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洪业、陈寅恪：100年前，中国留学生怎么面对全球大流感？
导读：1918年，爆发于美国的“西班牙流感”在当年的秋天达到死亡率的高峰，我们熟悉的许多历史人物，如历史学家陈寅恪、气象学家竺可桢、文学家洪业、吴宓等，当时都在美国留学，他们也曾与大流感“迎头相遇”乃至罹患病症。面对疫情，他们是如何应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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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戴口罩的西雅图警察
疫情在全球的扩散，令海外华人忧心。特别是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他们的安危时刻牵动家长和祖国的心。
考诸历史，1918年，爆发于美国的“西班牙流感”在当年的秋天达到死亡率的高峰，我们熟悉的许多历史人物，如历史学家陈寅恪、气象学家竺可桢、文学家洪业、吴宓等，当时都在美国留学，他们也曾与大流感“迎头相遇”乃至罹患病症。面对疫情，他们是如何应对的？当事人的日记和后人传记，留下了蛛丝马迹。
100年前
中国留学生如何应对大流感？
文 | 种雪的小矮人
来源 | 學人文（ID：Catcherinsnow）
100年前的“西班牙流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恐怖的流行性疾病，爆发于1918年春季，结束于1920年春季，三年间，根据统计至少夺去了2500万人的性命。据称，一战的结束与此有莫大关系，因为流感使得兵员锐减各国只能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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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图的电车服务员拒绝没有口罩的乘客搭乘
西班牙流感的最早发生地其实是美国，并且在当年秋季死亡率达到最高。很不幸，留美中国学生，这些未来的中国精英里，很多人也被感染，甚至就此殒命美利坚。我去年读的《吴宓与陈寅恪》《吴宓自编年谱》《洪业传》都提到了传主们这次所经历的生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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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传记书影
西班牙流感的传播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8年春季，基本上只是普通的流行性感冒；1918年秋季是第二阶段，死亡率最高；第三阶段发生于1919年冬季至1920年年春季，死亡率介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按照这个传播时间线，我细说一下他们的流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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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1893-1980），福建侯官人，号煨莲（畏怜，William），名正继，字鹿岑。1915年赴美留学，191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文硕士。192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获神学士。1923年回国，后基本在燕大任教并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先后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图书馆馆长、 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辑处主任、研究院历史学部主任和研究生导师。1941年冬燕大被日军封闭，旋和邓之诚一起被捕入狱半年，后出狱拒绝与日伪合作，至抗战胜利后燕大复校才重新回校工作。1946年春赴美讲学，后定居美国。1948到1968年，兼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研究员。
按照洪业的自述，他是1918年感染的西班牙流感。他与夫人江安真于1919年结婚，在此之前因为得了流感，江安真过来做看护。病情大概很严重的，因为“差点送了命”。
在洪业的朋友圈里，就有两位朋友真就没了命。第一位是基督徒兄弟会里的一个邓姓共同创始人。所谓兄弟会，是美国精英大学、中学里学生自发组织的学习、兴趣、社交的秘密团体。洪业他们的兄弟会名为“十字架与宝剑”，成员都是学业成绩优秀的虔诚基督徒，共同创始人还包括后来中国幼儿教育的奠基者陈鹤琴。邓姓同学的全名在《洪业传》里没有交代，我暂时也无从查考，但知道他原在普林斯顿大学求学，在1918年秋天的第二波流感中，染上了肺炎去世。为了保守兄弟会的所谓“秘密”，洪业专程乘坐火车去了普林斯顿，骗过校方烧掉了邓同学记载有关兄弟会情况的个人日记。以我们后来人的眼光看，在当时的疫情下，这种勇武鲁莽的行为，只有不知轻重的年轻人才会去做。又或许，当年的疫情通报和防控手段都还处在起步阶段，人们对其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但我从维基百科上的资料图片看，美国官方的预防监控体系好像比现在的我们还要完备。不管如何，根据事后的数据，在美国，大约28％的人口受到感染，50万至67.5万人死亡。美国原住民部落受到重创，总共有18.8至33.7万人死亡，在阿拉斯加有整部落的人全部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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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感期间的医疗队
洪业第二位因为流感而去世的朋友，则是老同学杨曦东。洪业与杨曦东自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就开始同学，杨“为人很厚道，写得一手好字，像郑孝胥的瘦金体”。杨家本是福州的富户，洪业第一次喝咖啡就是在杨家。杨曦东来美国读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又与英华书院的同学陈芝美（此时在康奈尔大学攻读教育学，毕业回国后担任英华中学校长凡二十年）的姐姐秘密订婚。陈芝美姐姐（姓名不可考）在福州时被新派学子们公认为福州第一美人，此时也在加拿大读书，却先得了肺炎。不久杨曦东也被传染，继而退学。杨曦东卧病在床，手头缺钱，向洪业开口借八十美元，并以身上的皮外衣作为抵押。洪业父亲早逝本就家贫，能出国留学都是靠美国商人、基督徒汉福德 · 克劳福德的资助，他怎么会有钱。只能转向恩人克劳福德夫人求助。克夫人把钱汇来了，但最后杨曦东还是死了。既是基督徒又熟读儒家经典的洪业把那件做抵押的皮外衣带回给了克夫人，则真是书生之举。克夫人赶紧付之一炬。陈毓贤在《洪业传》一书里也没交代传主究竟是如何，是在什么时间被感染的。但看这两件事，二十五岁的洪业（1893年生人）对于西班牙流感基本毫无认知，他不被传染上才叫稀奇。而最后竟能在病疫最为凶险的时候转危为安，全身而退，还能借机喜结连理，真是有主耶稣在保守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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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1894-1978），陕西省泾阳县人。字雨僧、玉衡，笔名余生。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诗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吴宓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著作有《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等。
无知的路上，洪业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吴宓感染流感的症状出现在1920年2月3日，已经处在西班牙流感鸣金收兵阶段了。他的当天的日记记载：
劳忙过度，且冰雪凝冱，天候不正，遂为流行之时症Influenza所袭。是日喉肿，头痛发热，不思饮食。上午，勉赴河干旷野散步。下午，休息。晚，读书，备明晨大考。然倦甚，寝后多异梦。
读完吴先生的这则日记，我的下巴也快要掉下来了；但也明白过来，2020年春节前夕的这些天里，那些不听八零后九零后子女的话，坚持不戴口罩、依旧平静过日子的老父亲老母亲们，他们和一百年前的吴宓先生属于同一个时代。
吴宓1917年9月到的旧金山（旧译为“三藩市”），初在弗吉尼亚大学学习一年，第二年也就是1918年6月先申请入哈佛大学暑期课程，9月开学季再成功转入哈佛大学本科。等到他被流感击倒时，吴宓已经哈佛读书一年半了。吴宓是那种属于人既聪明又愿苦读的学霸，1920年的暑假，别人都在外出游访，他仍留在哈佛校园内。虽然只选了一门“上古史”课程，但其余时间都用来学习西方哲学，不仅通读完《柏拉图全集》，还另外请俞大维为其讲授《哲学史大纲》。也许就是这种拼命三郎的学习劲头，让他忽略了疫情？不过他前面的日记似乎也没有关流感的记载。
2月3日出现症状，2月4日好学而无畏的吴先生还是准备去参加学期大考的最后一场。依据吴宓的日记，这年的哈佛大学期末考试周从1月31日French6开始，到2月4日最后一门Comp. Lit 12（雪按：为Comparative Literature），总共五天。最后一门考试，吴宓到底考完了没有却是一个疑问。《吴宓日记：1917-1924》和《吴宓自编年谱》（女儿吴学昭编），以及吴学昭撰写的《吴宓与陈寅恪》一书，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说法。2月4日的日记上说，“晨，勉强起。至临考时，而病甚，不能支，乃请假缺考”，校医检查之后，命令其住进校医院，总共住了九天。这里是说临上考场，感觉自己体力不支，终于服软请假缺考了。而在吴宓自己晚年编写或口授的年谱里（详见“年谱”整理说明），“最后一场，已伤风，几不能支持。缴卷出场后，宓即至校医处就诊”；《吴宓与陈寅恪》一书袭用的是年谱里的说法，“父亲是二月四日学期考试最后一天，交卷出场即被校医留院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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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堪萨斯州赖利堡（Fort Riley）的军营医院，病房内满是感染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的军人。
几乎和洪业一样侥幸，吴宓在哈佛校医院美丽的护士小姐精心照顾下，吃药吃牛排，很快就康复了。但这个“快”，快到了什么程度，如果采信吴宓的说辞，是一笔糊涂账。自编年谱里说是“凡两周”，而日记里的说法则是“凡九日”，四日入院，十二日午遵医出院。两相比较，应该是年轻时候的日记更靠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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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1890-1969），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出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哈佛大学，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
历史的疑团不止这个。更大的疑问是，《吴宓与陈寅恪》一书里说陈寅恪也染病住院的说法怕是禁不起考证。我手里的这本是2014年第一版，第16页上说：“寅恪伯父先于父亲得病，住院期间，蓝曼教授曾亲往探视。父亲是二月四日学期考试最后一天，交卷出场。”但在陈寅恪的两种年谱里，也就是蒋天枢先生编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和卞僧慧编、卞学洛整理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我并没看到相关材料。尤其是两部年谱都成书于吴学昭女士的书之后，如果事情属实，就更没理由不做收入了。有没有可能，吴学昭女士把某位其他人士错记成了陈寅恪先生。我认为，有极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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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人。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浙江大学前校长。
在哈佛大学校医院里，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刻意安排，和吴宓相邻病床的也是两位中国留学生。右边是竺可桢，左边是曹丽明。吴宓在“自编年谱”里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与宓病床相联者，左为曹丽明，右为竺可桢”，“竺君先宓入医院，又先宓出医院”。一个病房里只有他们三个中国留学生，在吴宓之前住院，又先他出院，只能是竺可桢，不可能是陈寅恪。可惜《竺可桢全集》中的日记部分没有当年的记录可以佐证。三个流感患者，最不幸的是曹丽明，吴宓出院后六天，二月十八日晚上十二点三十五分曹抢救无效逝世。正是中国农历的除夕夜三更。而在曹丽明身后，吴宓和众多曹氏友好一起募捐、殓葬、作传登报等事宜，其不辞辛苦殚精竭虑，所体现出的仁者仁心却也和洪业在伯仲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