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原社长戴自更：媒体总要告诉人家一些真相

导读：媒体总要告诉人家一些真相，或者说真理。能够让人家看完报道之后，得到一些什么。

戴自更

1963年生于浙江宁海人，曾任《光明日报》社编辑、驻新疆记者、广东记者站站长。 2003年，《光明日报》与南方报业的《南方都市报》跨地区合办《新京报》（现《新京报》已转归北京市委宣传部管辖）并担任社长。以打造“全媒体内容原创平台”的办报理念推动传统都市报转型。2017年8月，出任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总经理。

戴自更微博自从2019年4月1日停更

【戴自更近年接受媒体访谈时言论集】

我们那一年北大在浙江招30个人，人民大学招20个人，复旦招了35个人吧，我的成绩在整个省里排到前30名，基本上这些学校老师说都能进，我昏头昏脑地就报了。反正离家远一点嘛，那时候就想到离家远点的地方去。

我大学时候比较用功，我们有几个老师说起“中文八一”（班级），总是说“这就是戴自更那个班”，他们觉得我这个人是一个标杆。在他们看来，我这个人特别好、特别用功、也特别淳朴。

1981年刚入学不久，女排世界杯我们赢了。我们一帮同学跑去天安门游行，喊的是“振兴中华”的口号，那时候感觉你的命运跟身边的人、社会和时代是密切相连的。

创办新京报的初衷是办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报纸首先是新闻信息的载体，要还新闻本来的面目。记得当时我跟程益中几个人在楼下印刷车间等着报纸印出来，有一种神圣的仪式感。办报的想法落地了，意味着以前想法的实现和未来即将为它的付出都是有意义的。

新京报确实影响了很多人，但我们绝对不是救世主，中国社会的进程是靠潜移默化影响的，是久久为功的事。

媒体总要告诉人家一些真相，或者说真理。能够让人家看完报道之后，得到一些什么。我之前说燃灯者，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是光，就应该照亮点什么。而不是去为一些不正确、非常识、非理性的东西推波助澜。你得守住常识，讲理性，要能够超脱于利益集团、利益格局之上，能告诉老百姓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我在13周年社庆主题词：我自大道直行，不信邪，不媚俗，不动摇。

自己越发喜欢鲁迅的一句话：“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说：“我愿意担当人梯的角色，让我年轻的同事们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

时代巨变的洪流中，坚守初心，犹如傲骨凌霜。唯有守护最初梦想的毅力和勇气，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

2003年11月11日，我们从永安路106号出发，记录这个国家一点一滴的变化。12年后，我们选择了30人——他们无论身处喧嚣躁动，抑或遭遇时代逆流，均以不变的信念应对万变的困局。

在岁月的年轮中，他们有快意、有消沉，有对酒当歌、有失意彷徨。在一次次的磨砺中，不忘初心，举步向前。

说真话，讲真相，回归常识。

投身这个行业，确实是受到法拉奇等一代新闻人的影响，她的经历让我觉得，记者的职业很崇高，可以改变很多。还有埃德加·斯诺、范长江、获普利策奖的战地记者、调查记者等等，他们去一个地方，告知人们那里发生了什么，真相是什么，这些事件对社会、对个人意味着什么。办报纸的目的，就是告诉人们真相，同时提供进步的、美好的价值判断，就是说真话、讲真相。

在满足大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方面还是有所成绩的，否则也不会有目前的影响力。我听到很多这样的评价——新京报还是中国最好的报纸之一。

最初的想法是办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后来又想要办一份中国最好的报纸。前几天与一位长者交谈，他说媒体应该是一盏灯，这种说法给我启发。媒体确实应该是一盏灯，照亮别人灵魂的灯，给别人以方向的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照明工具，从棉籽油灯、煤油灯，到电灯、LED灯。作为媒体人，我们就是点灯的人。

我们这代人，骨子里还是理想主义者。当然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有多少能耐就做多少事情。尽管现实有时让人很悲观，你看不到自己的努力到底有啥成效，我曾经拿西西弗斯的故事做自嘲。但觉得自己是在做符合良知又力所能及的事，这就够了。

我一直很喜欢鲁迅和王小波的作品。他们身上有浓郁的知识分子情怀，他们敏锐、深刻，对人性的透视，以及不妥协的态度，都是我喜欢的。他们两人都有些“拧巴”，区别是鲁迅更严肃，王小波更诙谐。他们都以批判现实为己任，但本质上是理想主义者。

为了跟光明的领导解释我们要办的是一份什么样的报纸，我从广州背了一个月的南方都市报到北京，厚厚的一摞，我讲了大概，又把报纸分送给他们，最后我也没搞清楚，他们是不是明白了。

我们给自己定了三年规划，办一份主流大报，其实影响力和领先优势在创办不久就显现出来了。

新京报差一点就办不了，最后是中央主管领导拍板定的。这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关乎报纸生死的问题就会冒出来，比如2005年底2006年初、2011年秋、2013年初，都有过类似经历。这些遭际，对别的媒体和媒体人，可能经历一次就很不容易，在我们则是接二连三。

“适度的冲撞”的存在，对促进媒体的生存空间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冲撞”必须有相应的前提条件作保证，否则会招致麻烦。

12年来，新京报成千上万的舆论监督报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没发生一例事故，证明这种冲撞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鼓励我们不断地探索、创新。

得罪人肯定有。因为舆论监督报道，很多人找来，有各种关系，如果都应承，报纸就没法办了。我就给自己定了一条：除了上级主管领导，谁来说情一概不理，这样当然得罪人。中国是人情社会，你不给人家面子，别人当然觉得你不近人情，久而久之朋友来往就少了，不过这样生活也特别简单。等哪天退休了，我挨个去向人道歉，看看能不能得到他们的谅解。

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代价，何况是自己感兴趣、有意义的事。报社这份工作是有些苦、有些抑郁，但也满足了我不少欲望：可以服务社会，可以拥有尊严，可以实现人生价值，当然日常也够养家糊口，我觉得是痛并快乐着。

冯小刚就说过，有了微博，他也可以办报纸了，自己想说什么、怎么说、什么时候说都可以掌控，也不会被媒体误传了。我之前拒绝开微博，不是不喜欢，而是害怕。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历史总是这样不断地向前。遗憾尽管也有，但是这是规律，不能也没必要抗拒，只能迎接。我选择了、努力了、坚持了，和这么多人一起做了一件有价值的事情，这就够了。

不论什么时代，不论什么形式的媒体，有价值的、特别是原创的新闻资讯总是需要的。从这个角度看，做原创内容肯定有前途，现在很多资本选择原创内容，也验证了这一点。当然做原创内容，尤其是做适合互联网传播的原创内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与传统报纸的原创内容有本质上的区别，一篇稿子放在报纸上，可以滥竽充数，在精准阅读的新媒体中，是原形毕露的，其影响力是根据数据来评价的。这方面对我们传统媒体人是巨大的考验。

鲁迅有句话我很喜欢，“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去”。过去12年，作为新京报的掌门人，这是我行为准则的座右铭。我更多的是承担起责任，领着大家义无反顾地去创新、开拓、尝试。遇到挫折了，招呼大家抱团取暖。接下来，我将更多地做好“人梯”，帮助年轻一代媒体人去实现属于他们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