来的短期的瓶颈效应。
这次疫情给出的一个启示是，我们实际上都处在一趟加速前进的列车上，维持这趟列车的稳定而有效的运行，比之前的慢速的列车需要更高的条件。原先不至于造成剧烈震荡的事件，在高速运行的社会中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效应，而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则需要更得力更有效的举措。病毒事件与加速的发展实现了迅速融合，实现了治理模式的全面升级，而在今后的发展中，这种治理模式会进一步接受速度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