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宏：中国疾控直报系统不是“花架子”，但需要改造

导读：3月4日深夜，最近总是站在风口浪尖上的张文宏医生在“华山感染”微信公众号发表署名文章，复盘新冠肺炎暴发至今的重要过程。他对比了中国、美国两套相似却又在关键节点上完全不同的防控体系后认为，此前被点评为“花架子”的中国疾控直报系统“实际上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厉害”。

作者：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3月4日深夜，最近总是站在风口浪尖上的张文宏医生在“华山感染”微信公众号发表署名文章，复盘新冠肺炎暴发至今的重要过程。他对比了中国、美国两套相似却又在关键节点上完全不同的防控体系后认为，此前被点评为“花架子”的中国疾控直报系统“实际上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厉害”。

张文宏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先后在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香港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以及芝加哥州立大学微生物系学习、访问。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张文宏以其专业而又幽默的表达，被网友誉为“最亲民的专家”。

“中国疾控直报系统并不是花架子，这个系统对于已知的病原体（如MERS，2009大流行株H1N1流感病毒）或者传播不快、有限传人的病原体（如H7N9禽流感），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厉害。”张文宏说，这个系统的一个问题是“经受不起大量垃圾信息的摧毁”。

比如，每年各地都上报大量病毒性肺炎病例，“一个冬季，每个城市至少数万例吧。这个系统要一一鉴别，最后还要告诉你是流感、疱疹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这是不现实的。所以一个有效的申报系统首先要有有价值的信息。这说明，我们必须对当前不明原因肺炎申报体系进行改造。”

张文宏说，每年到了冬季，会有大批病毒性肺炎的病人到医院，其中流感病毒占了很高的比例。比如，美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2月15日，全美逾2900万人在本次流感季（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感染流感，其中约有28万人住院，至少1.6万人死亡。“当前大多数医院其实并不具备检测流感和各种病毒的能力。”

张文宏认为，各大医院体系建设是第一关，即医院有一个能够对常见病原学有很强诊断能力的科室，“由于病原体可能会感染到各个部位，所以在国际上一般都是由感染科首先对可疑病人进行会诊，进一步和临床微生物科合作，迅速进行病原体的鉴定。这样，常规的病原体检测首先就能全部鉴定出来。”

至于剩下的不能鉴定的病原体，可以依靠更加权威的感染性疾病科来帮忙鉴定；如果再不能鉴定，应当直接向疾控汇报，“成簇分布的不名原因感染，可以向疾控报告。疾控可以启动强大的直报系统”。

对比美国的防控办法，张文宏发现，美国针对新冠病毒的防控此前主要以“不影响经济”为主要原则。比如，美国在疫情初期，对主要筛查对象进行“严格控制”，患者必须曾经前往中国，或者接触过确诊患者，或者症状较重。这样的筛查限制后来招来当地媒体诟病，有媒体报道了多个有“感冒”症状的患者无法得到筛查。美国疾控总检测量也非常低，受到了多方指责。

同时，由于美国的政府制度等原因，美国所有的确诊患者都没有公布其生活轨迹，包括居住社区、工作场所等，而仅仅公布了就诊医院。美国公布的信息中，患者生活轨迹信息非常少。这样的措施能否有效地协助社区传播的阻断，也仍然存疑。

“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出现社区大规模传播之后，采取季节性流感的处理方法就成为必然选项了，因为每个病例都不能彻底追踪了，你希望美国疾控人员像我们疾控的兄弟们一样没日没夜工作？那估计也是做不到的。”张文宏说，在哪个时间节点、该作哪些决策才能尽量减少生命、经济、社会损失，是未来各国政府面对新发传染病不可回避的一个难题，“中国采取目前的封城，以牺牲中国的经济为代价，尽一切努力减少对全世界的输入，给世界赢得了充分的时间建立诊断体系，同时评估该病的病死率，客观来讲都称得上是负责任的了。”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张文宏给出了一个大胆的“回到武汉”的假设。

回到武汉，张文宏认为，首先要有强大的传染科和临床微生物科体系。这个体系在各地应该有一个网络，而这个网络相当于新加坡的近800家公共卫生门诊。“一旦出现成簇性病例，我们立即边申报边隔离。等待疾控的鉴定是一方面，率先建立隔离体系是我们医院要做的。”张文宏认为，下一阶段，我国应建立一个强大的基层医院防控体系，“一旦收集到异常情况，传报的同时，应该立即启动隔离。”

这个体系除了有隔离病房外，还要有一支具备扎实感染性疾病防控知识的队伍，甚至可以对病原体进行早期的鉴定。“在这一点上，美国、新加坡都是非常强的。我们今后应该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让我们有一支医院公共卫生正规部队”。张文宏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可疑传染病首先从眼科医生（李文亮）和呼吸科医生（张继先）这里传报出来，本身就说明“我们需要建设一支正规军、常备军”，“把敌人阻断在第一线，而不是全城暴发后才让疾控来收拾”。

其次，张文宏认为，李文亮、张继先两位医生留下的宝贵经验必须被牢记，“我们应该极大地强化一线医院的疾病识别能力”。

张文宏说，第一批在武汉接诊的部分医生，他们的数据没有得到所在医院的核实，所以他们没有采取正规的传报途径。如果临床医生们对各种以感染为主要病因的疾病能够进行甄别，区分各种常见的病毒和细菌，并且在发现如SARS类的传染病后，除了向疾控传报外（全球一般接到报告后的处理都不会比中国更快），感染科和临床微生物科还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或者医院网络力量，对这个病毒进行分析，那么医院层面就能尽快鉴定病原体，随之马上启动隔离，避免进一步扩散。

“这样，当疾控接手的时候，就不会有接近两周的‘犹豫期’。”张文宏说，这在公共卫生体系里属于“第一道关口”，而中国完全有能力建设这样一个网络体系，“因为我们有极为强大的公立医院网络，且设备基本都已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