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江浙70%私营企业家都移民了
导读：周天勇表示，我们江浙这一带的私营企业家70%多都移民了，自己移民，产业移出，资金转走。很多是在国外投资超市，加油站，餐馆，中国的钱出去投资这些和中国产业经济一点关联没有，对中国增长一点作用没有。
本文为周天勇在天和智库学术沙龙上的发言稿。周天勇表示，我们江浙这一带的私营企业家70%多都移民了，自己移民，产业移出，资金转走。很多是在国外投资超市，加油站，餐馆，中国的钱出去投资这些和中国产业经济一点关联没有，对中国增长一点作用没有。
今天很高兴参受邀参加天和智库学术沙龙，我想谈一谈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的看法，从2012年开始我们经济下行，从2014年8月，9月的数据来看，还不是太理想。那么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经济下行是会持续多久？这是第一，下行的幅度有多大？下行是短期的？还是中期的？还是长期的？我们学术有两派，一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先生，他前几年就提出，最近特别强调，中国按照国际购买力评价是11000美元，这个发展阶段比如中国台湾，韩国，德国都开始下降，就从结束高速增长期，进入中低速的增长期，当然理由是劳动成本提高，还有环境，土地这些成本也提高的约束。
再就是林毅夫先生为主的一派，就是中国现在城市化还很低，随着中国城市化推进经济还会高速增长，他说可能以8%的速度再增长15到20年，我以前也赞同林毅夫这个观点，因为从城市化水平看，我们还没有到低增长的阶段。我的看法是，推进改革，特别是减税，调动民间积极性，包括创新战略实施，对于推高经济增长速度，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但是最近我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我说中国的经济形势，经济增长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今天我想借助天和智库学术沙龙以及“天和全媒体”平台向大家展示一些数据。你看韩国、中国台湾在高经济增长结束时，城市化水平均为80%。韩国是从1961年开始到2002年结束，它8%以上的高速增长了42年。中国台湾是1951年开始，到1997年，它进入中低速度的曲线，它是1997年，高增长了47年，中国大陆1979年开始算高增长，到了2011年也就是33年，比中国台湾要短14年。大陆高增长结束，如果说8%以下的速度算是结束，我们2012年就结束了。去年才7.4%，前年7.8%，比韩国短了10年。
韩国、中国台湾在结束他们80%城市化率的时候，在城市里80%的人有自己的房子，这和中国不一样的。中国台湾在1980年时，它的城市化水平是65%，但是它的城里人，所有的人，就是进来的人，住的人，80%有自己的房子。大陆目前有就业，有房子，有公共教育，有社保城市化可能35%都达不到。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起韩国和台湾，还有那么多人要进来，还要住房，要修工厂，要修学校，怎么就结束了呢？需要很多钢材，很多水泥，很多板材，很多砖，很多铝材，还需要很多家俱和电器等。按理说不应当结束，按照中国台湾和韩国城市化阶段的时候，还没有到高增长结束的时候。
关键是城市化没有达到80%，高增长速度韩国42年，中国台湾47年，中国大陆到2012年也就33年，少19年到14年。中国的高增长阶段是短的，按照增长的年限和城市化水平来看，中国还不到跌入8%以下，到6%，甚至6%以下这个速度区间。林毅夫先生的国际比较是有理由的，而刘世锦先生的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经济增长确实在下行，而且似乎还不见底。
迟福林先生在出口增长下行的情况下，以国内消费为主拉动增长的转型。城市化确实能带来消费的高速增长。但是，这几年的消费增长也不如人意。那么，这样的转型为什么会失败了，我觉得这个得详细分析。可以看这个表：
生育率，韩国从1961年到2002年，中国台湾从1950到1997年，中国大陆从1978年到2013年的数据统计，韩国生育率组合降到了1.17%；中国台湾是降到了1.7%；中国大陆1.4%左右，人口增长率韩国从2.9%降到了0.35%，中国台湾从3.5%降到了0.95%。中国大陆实际1978年人口增长已经下降到1.2%了，但是我们现在降到了0.49%，中国台湾是0.95%，韩国0.35%。我们综合生育率，实际1978年已经降到了2.75%，已经接近替代生育率了。
人口中位数方面，韩国增长初期是19岁，结束是36岁；中国台湾的数据我没有找着，高增长结束的1997年是35岁。中国现在变成了47岁。
老龄化高增长结束的时候65岁以上人口，韩国是7%，中国台湾是8%，而中国大陆是9.7%。这个数字，我们为什么要比较这些呢？我画了一个草图，应当是曲线，但是我用直线表达。
中国台湾高增长的速度是8%，它是发展到47年还在以8%的速度增长。另外我们看人口增长率，中国台湾从开始的可能3.5%降到现在的0.95%，现在人口增长率是这么一条线。大陆的人口增长率是1.2%降到了0.49%。那么再增长下去，我估计人口增率肯定是一个曲线，高的这一点也肯定不会让人口总数超过14亿了，中国大陆的人口更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中国台湾在二十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大概城市化水平是20%多一点，它到高增长结束的时候是80%，大陆在1978年是20%，现在真实城市化率可能只有35%，常住人口加起来也就是53%。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人口增长和流动，它有一个增长自然变动和城乡自然流动的规律：人口的生育率在工业化社会以前是高生育，高死亡，低增长，它是几千年这样过来的。但是工业化初期，医疗条件一改善，人们生育习惯没有改变就会人口爆炸。爆炸性增长以后又是自动就降下来，因为生活成本，职业竞争，孩子的抚养，教育成本、工业污染等等，加上节育技术的发展，最后就人口增长自然而然就降低了。因为从国际上来看，绝大多数国家没有什么政府强制性的措施，但是人口增长还是降低下来了，相当多的还是负增长，现在很多国家都是低增长，都是增长速度降下来了，你让他生他也不生了。
还有一个人口流动方面，从世界银行的报告看，绝大多数国家，几乎无一例外的，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流动和集中，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中国台湾，韩国对人口流动和迁移没有管制，没有什么户籍之类的，他们的人口城市化现在都达到了90%。一般人口城市化率，从不发达时的15%左右，工业化过程后，上升到80%以上。
但是，在中国大陆人口增长和流动遇到了什么呢？也就是在人口自动可以向低增长调节的内力上，又加了很强的外力，即时间很长和力度很大的计划生育；而对人口流动，则是进行了城乡分割等方式的管制。也就是说人口城市化是一个规律，人口增长也有一个规律，你干预了，后果是什么？
从今天经济增长的下行来看，可能进入了人口政府干预的发展陷阱，就是高增长还应该有十几年，没有结束，突然下来了，就是中国还应该有十年左右的高增长期，但是，人口萎缩，劳动力减少和老化，人口老化，农村消费塌陷等等，使经济增长失去了动力，一个是劳动力供给，从趋势看，劳动年龄人口中，19到22的青年人，从2009年1亿的峰值，在到2013年的4年中，急剧减少了2500左右；而到2018的还将继续减少2300万人，而50岁以上这个阶段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
中国大陆发生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非常滞后的局面。我们从中国大陆人口管制发展的陷阱图中可以看出，韩国、中国台湾，它们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互动的，城市化健康地支撑了高速增长这一条线。我们这么低的城市化，经济增长是靠什么支撑的？我后面可以解释这个原因。
我们不是农民到城里买了房子推动了城市，由于没有平行城市化的支撑，工业化也就提前结束了。如果农民来城里买房子，结果可能不会一样。从草图看，与韩国、中国台湾相比，中国大陆可能会跌入一个发展被截断的塌陷区。就看这十年中能不能迈出这个坎儿？
婴童消费的萎缩
人口增长的放慢，甚至生育率的急剧下降，从统计上看，0到14岁的婴儿从1982年占总人口33.6%下降到2012年的16.5%。而绝对规模则从1982年的34146万减少到了2012年的22287万人。从近几年看，2012年比2007年减少了3373万人。这会使婴儿儿童大规模消费的萎缩。
教育消费也在萎缩
2013年全国共有小学21.35万所，比上年减少1.51万所；在校生9360.55万人，比上年减少335.35万人。；小学教职工549.49万人，比上年减少4.36万人。初中学校5.28万所(其中职业初中40所)，比上年减少412所。在校生4440.12万人，比上年减少322.94万人；初中教职工392.88万人，比上年减少1.03万人；专任教师348.10万人，比上年减少2.34万人。教育消费实际上也在大规模萎缩。
这是人口增长急剧放慢导致的问题。另外，城市化还会推动增长吗？我们城市化推动增长的憧憬也可能是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是互相推动的，如果城市化建房子，建基础设施肯定没有问题吗。我们现在所有的房地产商房价还会涨，所有的还能高增长的假设都来自于对中国大陆城市化的。以此为依据的高增长还没有结束的看法是源于对房地产拉动前景的乐观看法。
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实事上，城镇中的房地产已经过剩！
我现在算了一个数据，到底有多少房子？农民住了多少？城里人住了多少？原居民住了多少？央行调查统计司的研究显示，1998年到2012年我国城镇住宅竣工套数约为1.4亿到1.7亿套。以1990年城镇居民住宅存量为8000万套计，2012年底我国城镇住宅存量约为2.2亿—2.5亿套。2013年竣工面积78741平米，今年1到8月份又竣工38036万平米。按照平均100平米一套框算，新增了1167万套。还有竣工的保障房。另外还有一个数据，70亿平米的小产权房合算起来有7000万套。
截止于2014年8月底的数据，城镇住宅存量大约在3亿到3.3亿套。2014年8月底数字为136500万人左右，城镇化率如果比去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城镇人口为74706万人，即使按照3口人一户，为2.5个家庭，每个家庭已经平均有1.32套住宅。如果按照一户3口人一套房来计算，城镇中就算是不计算还在开发的住宅，目前城镇中已有的住宅，还可以再吸收2.4亿人口。
到2014年8月底库存是这么多，还有两个数据正在施工的，是465242亿平米，新开工的80173亿平米。全部建成后，即使再没有新开工的住宅，按100平米一套计算，正在施工和新开工的住宅供应总量将是5454万套。如果每家一套房子，那它就过剩，再从农村进来居住3.3亿人还够。这是数据，因为我觉得得拿数据说话。2013年城镇住宅市场整体控制率达22.4%，比2011年上升1.8个百分点。据此估算，城镇地区空置住房约为4898万套。
城市里的房子是城镇原居民购买的，基本上与农民无关。农民买不起住宅，不能进城固定城市化的原因：实际上的土地产权制度，征地制度，土地财政等等。
目前统计7.3亿城镇常住人口中，至少有2.5亿人口为农民工及家属人口。从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看，其中在单位宿舍、工地工棚、生产经营场所、与人合租、独立租赁的分别是28.6%，11.9%，5.8%，18.5%，18.2%，自己买了房子只有0.9%，说明100个农民工家庭进来，只有不到一户在城里买了房子。
还有一个有趣的，农民工人人均月生活消费支出892元，其中平均453元用于房租，占消费支出的50.78%，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30%左右。这就说明房东对房客的盘剥还是很厉害的，农民辛辛苦苦打工来了，消费50%支付房租。
城镇住宅分配不均
这是西南财大一个调研，城镇居民中87%有自己的住房，中国台湾也是这样。但是城镇农民中按照统计局的只有0.9%的常住人口有自己的住宅。城镇居民73111万，农民工及家庭25000万，城镇人口48111万。城镇中有自己房子的家庭是1.4亿，加上常住农民工，如果3人算一户的话，城镇共计有24370万个家庭。共计10343万城镇常住家庭在城市中没有自己的住宅，城镇常住居民拥有自己住宅的比率为57.55%。农业转移进来的常住人口中有自己房子的只有57.55%，加上城里也没有房子的加起来，42.45%的城镇常住人员没有自己的房子。
拥有1.4亿个城镇家庭，平均有2.36套住宅。以后还有独生子女继承，使城镇人口中的住宅的多套和不均问题更加恶化。
2013年12月全国住宅销售面积来看，全国商品住宅均价6237元。2013年农村人均纯收入为8896元，城镇农民月工资收入为2609元。假定农民工家庭全部转移入城镇，按照4人每户购房，城镇农民工假定每户二人工作，供养一老一小，不吃不喝17.53年才能购一套房子。如果城里居民家庭是两口子，要买一套房子，要接近10年。也就是说大部分进城农民买不起城市的住宅，他们没有公积金，住房贷款也很麻烦，也没有什么抵押资产。再一个看病这些要比城里人贵，没有社保，还有孩子上学方面。从这些综合考虑农民几乎在城里买不起住宅。
城市化率到底会达到多少？我们现在不是期望于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吗？那么农民都买不起房子，进来打个工，中老年就回农村了。我们现在城市化的结果是一批又一批的农民工，在青壮年到城镇中务工，中老年时不得不回到农村，所谓几亿农民人口城市化将带来巨额的住宅刚性需求，可能不太现实。我估计这是一个泡沫，从现在这个购买力，现有这个土地政策，房价等等来看基本上是一个乌托邦，最终会化成泡影。
现在老一代的农民工，钱存起来主要是为了孩子到城里上学，除了自己基本生活费用以外，一个家里看看能不能把房子收拾收拾，剩下的就是自己子女到大学和中学、高中的上学支出，实际这个消费没有在农村，实际转移到城市了。
老年农民积蓄已经不多，甚至可能是负债，在农村中老年人体力衰竭，收入相当微薄，而政府的保障水平又很低，其消费水平要远远低于城镇中的老年人。
中国农民工原来叫年度之间流动，现在变成了青年到老年的循环流动，青年从农村跑出来了，老年不得不又跑回到自己的村子和住宅，享受不了城市的文明，因为这一块的塌陷非常大的，比如城里的老年人消费额是100的话，我估计农村这些老年人消费额也就相当于城里老年人的20%或者30%。就是说本来这些人应该到城里100%消费，现在老了要回农村去，回去没有那么多收入，最后他的消费只是城里老年人的1/5，1/4，顶多1/3，消费额是一个巨大塌陷区，在未来的农村有几亿人口的塌陷区。增长的陷阱就是说一个是人口增长引起他消费的下降，再一个老年又回农村导致消费的塌陷。
我正在做一些模型，数据的验证正在做，做一篇学术论文发表，但是我觉得我应当把我的一些思路今天讲出来，我觉得我这个图是最关键的，塌陷机理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人口增长和流动的自己的自动调节的机制，但是，我们又加了政府强力干预。
一是对人口的增长和年龄结构发生的作用，与韩国、中国台湾相比急剧下降。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在城市里，现在这些老年人在农村里，他永远回不到城市了，老死乡村，至多在镇上，县城里，形成了老年巨额人口的回流和塌陷。
二是对人口的城乡流动进行了管制，先是无法顺利进来，后是土地制度和土地财政导致的收入低下和高房价，使其没有能力进来。农民的手里没有多少钱，没有买房的能力，没有创业的能力。但是政府把这个地又搞成这样高的价格，最后他根本买不起。至多有的农民，到建制镇，或者县城买房。这就这样的农民工人口，比例可能也不高，在20%左右。
青年出来，中老年回去，年度的钟摆式流动，成了青年到老年在城乡之间的钟摆式流动。留守儿童到20岁左右全跑出来，到50岁、60岁没有房子大部分又得回去，这是中国特有的城市化。像印度、拉美是贫民窟的城市化。韩国和日本、中国台湾平均分配了土地，农民有比较好的收入，它可以做买卖，办个小餐馆、小加工厂、小酒店，有收入以后他到城里可以买房子，或者他的地卖了以后足够买房子。我们的农民现在买不起房子，土地财产权制度、征地制度、卖地制度、土地财政、高房价等等使农民根本买不起房子，至多有一小部分买镇上的房子。
经济学上的一个政策含义是什么呢？就是第一阶段，人口的增长率从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转到高生育率、低死亡率；第二阶段，人口高增长率或者叫人口爆炸；第三阶段，从工业化、城镇化自然过渡到低生育率，低人口增长率，低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有内在的调节机制，就是人口的抚养成本以及职场的竞争等等这些机制来调节。你想生5个孩子，养不起了，最后一想，一核算，养两个吧，有的也不结婚了，或者是30岁才生孩子，加上现在的环境污染，有许多想生都生不出来的人群。自然规律是非常厉害的，如果发展过程中政府强加了一个强制措施使它下滑，它在高增长阶段下滑速度非常厉害。我觉得这个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林毅夫也奇怪，常住人口才50%多，真正的城市化才30%多，根本就没有象台湾和韩国达到80%，怎么高增长就结束了？而且刘世锦那个说法，如果按照韩国、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城市化比较，说法也是讲不通的，但是经济高速增长它比台湾和韩国短了10到14年，但是真的就提前结束了。
城里的人可能买了两三套房子，但农民没进来，我觉得就是这个原因，现在农民能进来吗？大部分还是进不来。现有土地政策，房价政策，户籍政策，社保政策，主要是房子和户籍政策。想让农民买房，首先要保证他有钱，第二要保证他可以随便买房子，其他象孩子教育之类的以后再说，但是这两个门槛他进不来，哪里来的工业化？我觉得中断主要是发生在这儿。为什么李嘉诚撤退了，现在房子过剩了。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媒体说，房屋信贷政策放宽后，销量会爆发式增长，房价还会上升，我认为是不靠谱。巨额的过剩数字，农民买不起房的数字在那儿摆着呢，怎么能够涨起来呢？还得收房产税，怎么可以涨起来呢？
比如外国人如果炒中国的房子可以涨起来，李嘉诚这种人都撤退了，肯定是算过。我希望把今天的这个数字能够发表出来。我今天第一次把这个观点说出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事儿。
我这个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人口增长和流动过去非得要管的这种政策已经造成经济增长的下行，目前已经回天无力了。这是一种灾难。就是说现在即使告诉所有的人——你们随便生吧，计划生育不搞了。第一生不生，这是一个问题；第二能不能生出来；第三即使生了，眼前只是增加奶粉、妇幼医院这些需求，其他需求没有。等他工作是20岁了，20年这个劳动力供给启动，劳动力年轻化得20到40年以后，劳动力供给推动经济发展。即使明天全部放开也得20年以后，想要劳动力推动经济增长20年以后才能发生作用。等他开始买房子，还得最少35到45年以后。
我建立了一些模型，包括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包括人口流动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有一个博士生，正在填数据进行计算。如果这个验证确实是对的，因人口多和不让人口迁移实行的人口管制，导致的经济增长下行这一因果趋势已经回天无力了。还想用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速度，我分析了一遍，结论是作用已经不大了，我很悲观。这是一个已经无法改变的结果。
第二是在中国，我觉得我们这么些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包括我在内，几十年前没有给中央一个正确的政策研究，数据的模拟，特别把人口下行对经济有什么影响这类的问题讲清楚。我们这些人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和失职。计划生育是1970年开始，1982年进入宪法，1992年人口生育率降到了非常低但还实行计划生育法。而对人口流动的管制，至今，还没有彻底的放开。说明我们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工作上对整个民族都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当时想平衡人口、就业、资源、生态环境等关系，没有考虑到未来的人口增长自动下降规律，没有考虑到农村会发生如此大的消费塌陷，所以我们走错了路。
研究这一内在问题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告诉现在发展中国家一定不能再重蹈中国这种错误，否则会遭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报复。
怎么补救这个失误呢？
第一个补救：为了民族长远的利益，不至于最长远看民族消亡，尽快放开人口的计划生育管制，可能还要变为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尽快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让农民有财产性收益；发展城镇和小城市，严密控制这些地方的地价和房价，不使农民工收入和房价比扭曲，鼓励农民到集镇和县城买房。
第二个补救办法：鼓励创业发展小企业，我们现在人口政策造成了农村人口未强先衰，未富先老和消费在农村中的塌陷，其所决定的增长下行在很大程度上结果会是无力回天。
增长的动力是什么呢，通过体制改革，鼓励创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增加中等收入人口，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扩大“居民收入—支出—消费”流程的流量。
最近讲的这些草根创业，改革工商体制这些，政策上减税费、减审批、制度创新的供给政策。必须改善流程，改善居民收入支出这个流程。
第三个补救办法：教育、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创新战略。科技、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素质，增加人力资本，对经济支撑力这一块提高人口素质，鼓励人力资本回流国内，我觉得非常重要。再一个就是创新，特别是颠覆性的技术，可能会平衡人口下行、老化和城乡结构紊乱的现有结构。这个人身体不行了，或者是体弱多病，怎么给你弄点营养，增强你的体力，科技创新实际起这个作用，只能用这个补救。互联网、能源、淡水技术等等方面有重大突破，来推动经济增长。
第四个补救办法：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战略。除了从制造业大国转向制造业强国外，堵住漏逃、防止挤出。我们江浙这一带的私营企业家70%多都移民了，自己移民，产业移出，资金转走。很多是在国外投资超市，加油站，餐馆，中国的钱出去投资这些和中国产业经济一点关联没有，对中国增长一点作用没有。澳大利亚又对中国人到澳大利亚投资放宽政策了，这些投资出去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什么用？没有用而且是大量的资金流出。我们统计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要远小于实际中国对外经济投资，因为好多投资从地下钱庄走，没有从统计上来的那个渠道走，如果那个钱拿到中国投资，你会怎么样？防止挤出，就是说国内理论和政策一定要稳，这些民营企业家要安心，它要是有剥削，或者是黑煤窑、黑砖厂，按照法律解决它。你不能说它是私营企业，搞剥削或者是私有化的后果就不行，最后私营企业家、产业和资金都跑到国外了，跑了对你没有什么好处？我们能不能停止无谓的一些争论，让这些企业家们安心在中国投资，把钱留在中国消费，留在中国投资，不要无产业和利润回流关联地转移到国外。能不能有这么一个理论或者是学术，或者是舆论氛围。为什么天天讲那些东西呢？你还是嫌钱走的不多吗？我觉得不对的，比如他剥削的非常重，用童工，你用法治渠道去管他，他如果赚了钱，他垄断了，欺诈了，按法律进行管理，他剥削很厉害，按照这个来管理，最低工资制等等，不能按照阶级、私有化这些理念来处理问题，否则他就逃了，这种情况太多了。我们从经济运行这一块着急，我们研究经济的人对这个事儿很着急，每一次理论争论逃走一批资金。
平衡贸易
我们现在教育，大概每年出去那么多人，留学，每年进来留学多少人，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差额，教育这一块在国外消费、还有旅游，每年一千多亿旅游在外面旅游，国内进来的现在每年还下降，服务贸易逆差很大。为什么政府要把景区圈起来，收门票，而且门票越来越高，花样越来越多，人家在中国旅游还不如到国外旅游成本低，看的还多，还便宜，能不能国家管一下，让我们中国这么多游客能不能不都跑到国外去旅游呢。
食品安全，还有人造景点能不能管一下，老外到这儿来，也要看文化传统，空气好一点他才能进来。要是服务贸易逆差，我们现在食物贸易在下降，该受教育的沉重都跑国外去了，能不能把教育体制改一下？如果教育能够改一下，能不能吸引更多老外到中国教育和消费，而且如果我们的居民在中国享受高等教育和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差不多，就不会往外面跑了？能不能想点办法？教育和旅游消费出去和进来极不平衡。这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
贸易、产业、货币、跨国公司四位一体走出去
走出去一个加油站有什么用？要贸易、产业走出去，跨国公司走出去，货币要走出去，要有一个大的战略来拉动，通过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拉动经济的增长速度。
我想我的研究总的来说是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不放开生育和流动管制，没有体制改革，不鼓励创业，不增加中等收入人数，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居民的消费不能替代三公消费。我们的增长就彻底没有了希望。投资也得顶起来，你得把审批改一改，税费减少一些。现在企业也不敢投了，银行也不敢贷了。国有企业中那么多资产就业了才1900多万人，占全部城镇就业的才0.59%。能不能让民营企业社会投资，再有基础设施用公私合伙的办法，财政部已经有了一个方案。关键是改体制，让民间投资和民间消费要顶起来，顶起来就是政府要少审批，少收钱，放宽。
一定要在科技创新上面有点办法，有点战略。保护知识产权或者提高科研人员收入都行，别搞有一个创新就锁在柜子里，能不能把创新拿出来产业化、市场化，肯定有研发人员研发出来，经济效益到底是国家的？还是学校的？还是他的？怎么分配得有一个办法，才能建设创新型国家。人口这么一折腾，最后折腾的经济增长动力没有了，我们用经济创新的办法把它顶起来，再来一个更高层次的开放。食品贸易，虽然我们转型以后还能上去，但是要用更广阔的眼光看，第一是要把漏掉的贸易逆差堵死。再一个贸易、产业、跨国公司、货币四位一体走出去。我们要有我们的跨国公司，我们人民币要走出去，用这个办法提升经济增长，。上述四个补救措施方面都搞好了，我们可以把我们造成那么大的失误引起的经济下行给弥补回来。非常感谢天和智库学术沙龙以及天和“全媒体”平台的邀请，我今天就讲这么多，我今天是第一次讲这个看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