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晋祠银杏！栽种这两棵网红树的太原人，推荐了大名鼎鼎的王阳明…

来源：山西晚报　发布时间： 2020-11-18 11:27:39　编辑：夕歌

导读：传说，这两株银杏为明代重臣王琼所植。王琼历事明朝四帝，是一位政绩显著的历史人物。明代党争严重，政局混乱，王琼能在政敌处处作梗，甚至被诬陷的状况下有所作为，难能可贵。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思想家、军事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也是因他的举荐，才有了后来的成就。

图｜晋祠银杏航拍马立明摄

每到深秋，

银杏迎来了一年中最美丽的时刻，

一树明黄，

满目灿烂。

你知道吗？

在太原的晋祠博物馆中，

除了周柏和唐槐，

有两株壮而美的银杏树，

也是不折不扣的“网红”。

这两株银杏，

位于难老泉南渠两岸边，

王琼祠阶前南北两侧，

均已有500年的树龄，

至今枝繁叶茂生机盎然，

为国家一级古树。

两树并列，

相距约10米。

南株为雄株，北株为雌株。

待到开花时，

雄株着黄花，雌株着绿花，

香气扑鼻。

两树主干皮部和树冠均无破裂，

每年树上白果累累。

被称为连理银杏。

▲晋祠银杏

类似的网红银杏还有很多，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历史悠久。

比如，

陕西西安古观音禅寺中的银杏树，

相传是唐太宗李世民亲手栽种，

已有1400多年树龄，

被国家列入古树名木保护名录。

▲西安古观音禅寺中的银杏树 @古观音禅寺

北京红螺寺雌雄银杏，

虽逾千年生机不减，

被称为“红螺寺三绝景”之一。

▲北京红螺寺雌雄银杏

@红螺寺景区

山东日照定林寺内的古银杏树，

据称有着近4000年树龄，

被誉为“天下银杏第一树”。

▲定林寺内的古银杏树

@浮来山风景区

再说回晋祠银杏，

现在去看正当时！

传说，

这两株银杏为明代重臣王琼所植。

王琼历事明朝四帝，

是一位政绩显著的历史人物。

明代党争严重，政局混乱，

王琼能在政敌处处作梗，

甚至被诬陷的状况下有所作为，

难能可贵。

值得一提的是，

明代思想家、军事家，心学集大成者：

王阳明，

也是因他的举荐，

才有了后来的成就。

王琼，

是太原晋源人，

还乡后就住在晋祠晋溪园。

接下来推出的是，

山西知名学者张正明撰写的文章：

明代重臣王琼

一起来了解王琼的生平。

明代重臣王琼

▲王琼画像

▲晋祠王琼祠和其中的王琼塑像

壹

有明一代，决大疑，定大难，为重臣者，有于谦、王琼、张居正等。对于、张学界多有论述，惟琼缺少。

王琼（1459—1532），字德华，号晋溪，别署双溪老人，太原县（今山西太原南郊晋源镇）人。成化二十年进士，历仕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曾任户、兵、吏三部尚书。

明代党争严重，琼与首辅杨廷和不和。杨曾任《武宗实录》总裁，此后副总裁董圯亦诋琼，故《武宗实录》不仅尽隐琼功事，且多诬蔑之词，致“正史受欺者遂不少”，影响后来史家对琼褒贬不一。本文旨在对王琼生平作一简略评介，还其历史本来面目，以裨于明代政治史的研究。

王琼出身于仕宦家庭，其祖先，元初有子实居并州。子实生高祖王良，元时官居潞州（今长治）知州。元末明初，曾祖伯聚由蚕石（在今太原南郊姚村乡）迁汾东柳林（今太原南郊刘家堡）居住。

祖父安生二子：长子永寿，永乐二十一年（1423）举人，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官至南京工部尚书；次子永亨，即王琼之父，字延庆，曾受业于明代理学大师薛瑄门下，天顺三年（1459）乡试中举，明宪宗成化时曾任昌黎知县、隆庆知州，并建新第于太原县城东街（今太原南郊晋源镇）。

王琼母亲任氏，太原县人，生子四：长子名瑶，次子即王琼，三子名玠，四子名珮。家庭世系（《太原王氏通谱》）如下:

王琼从小受到父辈理学薰陶，读书务明体实用，不喜老生常谈，慨然有志当世之务。

成化二十年（1484），琼二十六岁登进士。次年，官授工部主事。弘治六年（1493），升任主管水利的都水郎中，出治漕河三年。又改户部，历河南右布政使。正德元年（1506）擢右副都御史，治盐两淮，入为户部右侍郎。三年（1508）转吏部右侍郎，改南京。七年（1512），补户部右侍郎兼左佥都御史。八年（1513），进户部尚书。十年（1515），改兵部。十五年（1520），转吏部。十六年（1521），为言官交劾，谪绥德。嘉靖七年（1528），起复兵部尚书。十年（1531），改吏部。次年卒。

琼前后仕宦计48年。

贰

王琼一生为官，勇于任事，敏练果决，居官所至有声，其政绩主要是：

一、理财精练有方。

王琼善于理财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能体恤民困，节俭从事。

明代中期由于吏治腐败，漕河事务管理混乱。埽草是河防要料，但新陈混杂，堆积腐烂而无人过问，地方官却每年摊派，并趁机从中渔利，人民深受其害。王琼主持漕政后，针对漕务混乱状况，加强管理。通过核实埽草储存量，每年实际需用量，量用而征，并严加管理，做到了草不积腐，民不困征。数年后，河防储备充足，每年所征埽草量比过去减少十分之七，两年节储银三万余两。

都御史议将漕务费用移补军粮，琼不畏权贵，据理力辩：“河漕重务，费缺孰供？急征之民，民益病”（《王恭襄公年谱》），坚持不给。后来，御史又挪移河防木材修葺学校，琼得知后又立即传檄县官，令其速将材料追回漕司，以保证漕务之需。王琼主持漕政，尽责尽力，使漕务管理得到改善，并能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实是难得。

其二，能重视调查，明习国计。

《明史·王琼传》载：“琼为人有心计，善钩校。为郎时悉录故牍条例，尽得其敛散盈缩状，及为尚书，益明习国计”。琼任户部尚书时，一次，边帅乞粮草，琼屈指计算：某仓储粮多少，某场储草多少，各地每岁输送粮草多少，边疆士兵每年采集青草多少。曰：“足矣，重索妄也” （《明史· 王琼传》）。边帅非常惊奇，佩服琼对边疆粮草收支状况了如指掌，只好对索求粮草事作罢。

琼督漕务时，对漕河河段长度，水闸远近高低，所用木材漕舟状况，都做过详细调查，并编著成《漕河图志》八卷。后来，继任官吏按志核查，竟毫厘不差，对其前任官吏之敏练佩服之至。

其三，能结合实际，改革体制。

弘治十年（1497），王琼任户部郎中时针对各省财粮事务管理职责不清的问题，提出了“四科十三司条例”。建议各省布政使司设立四科，即：民科，主管所属省府州县地理，人物图志，古今沿革，山川险易，土地肥瘠宽狭，户口物产多寡登耗；度支，主管会计夏税秋粮存留起用及赏赉禄秩之费；金科，主管市舶鱼盐茶钞税课及赋罚之收折；仓科，主管漕运军储出纳料粮。琼主张对这些事务分而治之，明确职责。

王琼主持盐政时针对私盐行、官盐壅问题，请在要津设官巡察，盐弊为之一清。又议“输粟法”“量课中盐法”“商人买盐法”。惜朝廷未予实施（参见王爱民《明代理财家》《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4.2）。

▲晋祠内的晋溪书院，昔为王琼别墅晋溪园。

二、运筹平定宸濠之乱。

明中期社会动荡，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也十分激烈。正德十四年（1519）发生的宁王朱宸濠叛乱事件就是这一斗争的集中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处置稍有不当，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动乱。王琼在平定宸濠之乱的紧急关头，定大疑，决大难，发挥了突出作用。

朱宸濠（？—1520）是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宁王朱权的五世孙，封地在江西南昌。朱宸濠见武宗皇帝整日游嬉，朝政荒废，认为有机可趁，便图谋夺取皇位。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朱宸濠先是通过向宦官刘瑾行贿，得以恢复王府护卫。刘瑾被诛后，护卫也随之被取消。正德八年（1513）陆完出任兵部尚书，宸与陆素有交往，便请他相助复卫。同时，勾结武宗所宠伶人臧贤与幸臣钱宁，辇载金室于臧家，分馈诸权要。宸濠在陆、臧、钱的帮助下，终于在正德九年（1514）四月又恢复王府护卫。

复卫后，宸更加恣意行事，“尽夺诸附王府民庐，责民间子钱，强夺田宅子女，养群盗，劫财江湖间，有司不敢问，日与致仕都御史李士实，举人刘养正等谋不轨” （《明史》卷117）。宸见武宗无子，“冀其子入嗣可得大统，又不受悖逆名，故蓄谋不发”。宸又通过贿钱宁“求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庙”，武宗用“异色龙笺，加金报赐”。按异色龙笺是“所赐监国书笺”，宸得之大喜。

时有太监张忠依幸臣江彬，与钱宁、臧贤等相倾轧。张忠暗中向武宗密奏： “（臧）贤称宁王孝，讥陛下不孝耳；称宁王勤，讥陛下不勤耳”（《明史》卷117）。武宗听后大怒，立即下诏驱逐宁王府派到京师之人。正德十四年（1519）御史萧淮奏宁王不轨。武宗派驸马都尉崔元、都御史颜颐寿等前往宁王府收其护卫，令还所夺民田。宸濠得知消息，知其子入嗣已经不可能，不轨事迹败露，遂决定叛乱。

六月十四日以庆寿为名，宴请地方官。次日，地方官来道谢，宁王府侍卫数百人包围了来谢官员，宸伪称：“奉太后密旨，令我起兵监国”（《王恭襄公年谱》）。巡抚江西都御史孙燧、江西按察副使许逵等不从，皆被杀。参政王纶等同附。宸濠遂以李士实、刘养正为左右丞相，王纶为兵部尚书，集兵号称十万，自帅舟师，蔽江而下，攻安庆。

宁王宸濠叛乱消息传到京城，举朝震惧。朝中百官，见宸濠势大，以致“朝士归心濠十之七，且曰濠必成”（《王恭襄公年谱》）。甚至有的官员，阴卜成败以定从违。而屹屹不惧，满朝文武中独王琼一人。琼对众大臣言：“诸君勿忧，吾用王伯安赣州，正为今日，不过旦夕，贼成擒耳”。（《明史稿·王琼传》)

王伯安，即王守仁，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正德初以忤刘瑾谪贵州龙阳驿丞，累官鸿胪寺卿。琼素奇守仁才，以为“朝廷有此等人，不与以柄，又将谁用？”在琼的举荐下，守仁得以提督南赣汀漳等处军务。

王琼主兵部后，早已度宸濠必反，乃申军纪，督责抚臣修武备以待不虞。宸濠反，琼从直房顷刻拟十三疏。对平定宸濠之乱，作了严密布署。如请下诏削藩属籍，正贼名；命南和伯方筹祥督操江兵防南京；命南赣巡抚王守仁、湖广巡抚秦金各率所部趋南昌；应天巡抚李充嗣据镇江；许庭光镇浙；淮扬巡抚丛兰扼仪真。

王守仁擒宸濠正如王琼之策，《王阳明（守仁）年谱》载： “先是，先生平贼擒濠，俱王晋溪（琼）先事为谋，假以便宜行事”。结果，朱宸濠之叛乱，仅用43天就得以平定。

在宸濠叛，举朝慌乱的情况下，惟有王琼定大疑，决大难，镇静自若，指挥得宜，得以迅速平乱，人民免遭涂炭之难。诚然，朱宸濠之叛乱不得人心，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但王琼在平定朱宸濠叛乱中发挥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三、抚拒西北边疆地区。

有明一代，在如何处理与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关系问题上，一直困扰着明政权，而王琼在总制三边时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琼世家太原，青年时见秦晋之民困于防边，父子离散，深痛惜之。正德十年（1515），琼叨掌兵政，因徐知务兵得失。嘉靖七年（1528），琼已70岁，被召复用总制陕西边务。他赴任后巡视险要，考验古今，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防边之策。

琼指出：既曰设险，而又曰以守者，守不可无险，险不可不守，前失险不守，以致屡遭侵扰。琼主张“御戎之道，以守备为本，不以攻占为先，且吾聚兵三万，用费千金，利于连战。若潜师以待，贼或不来，久之师老食尽，兵悉罢散，而贼仍拥至，岂不失策乎！”（王琼《北虏事迹》）。他针对宁夏、延绥等地边镇士马各守其地，不相及，致鞑靼诸部往往窃入，拒之则无人，党而逐之则不易的问题，提出了将各镇士马在鞑靼诸部可入地分布，用“摆边”法，以拒其入。

所谓“摆边”即王琼操练之“摆墙拒战法”。他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套地方千里，鞑靼诸部平时四散畜牧，若大举南下，则须传示各部，晒干肉，收乳酪，约日聚集而后进，既聚众至二三万，夜宿火光，连亘数十里，明军了望先知，可先至墙设备。又鞑靼部临墙止宿，必就有水泉处安营饮马，而水泉仅花马池墙外有锅底湖，柳门井，兴武营外有虾蟆湖等泉，定边营墙外有东柳门等井，余地多无井，故鞑靼诸部大举南下，必定由花马池平坦道路，有水草处，结营而入，或自兴武营，清水营入者间而有之。

王琼还将历年鞑靼南下地区做了统计，了解到自弘治十四年以来，其军无不自花马池边入，故花马池为要冲。于是将重兵安置花马池，并严明军纪，以墙为明军障蔽，教演墙下战敌之法。鞑靼部见明军有备，未敢由此南下，改趋灵州。灵州守将遵照王琼军令： “以拒贼出境，保障居人为上策，不以多斩首级为奇功”（《北虏事迹》），并用火器神枪大炮弓箭等，将鞑靼部击退，灵州屯堡悉得保安。

王琼又率军从花马池出兵袭击，“万马夜出嘶啼之声闻十余里，贼遂起营北遁……自是二百里之外无贼踪”。此后，王琼又命明军东自定边营，西至横城堡，东西三百余里，一齐出境。鞑靼各部见“南朝人马硬，不比往时，俱移营往黄河南岸”（《北虏事迹》）。琼见鞑靼兵营已远徙，于是班师，所过城堡，百姓迎拜路旁曰：“凶荒二岁矣，今秋颇成熟，赖公摆边，得收入盖藏矣”（《北虏事迹》）。

不过王琼以为仅用“摆边”法还不够，还需修筑合适的防御工事。他遵用重门御暴之理，提出了在守边地区挑沟挖堑法。

所谓挑沟挖堑，就是按照地理形势设险修筑工事守边，具体办法是：从定边营南口起往西北至宁夏横城旧墙止，开堑210里，筑墙18里；宁夏城平虏所五岔渠起，西至贺兰山枣儿沟开堑34里，皆临边设险，谓之“防胡大堑”。南自黄河大坝起，西北至贺兰山嘴墩止，开堑斩崖84里，以断鞑靼部自河西入夏州之路。自环县西北响石沟起，西到靖虏卫花儿岔止，636里铲崖砌垒，临河设险。此法不仅设险守边，而且能节省劳费，具有良好的防御功能。

自此鞑靼部难以从西北地方长驱直入，实现了王琼北拒鞑靼计划，内地人得以安堵息肩。

明代成化、弘治以来，西域土鲁番日益强盛，先后强噬诸番，夺哈密，逐其君，积60年，渐不可制。孝宗皇帝尝命明军捣其巢穴。而王师北还，又骄悍如故。赏之不厌其心，威之不致其畏，成为明政府久不能解决之难事。

王琼出任三边总制后，在解决这一问题上也有独到之处。琼认为： “国土之于夷狄，固不可过抚以纳侮，亦不可深拒以穷兵。唯顺则抚，故赏斯恩焉；唯逆则拒，故威斯恩焉”（康海《贺少傅兵部尚书晋溪王公平土番序》）。他上疏说：“制御西戎，即今土鲁番哈密，沙洲之地，自汉以来，悉通中国。我朝自洪武、永乐通贡不绝，臣愿皇上远法舜禹，敷德格苗，近守祖宗怀柔远人成法，以罢兵息民便”（《明世宗实录》嘉靖八年五月癸亥）。

琼一方面於洮、岷、河、兰之地，缮城堡，远斥缑，广储蓄，严谨防备，当土鲁番派虎力纳咱儿引瓦刺二千余骑犯肃州时，予以沉重还击，并将所斩首示之。另一方面，释放土鲁番马黑麻、虎力妳翁等，责以大义。王琼的防卫和怀柔并举方针很快见到了成效。

嘉靖七年（1528），土鲁番速坛满速儿，派人求贡，书词颇逊。明廷按照王琼推行的怀柔政策，允准土鲁番通贡。后来，土鲁番出印献城，牙木兰、帖木耳、土巴等土鲁番心腹爪牙，皆望风归顺。西域地方在王琼的苦心经营下，终于避免了战争，使这个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得以过上安居生活。

由于王琼总制三边以来，“西服土鲁番，率十国奉约入贡；北捍俺答，经岁无烽警。及是，诸番荡平，西陲无事”（《明世宗实录》嘉靖九年六月庚辰）。河西四郡百姓，旧苦土鲁番侵暴，恐一旦琼去，夷患复作，咸诣抚按镇守，乞为奏留。

于是，甘肃巡抚都御史唐泽，巡按御史胡明善奏称：“幸皇上特起王琼而委任之，琼奉命驱驰，殚厥心力，息兵固圉，克状其猷。……兹甘肃阖镇军民，久居危苦之地，赖以少安，合辞恳臣，欲久留琼兹土，民情如此，臣等谨具实以闻”。（《明世宗实录》嘉靖九年六月庚辰）

王琼所以能在边务上取得较大成功，基本上是他所奉行的“抚拒适当”方针符合当时实际的结果。王琼认为：“于夷狄，顺则抚之，然抚之过则纳侮；逆则拒之，然拒之甚则黩兵。天下事，唯有是非两端。夫苟知其为是而必可行，又计后来之成败而不果于行，未有不误国殃民者也”（《明世宗实录》嘉靖九年六月庚辰）。

由于王琼洞察边情，又敢于任事，行人所难，故能安抚边陲，康济一方。

▲王琼祠内的彩塑

叁

明代党争严重，首辅杨廷和与王琼不和，在杨廷和主持的《武宗实录》中不仅尽隐王琼功事，且多诬蔑之词。但在张居正主持的《世宗实录》中，对王琼功事记录较详，前后形成明显对照。

在杨廷和主持的《武宗实录》中不提及琼平定宸濠之功，且诬称“琼亦与宸濠交通者”（《明武宗实录》正德十五年十月庚戌）。事实如何呢？

正德九年（1514）三月 ,宁王宸濠辇白金数万，遍赂朝臣，奏请复还所夺护卫，唯琼毫无所染。李凤石《王恭襄公立朝辩》称：“濠初辇金长安，结识大臣之有望者，辄数千金寿，无不腹果，公毫无所染，其淡於名利者若此”（《王恭襄公年谱》）。

对于宁王宸濠行贿诸大臣，大学士费宏知之，准备揭发时，“（杨）廷和与（陆）完惧宏发其状，乃谋去宏”“传旨令宏致仕，宏南归，舟至清源，濠党阴遣人入舟中纵火，行李皆为煨烬”（《明史纪事本末》卷47)。当宁王图谋反叛，御史箫淮等上疏揭露时，“（杨）廷和恐祸及，欲濠上护卫自赎”（《王恭襄公年谱》）。杨廷和等在对宁王宸濠问题上特别是当宸濠反象暴露时，躲躲闪闪态度不明朗，倒是一种不正常现象。所以《明书》载：“今考当时举朝大臣各怀二心。不肯动心，而倡言兵讨者，独一琼耳，言官反诬为贿，不也冤乎？”

那么，杨廷和与王琼二人因何而生雠隙的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涉及朝政利害，个人性格等多方面。不过，从史书上看，二人之失和倒有些引发之端。

王琼在兵部时，“天下士马多豪强弱，及关塞夷险，一兴辄记，有所察奏，悉中相宜，而大学士杨廷和以琼所诛赏，多取中旨，弗能堪？”后来，“王守仁上平寇功，又率归美琼，廷和益不悦”（《明史稿》）。对于内阁大臣与六部尚书之间的关系，王琼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居内阁者存心正大，不招权纳贿，与六部官相处，自无矛盾。六部事有违失，内部官密裁抑之，六部自然畏服。惟欲招权自专，遂生雠隙”（王琼《双溪杂记》）。看来，这应该是造成廷和与琼不和的一个重要原因。

后人对王琼评价褒贬差异很大。如明人王世贞说：“（王琼）贪财，好睚眦中人，为吏部大不称”（王世贞《名卿绩纪·王琼传》）。

但明人李贽反驳王世贞说：“州（王世贞）谓晋溪公贪财，好睚眦中人。夫满朝皆受宸濠贿，独晋溪公与梁公（深储）亡有也。杨廷和为首相，擅与护卫，乃驾祸於梁公，而梁公不辩，卒被劾去。又嫁祸於晋溪公，晋溪公又不辩，卒被诬下狱论死。是孰为贪财乎？孰为好睚眦人乎？呜呼！晋溪公不贪宸濠之贿，而阴用守仁，使居上流以擒濠，明知守仁不以一钱与人，不与面相识，而故委心用之，何也？少具眼者，自当了了，何况弇州素读书作文人耶？彼不拒江彬者，欲以行彼志耳。是以能使守仁等诸大豪杰士，徐为朝廷用也”（李贽《续藏书》卷17《经济名臣》）。

明人全祖望也说：“明正德间，大臣晋溪之才伟矣，故能默用阳明。以宸濠之难，其人虽兼机数，然三代以下，盘根错节，亦有非机数不成者，必墨守迂腐道学之言以格之，此愚人也。明人论晋溪，褒讥各半，非知晋溪者。晋溪为敬轩（薛瑄）再传弟子，其太公即敬轩弟子也。然则晋溪之心术，何尝不粹？特事有经有权，则所以处之者，亦有体有用。以是知敬轩，阳明之学，亦未尝不合”（全祖望《鲒琦亭集外编》卷34《跋明王晋溪尚书传》）。

明人吕沃洲则对王琼筹边之才，大加赞誉，他说：“若论晋溪筹边之才，不知韩魏公范文正元在西夏，果能过之否也”（何良俊《四友斋丛说》）。

▲王琼祠内的彩塑

还有一位明人霍韬，是正德九年（1514）进士，正德十六年（1521）入京，时王琼已置狱，不识琼。韬问人“晋溪何罪？”或曰：“结交官幸，滥封爵，乱朝政，罪一也；咸伤善责，罪二也，军功滥升，罪三也。”韬说，若如此，琼当戮。

越月，韬任主事，阅旧牍，叹道：“古有冤诬，其王公类乎”。韬指出：“宦者张永之第张富、张容冒安化功封伯，彬、泰冒应州功封伯、内阁画敕，兵部填纸尾，惟曰‘如敕行’而已矣，无溢辞。故事边功封侯伯，兵部上论功奏，内阁据以拟敕，富、容、彬、泰等奉敕自内阁，无关兵部。如曰：佞幸滥封乱政，内阁宜坐，乃坐晋溪，诬一也。凡献军捷，巡抚拟奏，巡按纪功，兵部请核实，御史复核，乃曰赏典。如曰军功滥升，抚按宜坐，乃坐晋溪，诬二也。都御史彭泽以哈密叛黜，都御史范镛擅用赃黜，官握兵符逮问。彭泽先效河、淮、川、蜀之大勋，兴议惜焉，哈密叛衅，不得不黜，法也；范镛擅用军职，罪在无将。御史高公韶极诋公，公使吏部迁公韶秩。乃曰公贼善责，诬三也”（霍韬《赠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恭襄前少师王公神道碑铭》）。

综观王琼一生，他是位很有心计、很有才干、勇于任事，敏练果决，所至局面大开，政绩显著的历史人物。他治河、理财从利民利国着想，很有成绩。他运筹平定宁王宸濠之乱，顺应了历史潮流，使人民免遭战乱之祸。他北御西和边陲，使当地人民得以安居生产生活。明代党争严重，政局混乱，王琼能在政敌处处作梗，甚至被诬陷的状况下有所作为，是很不容易的。

笔者以为，评价历史人物要把所评价的历史人物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考察，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是看其在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和社会道德方面所起的作用。而王琼作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突出政绩的，应予肯定。当然，王琼也有不少缺陷。例如他对武宗皇帝的荒诞行径，未见谏疏之举，但这些，又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而去苛求古人。总之，王琼可谓明中期一位倜傥多大略，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治世重臣。

〔本文资料引自单锦珩辑校《王琼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