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服务业投资空间潜力较大

导读：“我们有一些产能已经过剩，所以要去产能，要发展新的产能，新的产能就要有人投资，这个产能可能在服务业。”

11月12日，“《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于北京正式举办。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参与了本次会议并发表演讲，首次对服务业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周小川认为，目前服务业投资空间潜力较大，因为产能过剩的现象，也有整体投资的机会在减少的问题，当前很多民营企业家会感到在制造业投资已经投不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可能性就是投向服务业。

但周小川也表示，在服务业投资上有一些空白市场存在准入问题，而部分行业在国内不能依靠市场经济得以顺利发展，有可能会导致资本的外流。

以下为周小川发言实录：

周小川：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早上好。很高兴再次参加《财经》年会，同时，也预祝《财经》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让我做一个讲演，少讲空话套话，找一个题目讲一讲。我猜想格林斯潘和朱民会把宏观问题主要的内容都讨论过了，所以我就选了一个经济结构上的问题，讲讲服务业发展的问题。

都知道，当前经济结构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快服务业的发展，为此党中央、国务院，特别是国务院下达过多次文件，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也是我们补短板的一个重要方面。到了去年年底，2018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52%。从全球横向比较来看，这是一个相对较低的数字，同时也预示着，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巨大的空间，是我们结构改革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也是我们应对经济增长下滑压力的一个可以主要做出努力的方向。

按照我们现在的GDP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服务业有很多人估计可以到60%，甚至更高一点。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空间可能比其他许多行业高。其他许多行业都有发展的空间，比如电动汽车，但那个空间是多大的百分比，这个空间又是多大的百分比，大家可以看到空间的大小。为此，我们也需要看，寻找原因，做一些分析，做一些理论上的思考，从而实现服务业更快速的发展，带动国民经济更好更健康的发展，也减少过去对制造业依赖过多，对货物出口依赖过多，以及对环境上造成压力过大的问题。

我们说从计划经济转轨过来的经济体，存在着历史上对服务业的歧视，这是计划经济留下的遗产，在座可能有很多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我们学经济学，从统计上来看，用的不是GDP，GNP，用的是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是从前苏联体制上遗传下来的。国民收入表示经济发展的程度，增长等等，国民收入里不包括服务业，认为服务业是不产生价值的。

另外一个差别，就是对于固定资产折旧的处理，过去我们叫MPS，物质生产统计体系，后来转为了国民账户体系。这个转变过程服务业、制造业、农业都处于平等的地位。

我们有些历史上的比较，说到GDP跟解放初、解放前怎么比，其实你要知道解放初30年，我们执行的就不是GDP，要想把那时候的GDP找出来要做很多折算，而这些折算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不可靠的，因为那时候不是那么统计的。

因此大家追求的目标必然是歧视服务业发展，其实这种历史遗传的东西，我们是不可小视的，虽然我们已经改革开放40年了，很多东西已经纠正了，但这个东西多多少少还在某些方面有所遗留。它涉及到人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也涉及到就业的选择，大家就业选择会有什么样的偏向。此外，联系到价格体系，受歧视的部门的价格往往处于一种扭曲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还联系到税收，就是国民经济的税收究竟依靠什么。

假如今天晚上给你演一台节目，不是为了你欣赏这个节目，而是为了你休息好，放松一下，以便明天能够更好的进行物质生产。以物质生产为目标的导向，是这么解释的。话说回来，服务业有可能超过GDP的一半了，在国民经济中，如果是一半一半，两边说都可以的，可以说追求服务业的发展是为了更好的物质生产，也可以说更好的物质生产是为了服务业的发展。

我们看一下第三产业的比例关系。

应该说中国的服务业，这些年发展还是很快的，但也是有短项的。从几个主要的服务业行业来看，比如餐饮，中国的饮食有丰富的文化，我们饮食业的附加价值是很高的。我们的教育普及程度是相当不错的，受教育的水平是相当不错的。我们的医疗卫生，虽然大家还有很多意见，但你观察平均预期寿命，我们的上涨是相当快的，特别是最近这些年，现在大概是平均预期寿命77岁。我们的交通、金融、IT和社交网络、批发零售，如果做一个横向比较，人家会觉得好像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像52%，是不是有可能低估，后面会谈到为什么统计可能会有经济理论上的问题。

另外，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存在着价格管制。理论上说，如果某个服务业的子行业，有一部分是被当作公共品，处于价格管制的状态，另一部分是由民间所提供的，这个行业最后的产出应该怎么统计呢？根据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和IMF对统计的定义，就应该按市场一轨的价格统计，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做到这些呢？技术上还是需要探讨的，还是有些做不到的。比如看医生，动手术也需要给红包，虽然大家都力主说不应该给红包，但真正过日子的人都知道，这个现象还是存在的。这个红包是统计不进去的，所以现在的统计方法是有困难的。

从教育来看，教育是服务业的一个大项，现在的小孩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而且好多是家庭式补习班，可能费用都是相当不菲，但统计起来也有问题。

在信息科技方面，大家享受到了很多信息服务，但这些信息服务有很多都是免费的，也涉及到当前对这些免费的服务应该怎么进行统计，估值。这些免费，有的是真免费了，有的是交叉补贴，也就是从别的方面赚来的钱，比如从广告费用赚来的钱来补贴信息服务，这些都带来了统计的问题。

存在价格管制，如果管的越多，可能你看见的暗渠道里的支付越大，有时候有一个互补关系。同时，它也可能带来对第三产业的一种侵蚀。我们看到全国各地，有些地方主要的口号是重振制造业，但我觉得要区别看的，有些地方确实制造业有很好的基础，而且有重振的机会。但也要稍微推敲一下，是不是还是有传统经济遗留下来的所谓产业偏向。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强国，服务贸易是逆差，而这个逆差的数字比较大，而且上升的比较快。当前全球正在进入贸易谈判、WTO改革，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服务贸易是现代贸易谈判里的若干主要焦点，因此这个问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讨论的。

下面我想讲一下关于经济学理论方面的一个问题，我过去也在其他场合提过，叫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贝拉·巴拉是一个比较好的经济学家，他们早期做研究的时候另外有一种划分，出了一二三四产业以后，把经济分为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不可贸易品主要是服务业，因为多数服务业在那时候是不能进入贸易的，但这个划分确实跟一二三四产业稍微有一些差别，在早期差别不是很大，一二产业绝大多数都是可贸易的，但也有个别不可贸易的，比如电力，跨国边境，如果没有电网是输不过去的。热带水果，运输条件不行的时候，拉过去就烂了，也变成不可贸易品。服务品多数都是不可贸易，这种情况在变化。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的变化，决定了国民经济的结构，同时决定了汇率，也涉及到发展中国家增长战略，所以这还是一个有意思的题目。

后来交通发展和电信网络改进，90年代下半期出了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过去“世界不是平的”，好多东西是没法交易的。世界是平的，首先说到服务有好多开始变得可贸易，其中一个就是生产作为一种服务，挪到了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医疗，片子可以传到其他国家，看完了再把结果传给你。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但那时候看，还没有大规模、比较全面的影响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格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看到仍有相当多的服务是不可贸易的，比如餐馆服务，不可能在北京吃到世界其他国家当时做的菜肴，理发，虽然可以在互联网上约某个其他国家的理发师，但理发最后是不能在那儿实现的，服务业仍在很大程度上看成不可贸易的产品。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服务业的发展究竟效率怎么样？我们有的同志做出分析，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比较快，服务业生产率提高比较慢，当国民经济转向服务的时候，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就会下来，其实这里也有统计的问题，究竟如何衡量服务业实际效率和名义效率，实际上服务业价格往上涨的速度一点不比可贸易品的物价上涨慢，基本上是一种同步增长，甚至有时候上涨的更快。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是说，在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工资实际增长率越高，实际汇率上升也越快，当贸易产品部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时候，该部门的工资增长也提高，所以尽管在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也许并不大，但这些其他行业也会以大致相同的比例工资上涨，也会引起非贸易品对贸易产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如果我们假定贸易产品的价格水平是一定的，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化在固定汇率情况下会引起非贸易产品价格上涨，进而引起总体物价水平的上涨。如果为了稳定国内物价而采取浮动汇率，就会引起汇率的上升。所以，无论怎种情况，都会使得实际汇率发生变化。

可能说的有点绕嘴，所谓汇率决定理论，其中有一个说的是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的比价关系，这个东西决定汇率，这是一种解释，当然汇率的解释有多种，也有一种从国际收支平衡，也有人说商品的综合评价比较决定汇率，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里头涉及到这样一种汇率的观点，同时涉及到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下，服务业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工资也照样上去，因此在统计上最后进GDP，虽然大家说GDP是实际的，不是名义的，但实际统计来看，很多由于可比性的问题，大量的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进入了GDP。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上升的过程中，服务业比重都提高的非常快，可以说是惊人的快，中国也许也会进入这样一个阶段。

我们今年6月份不幸看到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去世了，他在去年还是前年，曾经专门讨论了一个问题，服务业的国民账户统计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理论上说GDP统计应该反映生产率的变化，但是服务业很难反映，这跟我们的观察有很相近的地方。我记得2010年G20在韩国召开，我们去韩国很多趟，韩国餐馆的忙闲程度跟中国餐馆忙闲程度差不多，一个人能够管几十个人吃饭，但它的菜单很简单，塑料薄膜压的一页纸，有的餐馆好点，正反面，有的还带照片，中国的餐馆都是一本，几百种的菜都能做出来，而且写的都挺密的。生产率怎么样呢？中国餐馆的服务人员平均工资每个月2000元，在韩国是2000美元，而且很多城市晚饭没多少人吃，主要是中午，解释的一个方向是，主要看顾客是什么类型，顾客都是三星、现代的，收费就可以高，自己收入也可以高，既可以从劳动力流动选择和工资水平的变动来看，也可以从顾客收入越高、肯付的钱也越多，就像你去理发，一个月挣50的时候，你可能只愿意掏几毛钱去理发，如果现在是5000的收入，可能也愿意拿出1%左右的钱去理发。如果衡量理发员的效率，不说质量上的差别，投入品的差别，一天大概能给多少人剃头，得出的结果，可能你发现生产率变化是相对不太大。

这种解释有什么意义呢？有可能造成低估GDP，也可能还造成了我们对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的低估，因为绝大多数生产率提高必须用名义生产率来衡量，有可能会抑制我们对GDP结构转型的估计，这种情况还会导致对城镇化重要性的估计程度，因为我们知道，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给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更高的空间，如果大家都住在农村，很多服务业确实没有太大的发展条件。同时，也会低估投资回报率。因此，这方面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的。

还有，我们当前的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也受这个的影响。国际收支平衡，服务贸易的赤字数量比较大，究竟是什么原因？在多大程度上对我们的汇率产生影响？也就是说，有些政策需要进行深层次的调节，扭转过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模模糊糊的概念或认识，这样有助于服务业的深入发展。

大家可能希望我讲一点金融，把金融作为服务业的一个例子稍微提一下。金融作为一种服务业，前段时间有个讨论，就是金融服务业在GDP的比重大概占多大合适？是不是搞多了，比重高了，就是一种泡沫，比重低了，就说金融深化还不够，金融还可以发展。中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今年在8%左右，每年上上下下不一样，有时候季度的统计给出一些让人不太相信的变化。因此，存在着一种说法，比如去年一季度的时候，金融占GDP的比重超过了10%，有人很担心。实际上，金融占GDP比例的统计只能靠收入法，只有收入法能够看得比较准，从供应的东西来讲，比如收贷款利率，必须考虑到对方还有一部分利息付给存款者了，是要扣除的，金融服务多种多样，这种扣除变得非常困难，收入法能够看的比较清楚。而季度的统计，我们一般没有用收入法核对，只是按照去年年底金融业的产值，乘几个系数，有时候选个M2增长，股票市场股指，哪块市场的交易量，这个东西很容易不准确，是有具体技术上的原因的。

服务业供给产生价值的都是哪些呢？有支付类、存贷款类、交易类（比如帮助大家买股票、债券、理财产品）、顾问类及其他（投资顾问，理财顾问），应该可以看到，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在很大程度跟一个国家的储蓄率有关，储蓄率越多需要金融服务就越多，没有储蓄，或者储蓄很低的国家，既然没什么存款，大概做不了多少贷款，既然没什么储蓄率，恐怕也不会有多少人买股票、买债券和其他交易，也不需要做顾问。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一般国家储蓄率有特别低的，中国在十年以前，大概达到了50%左右，现在降低了一点，仍有45%左右的国民储蓄率，是属于全球最高的。既然储蓄率高，就有更多的存款、贷款、理财、投资、顾问等等的服务，所以一定要看到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和储蓄率相关的。当然那个国家也需要有支付服务。任何国家，哪怕是发了工资马上就花，有的国家居民确实有这个特性，他没有多少储蓄的服务，但有支付的服务，大概支付的服务占整个GDP的比重，最多不会超过2%。比如中国占GDP8%的金融服务附加价值，可能不到2%是支付，其他是跟存款、贷款、金融市场投资、交易、顾问及其他金融服务有关系。

因此，我们说金融业和实体经济处于共生的关系，不会说金融业占GDP比重提高到10%，从服务业发展来说是一个好事，但你可能关心的，是不是这意味着泡沫化，意味着自我循环，意味着脱离实体经济。这个担心是有必要的，但还要做深入的分析，不能太简单的来看待。

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很快就出现了占领华尔街，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收入分配的效果，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问题，金融业的发展，从商业银行来看，内部有一个经济核算，尽管我们非常重视零售业务，中小户的居民的业务，但基本中小户银行是不赚钱的，真正赚钱的是10%到20%的相对金额比较大的客户。这有点像坐飞机，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飞机卖票有了一个重大的变革，票主要赚头等舱和公务舱，公务舱卖完了以后卖经济舱，经济舱可以降价，因为钱主要是靠高价值的客户挣来的，剩下的就补给旅游业发展了，反正坐满为止，总体来讲，每个座位进行核算，肯定是亏损的，所以金融业在这种程度上起到了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所谓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一个主要做法是在住房抵押贷款，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可以大致的解释，高收入的人存钱多，低收入的人借钱多，特别高收入的人买房直接拿现金，低收入的人必然要依靠抵押贷款，这也是一个收入再分配的角色。当然在统计上是统计不入基尼系数的。从社会来看，大家有没有自己的住房，住房是否是合理的，宜居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社会福利和财富分配的分配效应，在这种分配效应中，住房抵押贷款大幅度提供了分配效益。

补充说一点，从金融角度看，我们确实看到一个缺口，什么呢？就是说统计局会从家居来看，每个家庭支出在哪个方面，比如在教育上花了多少钱，在医疗上花了多少钱，交通上花了多少钱，但由于价格管制，以及私下交易，可能有些东西我们没看到，但从金融来讲，也可以做这种统计，金融统计对支出方向不太敏感，但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家居统计里的支出结构。这里面有一个缺口，像医疗、教育，实际家庭的支出会大于统计局统计的支出水平，这样的话，会导致统计口径的重新估计问题，同时反过来涉及到我们的经济分析，我们对发展战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和意见。

科技发展与服务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从中国来讲，我们比较强调所谓IT产业对工业现代化所起到的作用。从分工来讲，我们也是把工业和信息放在一个部里，叫工信部，过去是信息产业部和经贸委，合起来叫工信部。我们在各种文件中特别强调IT对于传统工业改造和新兴工业的作用。但实际上运用IT最大的、成果也最突出的是服务业。

这也涉及到就业，究竟就业我们希望巩固在第二产业中就业的比重，还是更加看重未来就业的倾向在服务业更多，此外的一个变化，跟老龄化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老龄化的问题，人均寿命提高了，医疗费用大幅提高。医疗费用分为三个方面：药、设备（检验和治疗设备）、诊疗。我们会发现，随着老龄化的发展，这方面的支出会越来越多，但在中国究竟支出是什么比例呢？多年来，从统计年鉴上看到的支出比例是5%左右，进行国际比较，发现各个国家差别很大。用生产法和支出法GDP所得出的比例还不一样，吃了药，药物生产作为制造业算了一遍，各种医疗设备在生产方已经统计了，但现在还有很多是进口的，使用的时候应该支出的是折旧。因此，即便5%的数是有道理的，也表明我们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不要说跟美国比，跟欧洲比，也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因此，我们说科技发展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关于服务业市场准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贸易谈判也谈到这个问题，但更多的要从国内的角度看。我们有一些产能已经过剩，所以要去产能，要发展新的产能，新的产能就要有人投资，这个产能可能在服务业，服务业有空间，有人去投资，但是不是允许你投资，允许不允许私营企业投资，投资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附带的限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当前很多民营企业家会感到在制造业投资已经投不出去，因为有产能过剩的现象，也有整体投资的机会在减少的问题，一种可能性是投服务业，服务业也有一些比较饱和的部分，比如餐饮，但还有好几个空项，如果他想投这个空项，但一般是不让投的，这样就减少了投资的机会。也许有很多人说投不了就投到国外去吧，确实有一些服务业的发展是考虑到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产业发展和安全之间有一个平衡，这个平衡能够使我们权衡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具体产业的发展，从而稳定GDP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安全，很难用一个绝对的标准来划。

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行业国内不能依靠市场经济得以顺利的发展，有可能会出现这些行业一般不让外资投，同时还可能导致资本大量外流。从金融业的观察来讲，中国服务贸易的逆差，最大的项目是旅游，但旅游里有一些是出去念书的，有一些是陪读的，有一些是为了念书在外面买房子租房子的，都算到旅游里了，一年2000多亿的逆差。此外，还有出去看病的，出去买健康保险的，也造成了资本流动。

我点的这些问题归纳一下，服务业是有大的空间的，前提是可贸易品生产效率的提高，它会带动服务业的增长。服务业发展是我们经济结构转变的重点之一。要想发展好，要消除传统计划经济以及MPS统计体系遗留下来的对服务业的某些歧视，以及涉及到这种歧视的管理方式。要认识到不可贸易品价格存在的规律，要减少对价格的过度管制，要关注科技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要在经济中消除某些造成的扭曲，给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要关心服务贸易，关心服务贸易涉及到的服务品价格以及涉及到的汇率的问题。也要关注统计，以及统计上可能产生的失真。

总体来讲，我们要面对结构转变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提供更多的分析、研究、思考，为服务业进一步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做出重要的贡献提供正能量。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