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华人”与“海外华人”：从落魄到富人的百年变迁

导读：华人的民族身份问题，则一直成为他们的“心结”，从而导致华人群落中有关东西方的价值观对待和看法是有分歧的，甚至是撕裂的，并有着忽明忽暗的对抗和冲突。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些中国人涌入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其中许多人最终辗转来到了美国。美国移民法的不断修改，使得美国的华人人口在20世纪60年代几乎翻了一番，从237 000人增加到435 000人。新来的华人，不少就在大多数美籍华人已经或正在离开的唐人街定居下来。1960年，在旧金山的全美最大的华人社区，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是该市平均密度的3倍，3年后又增至6倍。纽约、洛杉矶、波士顿和芝加哥的华人人口，在20世纪60年代均增加一倍以上。每年大约有20 000多名中国人从香港和台湾合法地进入美国，而且据估计，每年还有同样数目的华人非法入境。

这批新移民与老移民大不相同。传统的华人社区是由来自中国一个特定的地区性文化的人们所组成的，这种文化纵然在中国已被改变，但它在美国却被精心地保留下来。唐人街不仅有牢固的核心家庭，而且有诸如家族、堂和“六公司”这样一些盘根错节的社区组织。香港华人不属该文化的一部分，他们既不会说也听不懂流行于美国唐人街的台山方言。但他们也不会讲英语，因而也不易打入美国社会。虽然都是从香港来到美国，但他们在中国的祖籍是各不相同的。

几十年来，大多数美籍华人来自同一个省的同一个地区，现在，他们也开始像来自地方主义与中国同样盛行的国家即意大利的移民那样，受到内部分裂的困扰。那些在美国已站住脚跟的华人，对新移民和他们的诸多问题感到恼火，不仅抱怨他们直接造成的问题，而且觉得这些新移民给整个美籍华人带来了羞辱，连累了自己。

香港华人不仅来自中国的不同地区，而且在香港已经部分地西方化了。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和约束力—特别是家庭—在他们中间已经不像在美籍华人中那样强大有力。来自香港华人家庭的青年人和来自传统美籍华人家庭的青年人，二者之间的差异尤为显著。传统的华人青年忙于学校功课，有时公立学校放学后，还得上华人学校补习，或者到自家开的商店帮忙。在美国化的进程中，尽管代与代之间难免会发生冲突，但传统的美籍华人青年很少会惹上警察或法官，而新来的香港华人青年，却常常在学校里和马路上捅娄子。他们瞧不起中国餐馆和商店为没有专长的人提供的“低下”工作，于是就在街头闲荡，参与帮派流氓活动。

于是，在全美各大商埠的唐人街，从纽约到檀香山，犯罪和暴力显著地增多。香港华人青少年帮派分子侮辱和骚扰唐人街的经济所赖以生存的游客。他们还参与毁坏他人财物、暴力行为以及敲诈、偷窃、恐怖和谋杀等犯罪活动。正如其他种族的青少年帮派成员一样，他们“穿着花里胡哨的衣服，在唐人街招摇过市”。帮派之间爆发格斗时，常有双方成员陈尸街头。1973年，纽约的唐人街发生了约200起青少年帮派谋杀案，这在上一代华人中是从没听说过的。在旧金山的唐人街，仅一个青少年帮会就有400名成员。一些华人青少年帮派还在各个城市设有分支。

香港华人中的成年人很勤劳，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作为没专长、未适应美国文化和非法的新近入境者，他们拼命干活，工资却很低，住在十分拥挤而又破败不堪的房子里，屋里到处都是老鼠和蟑螂。一些人为了能够移民美国，当初曾用大笔金钱贿赂香港官员，或花钱买通走私者把他们偷渡到美国，所以现在只好勒紧裤带还债。

许多香港华人不得不屈就于不合法的低工资，超过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间和非法而恶劣的居住条件，因为他们本人或其家庭某些成员是非法居住在美国的，如果当局知道内情，他们将被驱逐出美国。每年有6000多名非法移民被遣送回去。

2）

海外华人的出现和这个伟大文明的衰落是相关的。两者皆自明朝始。由充满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所主宰的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特别是对大规模的企业，实行全面的控制。在明朝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中国人开始外流，形成首批规模颇大的华人社区。这些海外华人的技能和组织本领，使他们到处都能吃得开，但却加剧了中国的衰落和贫困。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讽刺是，中国人在世界各国都能发财致富，但他们在国内却贫困不堪。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移居美国的华人，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南方的一个省份，即广东省。而且，他们的籍贯非常集中，多属广东省7个地区之一的台山。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别很大的国家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原来那批美籍华人的语言是台山方言，类似广东话，但和中国通用的语言相去如此之远，以致相互难以沟通。尽管长期以来，中国的书面语言是相同的，但口语的差别相当之大，存在着许多彼此互不相通的方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居美国的华人一般说普通话，从而在他们自己和原有的在美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语言隔阂。

和意大利一样，中国的地方主义渊源于其地形。山脉和丘陵分割了这个国家。它的两大河流—北方的黄河和南方的长江—流域很不相同。中国人虽属同一个种族，但这并未妨碍他们按各自所处的区域、所操的语言和所具备的文化背景，将自己视为各不相同的种族群体。中国人那极为动荡而残暴的历史所留下的遗产，就是忠于本国本土的家族，将其视为个人唯一可以依靠的归宿。誓死向家族敌人讨还血债，在中国是长期而根深蒂固的传统，这也和意大利的情形相仿佛。

在近代中国，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软弱无能，导致各种强权和暴力的自治中心，比如家族、军阀和秘密社会等，近代中国的秘密社会组织，或“堂”，正如意大利南部的黑手党，曾一度是抵抗和报复外来军阀压迫的力量，获得过广泛的民众支持，但他们同时也变成了专门从事敲诈勒索的犯罪分子。这些秘密社会或堂，成为包括美籍华人在内的海外华人社区的一个共同特征。

随华人来到美国的中国文化的另一特点，乃是对知识的尊重。帝制时代的中国，千百年来都通过教育和科举考试来选拔其文职官员，有学识的人备受尊重。美籍华人经历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在美国获得和充分利用高等教育，但在机会到来之前，他们就已有充分准备了。虽然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过去主要是一个农业国，但是广东省的台山地区却是一个多山而贫瘠的地方，没有什么农业。那里的老百姓一般从事贸易，充当中间人、推销员和商人。许多人到了香港，在那里结识了欧洲人，并得知加利福尼亚在1849年发现金矿的消息。真可谓鬼使神差，由此开始了华人向美国的迁徙。

3）

美国人对待中国移民的态度是苛刻的，有时甚至是粗暴的。华人既不是白种人，又不是基督教徒。而在当时，这两条缺一不可，无论哪一条都足以构成致命的弱点。华人的长相、衣着、饮食都不同，并遵循着对美国人来说完全陌生的习俗。无论是从文化上或生理上，他们都被看做不能够被同化的种族。美国人视其为竞争对手，因为他们能吃苦耐劳，工资却很低，将会降低美国劳工的生活水平。美国工会长期不遗余力地站在排斥华人移民的前列，想把华裔居民赶出美国。

1885年在怀俄明州的一个煤矿，华工因罢工而遭到屠杀。只有最重、最脏和最低下的工作才给他们干。铺设通过加利福尼亚州，穿越谢拉山脉后进人犹他州那段太平洋中央铁路路轨的劳工，多数是华人。那些试图淘金的华人，个个都被美国西部淘金营地的白人给赶跑了。1885年，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华人社区，由于受到一伙暴徒的武力威胁，全部被迫离开。几乎与此同时，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和达科马两市也赶走了当地的中国人。类似的事件在温哥华和阿拉斯加也发生过。

除去这些引人注目的迫害之外，偶发的骚扰事件也是普遍现象。剪掉中国男子脑后拖着的长辫子，是个很时兴的恶作剧，而这对那些不幸的华人男子来说，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按照满清王朝的法律，没有辫子，他们不得回国。刚到旧金山的华人移民，往往被当地的街头流氓“护送”到唐人街，路上遭到他们的“无端辱骂和殴打，被扔以碎砖块和烂水果，简直是一片爱尔兰醉鬼狂欢的气氛”。而在这些骚扰之后，则是随时可能发生的更为严重的暴力威胁，白人暴徒在西海岸和落基山脉地区，不时地焚烧和洗劫唐人街，所到之处滥杀无辜。1871年在洛杉矶，一伙白人歹徒一夜之间射杀绞死了20名左右的华人。

除了受到街头无赖和歹徒的袭击之外，华人还受到体面阶级的另一种形式的打击。1882年的《排华法案》大大地削减了华人移民来美的数量，其他新的法律先是禁止在美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接着又把公民身份当做从事多项职业甚至拥有土地的先决条件。1854~1874年有一条法律禁止中国人在法庭上提供不利于白人的证词，这实际上等于公开宣布可以任意凌辱华人，华人遭到抢劫、伤害和攻击时，法律是不管的。

中国赴美移民的大门几乎彻底被关闭，这给在美的华人带来了深远的灾难性后果。因为早期的华人移民差不多都是男性，所以对绝大多数在美的华人来说，过正常的社会或家庭生活的一切希望就全部落空了。许多华人在国内有妻子儿女，终生难以见面。由于就业机会受到严格的限制，许多人付不起回国恢复正常生活的盘缠。来美国的旅费尚可以待抵美后做苦工去垫付，但从美国回国—是到欧洲路程的两倍多—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作为旅居者来美的许多人，就这样被永久地困在了美国。另一些本打算和家人在美定居的人，现在既不能把家人带来，本人也无法成为美国公民，真是进退两难。

自从实施严厉的移民限制以后，私运中国人来美成了一桩很大的买卖。一些人为了移民而偷渡来美，但也有许多是女人，其中一些人沦为妓女。为娼者有的是出于自愿，也有的是出于被迫。

当时曾出现过一个成语，叫做“未必属中国佬的机会”，意思就是说，事情无望了。

中国人在夏威夷的经历，比在美国本土要好得多。波利尼西亚人和白人开始时的友好关系，在各种族间，包括混血人种之间已经开创了一种比较融洽的气氛。中国移民中单身的男子特别多，导致他们与夏威夷女子联姻，而在美国本土，华人与白人女子的婚姻在社会上和法律上都是受到禁止的。1884年华人人口曾达夏威夷人口的22%。在以后的年代里，其他种族人口大量涌入夏威夷，从而降低了华人的比例。1898年夏威夷并入美国时，《排华法案》也随之延伸到这块领土。

4）

随着岁月的推移，为数不多的美籍华人女性生养了第二代。这第二代人数量仍然有限，他们长大后稍微缓解了华人两性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但从那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种男多女少的状况一直没有根本改观。还有一批数目不详的中国女子被偷运到美国(其中一些人明显是作为妓女被贩来的)，混杂在一大批于排华时期被偷运到美国的华人当中。

大家都知道，许多唐人街居民直到1960年还有意躲避人口普查员，害怕其非法移民的身份被发现，一些华人富商千方百计不让他们的妻子抛头露面，更不准许她们和华人男子接触。结婚的华人男子所占比例甚小。20世纪初在纽约，华人男子结婚的本来就很少，且过半数是与异族联姻的。只有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由于华人妇女逐渐增多，这个比例才有所降低。随着已婚华人男子数量的增加，和异族通婚的比例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逐步降到1/4左右。娶来的异族女性大多是白人。

虽然大多数华人男子只身独居，但他们实际上并非光棍汉。1910年，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男子已婚的超过单身的，只是大多数人的妻子不在美国罢了。

尽管嫖妓、吸鸦片、赌博在唐人街盛行，华人男子也还是给撇在中国的老家寄回了可观的汇款。由于大多数美籍华人来自中国一个省的特定地区，从美国寄回来的汇款就集中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台山，台山因而成了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该地铺起了马路，安装了电灯。这里的教育设施直到20世纪中期中国共产党政府接管时，一直是广东省最好的。这些学校就是用美籍华人汇来的钱修建和维持的。台山民政项目的资金也是从美籍华人那儿募集来的，洗衣店老板、餐馆工人和其他人士都掏过腰包。按照美国标准，这些人仍处在贫困之中，但按中国标准，他们已经很富裕了。1938~1947年，每年从美国寄往中国的汇款平均达700万美元。

随着滞留在唐人街的华人旅侨年事渐高而去世，另有一些较为幸运的人筹集了足够的钱而返回祖国，他们的亚文化也就逐步瓦解了。由于这些落魄者人数的减少，唐人街的犯罪率开始下降。1900~1927年，在美国被逮捕的华人，有2/3所犯下的是与旅侨密切相关的三种罪行，即嫖妓、吸毒和赌博。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肯塔基州莱克星顿吸毒治疗中心接受治疗的华人，有70%出生在中国，90%以上的人在美国的洗衣店和餐馆里干活，60%的人年过50。同期旧金山华人的自杀率，是全美平均数的3倍，死者几乎全部都是出生在中国的华人。这只不过是美国法律和歧视行为导致华人付出悲惨代价的一部分而已，这些法律和歧视行为使第一代华人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在美发财致富，又无从回到中国和亲人团聚。

1930年，美国政府对移民法进行了修改，允许少量仍在太平洋彼岸的妇女来美和她们的丈夫团圆。1943年，美国撤销了1882年的《排华法案》；1945年，新通过的立法允许数量有限的中国移民来美，这些措施减轻了性别比例的不平衡状况，使得这个注重家庭的民族能过上比较正常的家庭生活。大多数新来的移民是女子，这些女子又多处在适婚的年龄。短短几年，8 000多名华人男子把妻子接来美国。其中一些人经历了几十年的分离之后重新团聚，时常相对无语，未料此生还能见面。许多男子回中国结婚，按照传统的方式，请媒人说亲。甚至这个时期在美国结婚的华人，由父母或媒人选择对象的也占了很大的比例，当然均在不同程度上征得双方的同意。

纽约唐人街有一半以上的男子在餐馆里干活，3/4的妇女在唐人街的服装店里踩缝纫机。在纽约的唐人街，生活在贫困中的家庭的比例是该市平均数的两倍。因为长时间地工作，特别是多在晚间营业的餐馆里干活，许多移民家庭在一起进餐的机会很少，整个星期也没有几次。家里没人管，孩子是在马路上长大的。在其他城市，香港华人的生活情形亦大体如此。

尽管香港成年华人到美国寻找到比在香港更好的经济机会，但香港华人青少年却并不拿自己的命运和中国大陆或香港相比，而是和其他美国青少年，包括受过良好教育、家境阔绰的传统美籍华人青少年的命运相比。香港华人还把传统的美籍华人视为房东和雇用他们父母的老板，他们的父母比其他美国人挣钱少，但付出的劳力却很多。香港的华人青年对美国人向来极为反感，而倾向毛泽东主义。这在华人社区内形成了新的摩擦根源，因为这些社区一向是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台湾国民党当局的。

唐人街社区的领袖人物，在处理香港华人时一直进退维谷。因为唐人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旅游业，公开讨论贫困、犯罪和暴力等问题，将会减少游客数量，从而影响当地居民的生计和华人领袖的赚钱生意。他们很不愿意申请联邦政府的各种反贫困计划项目，也不想请政府介入社区事务，因为这样一来，社区内不合法的状况，特别是牵涉到移民、住房和工作条件等，无疑将会暴露出来。他们通过出钱收买或吓走香港华人青少年帮派分子的办法，来寻求内部解决。在纽约，许多华人餐馆免费让帮派分子吃饭。一些唐人街的企业付给他们“保护”费。旧金山的一些堂雇用青少年帮派成员作赌窝的看门人或去对付其他帮派。

受到唐人街香港青少年帮派威胁最大的，倒不是传统的美籍华人，因为他们大多不住在唐人街，最受威胁的是观光客和唐人街急需的游客。街上的歹徒使游客望而却步，特别是当他们辱骂白人，抢劫或骚扰游客时。即使帮派活动不是专门针对观光客，他们的存在也影响了旅游业。旧金山唐人街的一些堂自己站出来还击青少年帮派分子。他们向那些参与“有害于我们社区商业和社会生活的不轨行为分子”公开发出了一项警告。其后不久，5具被捆绑着的香港青年尸体，就被发现漂浮在旧金山海湾。比较保守的华人首领鼓励警察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包括随时可以用警棍敲打年轻歹徒的脑袋。唐人街的首领并不抱怨所谓的“警察暴行”，相反，他们鼓励警察在马路上当场主持正义。他们只关心如何最大限度地缩小此类或其他任何不利于唐人街的消息在公众当中引起的议论。有时，对那些可能危害到唐人街赖以生存的脆弱的旅游业的消息，他们恳请报纸压下新闻，另些时候，他们干脆贿赂记者保持缄默。

后来，华人领袖发起了唐人街的重建工作，他们用现今唐人街典型的宝塔形建筑来装饰自己的地带。面貌一新的唐人街，旅游业兴旺发达。华人的节庆和游行受到警察的保护，并成为招揽大批非华人看客的市政项目。

新兴的旅游业发展如摇钱树，于是许多堂放弃了犯罪勾当，转而开办为新兴的旅游业服务的餐馆和商店。许多还摈弃了“堂”的名称，改称为各种“商会”。

到20世纪30年代，华裔少年的智商就相当于或高于全美平均数了，而且后来一直如此。纽约唐人街的老师对华裔学生的评价是，和白人学生相比，“他们品行好，听老师的话，独立性更强”。在美国出生的华裔青年自然不会受到《排华法案》的掣肘。当时，这些法律禁止非美国公民从事各种职业和行使各种权利。这新一代的美籍华人进入了一个与其父母面临的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具备充分的条件在这个世界里大显身手。

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人对中国的普遍同情，特别是中国遭到日本入侵之后，使得美国人更能接受华人。华人被视为一个安静而有秩序的种族，居住在一个不发生问题的社区里，或至少其问题难得引起外界注意的社区里。

但，一个历史的挑战则是：华人的民族身份问题，则一直成为他们的“心结”，从而导致华人群落中有关东西方的价值观对待和看法是有分歧的，甚至是撕裂的，并有着忽明忽暗的对抗和冲突。

（本文选自文 《美国种族简史》 作者：[美] 托马斯·索威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有删改和重新编辑，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