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山火已烧死10亿动物 而气候变化灾难才刚刚开始

导读：澳洲山火充分体现了气候问题的复杂性，尤其是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澳大利亚山火的主因，是气候变化还是处置不力？为什么即使在生态旅游产业如此重要的澳洲，人们仍然无法保护好自己的自然资源？为什么对气候问题的了解难以转化为有效的行动？澳洲山火充分体现了气候问题的复杂性，尤其是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正如科学传播学者 Sarah Davies 和 Maja Horst 在著作中所言：“当社会的行动者就科学展开交流时，他们叙述的是关于世界的、自己的位置，以及他人所在的位置。”

图片来源：Queensland Fire and Emergency Services

1 月 5 日，北京迎来了 2020 年的第一场降雪。这场雪下得很足，即使在比较温暖的市区，绿化带中的积雪仍然留存了一个星期。不过就在上一个冬季，北京连续 145 天无降水，创下了新的历史记录。

与此同时，在位于南半球的另一个首都——堪培拉，山火产生的烟雾将白昼的天空染成了昏黄。由于当地空气污染危险程度达到极高等级，澳洲国立大学（ANU）决定将位于堪培拉和新南威尔士的三个校区关闭 6 天。

学校关闭期间，科学传播硕士研究生 Calo 去了悉尼。他说：“（堪培拉）市区虽然警戒程度很高，但是并没有直接的山火威胁。在那种环境下其实是难过多于恐慌，因为除了捐助以外居民能做的事情并不多。尽管空气质量很差，但戴上口罩闷头躲在房间里至少是安全的；而真的面对火的小地方经历着什么，其实无法想象。”

无法想象，这或许是大多数人对于气候变化最直接的感受。我们无法想象哪怕是毗邻城镇的遭遇，更遑论大洋彼岸的苦难，也无法想象碳排放这样抽象而庞大的数字有何意义。如今学界的共识是，气候变化会带来更多的极端天气，它不仅带来热浪和干旱，也带来极寒与洪水；这样的变化还将改变世界的地缘政治，对已经处于弱势的地区造成更大的打击[1]。

失控的火焰

百度指数统计显示，中国的网络上对澳大利亚山火的关注在 1 月 7 日达到最高点，而此时山火已经熊熊燃烧了四个月。即使在澳大利亚国内，人们也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确实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山火。

澳大利亚原本适应了与山火共存。这里大部分时间气候干燥，闪电和人为因素都容易引发火灾。而每一次火灾都是对生态系统的一次重新洗牌。桉树对干旱和火灾都有很强的抵抗力，能够在灾后迅速长出新芽，因而成为这里的优势物种。经过三千万年的演化，如今桉属的 800 多个物种几乎占据了这里除沙漠以外的每一个角落[2]。甚至一些鸟类也掌握了驾驭火的能力。2017 年 12 月发表的一篇论文证实，黑鸢等猛禽会捡起燃烧的树枝，带到没有着火的区域扔下去，让火把昆虫和小型动物赶出来，它们就趁机大快朵颐[3]。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将它们称为“火鹰”。

山火高发地区的一些林业管理者们也逐渐接受了这样的理念：山火不可避免，只能设法控制它的规模。许多地区会实行受控燃烧（controlled burning），又叫计划烧除（prescribed fire），即选择潮湿凉爽、风速较低的天气，有计划地烧掉一些地区的植物，避免燃料积聚形成大型火灾。美国佛罗里达州平均每年要烧掉 210 万英亩，澳大利亚也有相似措施[4]。在堪培拉经营生态旅游公司的 Tara 说：“每年春季有计划性燃烧，城里会飘烟，不过大家都习惯了。”

 

Calo 也提到了相似的经历，这是 2019 年 5 月，ANU 附近的一次计划烧除。图片由 Calo 提供。

但是计划烧除并未总能按计划进行。有人反对计划燃烧，认为这种方式无法减少山火造成的危害，还会破坏生物多样性，操作不当还有引发火灾的风险。计划烧除的具体时间地点也需要讨论。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报道指出，由于山火季节正在延长，留给计划烧除的时间窗口变得越来越短，2018 年的山火季节到来时维多利亚州仅完成了 30% 的计划烧除[5]。

在这次大规模山火中，计划烧除的实施情况和实际作用还需要等待更详尽的调查。极端的高温和干旱或许是更加直接的原因。2019 年底，澳大利亚经历了一个极其干燥的春天，接下来又遭遇了高温热浪，这背后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印度洋偶极指数（IOD）正向爆发，达到 1997 年以来的最大值。这个指标描述印度洋西部海面与东部海面的温差，而在 2019 年 10 月，这个差值达到了 2 摄氏度，进而影响了降雨模式[6]。

2019 年 10 月，印度洋偶极指数正向爆发导致澳大利亚降雨减少，非洲东部降雨增多。

澳大利亚政府在山火初期的应对方式也备受批评。即使各地消防员已经超负荷工作，火势仍然继续蔓延，并最终失控。

既富饶，又脆弱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澳大利亚拥有丰富而独特的自然资源，生态旅游已经成为当地一个重要的产业。Tara 在 2019 年年中创业做生态旅游，堪培拉南部的森林公园就是主要的游览线路之一。进入山火季之后，出于安全起见，她暂停了去森林地带的线路，只做市区内的参观。但山火仍然间接影响着市区，“双旦期间本来筹备了很多活动，但是因为烟尘污染的原因全部都取消了，”她说。

《自然》报道显示，到 1 月 10 日澳大利亚受灾面积已经达到 1000 万英亩，超过了葡萄牙的国土面积；约 10 亿哺乳动物、鸟类和爬行动物在火灾中死亡。活下来的动物短期内也将难以找到食物和住所，生存持续面临威胁。

为了帮助野生动物渡过难关，澳大利亚在受灾地区空投了胡萝卜、番薯等食物。图片来源：Matt Kean MP/Facebook

资源越丰富的地区，在气候变化面前就越是脆弱。根据澳大利亚国家旅游网站资料，当地超过 80% 的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和蛙类为澳大利亚所独有。2017 年，Anthony Waldron 等人在《自然》发文，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IUCN）红色名录中鸟类和哺乳动物的评级变化，统计了世界各国的生物多样性衰退指数（biodiversity decline score，BDS），指出：“全世界 60% 的生物多样性衰退发生在七个国家当中，分别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布新几内亚、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以夏威夷为主）。”[7]

中国气象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黄萌田博士研究极端气候事件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和植物反馈，她介绍了这个领域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滞后效应（lag effect）：“比如今天发生了干旱，植物可能不会现在立马就发生反应，而是要过十天半个月之后才有反应，比如说叶片凋落或者慢慢死掉，反应的时间和植被的抵抗力有关。”

另一方面，受灾的生态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这就是滞留效应（legacy effect）。以干旱为例，“当干旱发生了，而且我们也非常明确地看到生态系统已经作出反应了；那么再假设十天之后事件结束了，事件的影响可能还会存留到二十天、三十天之后，持续时间和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有关，”黄萌田说。

也就是说，如今我们看到的生态系统的变化其实是一段时间前环境变化造成的结果；同样，今天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无论是破坏还是保护，也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成效。Waldron 等人的研究还建立了模型，将在环境保护上的投入作为正面影响因素，将经济、农业人口增长作为负面影响因素，预测一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损失，得到了很高的预测准确度。

既不同，又相同

黄萌田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交流期间经历了两个山火季，去年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学校停课一周，周边商店也纷纷停业。到去年八月，亚马孙森林大火发生后，有媒体邀请她写一写这次事件。那篇稿子还未发表，澳洲山火又发生了。

大型火灾频发只是气候变化影响的一个缩影。黄萌田的研究领域已经开始增加对极端天气事件的关注，她说：“前几年我刚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我们通常首先考虑的是气候变暖、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等等长期趋势的影响。但是近几年起，关注极端事件影响的研究越来越多了，比如说火灾、干旱、病虫害。加上长期趋势的影响很多已经成为共识了，现在我们这方面的研究热点已经开始转向植被或生态系统如何对这些非常少见的极端事件作出响应。”

今天我们所说的“气候变化”，在 21 世纪初更常用的说法其实是“全球变暖”——这个词给人一种错觉，仿佛地球会像盛夏阳光下的温室那样整体升温。相比之下，“气候变化”能够更准确地描述这种现象复杂而不确定的性质。

图片来源：Google Trends 网页截图

受印度洋偶极指数正向爆发的影响，在澳大利亚遭遇干旱和高温的时候，“非洲之角”在 10 月到 11 月中旬的降水量达到了历史平均水平的 300%[6]。在全球范围内，平均气温的上升可能令一些高纬度地区的植物生长更加旺盛，但低纬度地区可能因此遭遇更大的打击。以农作物为例，在去年 11 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黄萌田与合作者写道：“（在全球范围内）尽管高纬度的农业产量可能因为增暖而得益，但考虑到气候继续变暖背景下极端事件的增加，全球粮食产量的总体预估结果是降低的，且粮食系统被破坏的风险会越来越大。”[8]

即使在中国的国土内部，气候变化的影响也将存在区域性差异。去年 9 月，关于中国西北气候变暖变湿趋势的报道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并被冠以“真正的大事”的标题。从报道和网络评论看来，许多人认为这是发展西北农业的好机会。但是黄萌田指出，中国是一个纬度跨度很广的国家，对一个地区有利的变化趋势也可能对另一个地区是不利的。整体而言，《2019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总结：“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之一。20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区域升温率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2018 年，中国春、夏两季平均气温均创历史新高，台风灾害损失偏重。”[9]

区域性影响不确定，但整体上极端事件增加，气候变化令人类的未来既各不相同又连为一体。但是即使知道了这一事实，由于难以感知自己的行动对环境的具体影响，公众的认知难以转化为行动，如何打破这样的困境？

Calo 说：“其实公众显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在这个情况下，对目标群体讲适合的故事，而非仅仅是事实，才能推动他们改变认知、态度乃至行为（虽然通常做到改变态度就很不错了）。比如就澳洲的能源结构来说，如果对煤矿工人说放弃煤炭拯救环境，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符合切身利益的事情，反而可能让他们失业。更适合他们的可能是一个可以打消失业及其连带危机感的故事，比如在向清洁能源转型时产生的新职位。”

气候问题同时也是公地悲剧的体现，利益冲突让它变得更加复杂，最终没有人可以真正置身事外。Calo 说：“我在来（ANU）之前其实持有‘科学就应该跟政治脱钩’这样的观点，但其实没有任何科学事务是与政治无关的。”

1 月 14 日，堪培拉已经迎来了蓝天。ANU 校园里有人为野生动物准备了水盆，一只黑背钟鹊应邀前来。人们常称它为澳洲喜鹊，但它与北半球的喜鹊非常不同。

图片由 Calo 提供

Tara 去了南部海岸的受灾地带，查看旅游线路的情况。她说：“我去的地区是在元旦前夜被山火烧到的，现在绝大部分地区的供电和通信都基本上恢复了。没有被烧毁的店铺也基本上开始开门营业了，不过还没有游客，所以都在赔钱。”她希望在月底恢复线路的推广，以公益旅游的名义带动大家帮助小镇居民重振经济。

即将到来的秋冬季节将给澳大利亚带来一些喘息的时间。16 日，澳大利亚东部海岸迎来了大范围降雨。大雨有望熄灭部分火焰，还能润湿土地和植被，阻止山火进一步扩散。但是在一些受灾严重的地区，雨水也可能带来山洪和滑坡，并将燃烧产生的灰烬等污染物冲入河流[10]。

与此同时，北半球即将进入下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