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大哥的日子:拍片不为艺谋,电影再无凯歌
导读:中国电影有两座高峰,《霸王别姬》和《活着》。这两部电影的导演分别是陈凯歌和张艺谋,编剧是同一个人——芦苇。
中国电影有两座高峰,《霸王别姬》和《活着》。这两部电影的导演分别是陈凯歌和张艺谋,编剧是同一个人——芦苇。
将他们集结起来的,是三人共同的大哥:吴天明。
电影是合作的艺术,这几人的合作创造了中国电影的辉煌。后来,大哥离开,几个兄弟各自分散。再度聚首时,大哥瞧不上小弟的“大片”,小弟也不再听大哥的话。中国电影没能再出现一部《霸王别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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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
1971年,二十岁的张艺谋结束农村插队,进入陕西咸阳市棉纺八厂,成为一名纺织工人。他每天把百十斤的原料包扛进车间,再把四层厚的劳动布撕开,干的是纯体力活。
经过几年努力,他被调进织袜车间,才真正从事了点儿创造性工作——每月设计四种新的袜子图案。
张艺谋不甘这种生活,弄起摄影。这是个烧钱的事儿,他卖了血,换来一部相机。女友肖华知道他宝贝那台相机,拿蓝色的劳动布给他做了一个相机包,里面还精心缝了棉花。
张艺谋拍出的相片在工人手中传阅,也不时发表在报刊上。
<年轻时的张艺谋 >
1978年,张艺谋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以下简称北电)。当时摄影系的年龄限制是22岁,28岁的张艺谋超龄被刷掉。他不认,在北京西安跑了几个来回,最终通过肖华的姐夫,把摄影作品递到了文化部部长黄镇手里。黄镇欣赏张艺谋的作品,亲自下了批文:“年龄大了,读四年太长,两年也可以嘛,人才难得。”
接到指示,北电给棉纺厂发了公函,让厂工张艺谋携带户口和粮油关系去北京报道。学校谨遵部长指示,给了张艺谋一个附加文件:“仅同意其旁听两年,而后自谋职业。”
张艺谋要去北京念大学了,女友肖华怕他见了世面就甩了自己,整日不展愁眉。张艺谋说自己不是薄情人,去北京前,先拉着肖华扯了证。
为应付人情礼往,张艺谋买了几打自己出品的尼龙袜子,告别妻子,跨进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门。
与他同时进入北电的大龄考生还有一人——陈凯歌。
陈凯歌出生在艺术世家,父亲是著名导演陈怀皑。初中毕业后,陈凯歌到西双版纳农垦局当工人,砍了几年树。后来当兵转业,去了北京电影洗印厂工作。
陈凯歌文笔极佳,写作文一绝,他想当然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坐进考场,看到考题,陈凯歌满眼发懵,才知道写作文和考北大不是一回事。
多年以后,陈凯歌忘了这个教训,觉得写好作文就能写出好剧本。
考北大失利,陈凯歌报考了北电导演系——因为不考数理化,且年龄限制高(26岁)。
考试时老师问陈凯歌什么是电影节奏,他不知道,但是为了面子硬答一通。第二天收到来信,他被淘汰了。
让陈凯歌意外的是,过两天他又收到一封信,说电影学院扩大招生,让他去参加复试。
进了北京电影学院,陈凯歌问老师,为什么头一轮就把他刷了?老师说:“我原指望你说你不懂啊,你不懂我们就能教你了,你说了那么多我还教你什么呀?”
陈凯歌的“显摆”差点断送他的前途。但他说,如果再来一次,他还得显摆。
< 年轻时的陈凯歌 >
那年入学北京电影学院的还有田壮壮、顾长卫、张军钊、何群、李少红、刘苗苗、彭小莲,他们同为杰出的第五代电影人,只是这些人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在此一笔带过,他日另作详述。
说回正题。1978年,陈凯歌、张艺谋聚首北电,此时的芦苇还在陕西老家待业。
芦苇与张艺谋同年参加工作,但工作第一天上了四个小时班,芦苇就辞职了。辞职原因很简单——不能读书。芦苇回到家,啃了四年老,他终日读契诃夫、罗素、维特根斯坦,忙着解决自己的价值观问题。
街道办干部得知芦苇的情况,深感同情,本着关怀大龄待业青年的人道主义精神,把芦苇塞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西影厂)。此时的吴天明已在西影厂工作多年,即将执导个人第一部影片。
进厂后,芦苇每日颠勺炒菜,干了两年炊事员。直到张艺谋、陈凯歌入学那年,芦苇才被调去美术组,做了绘景。
相比考上北电的张艺谋,芦苇的机遇差了不少,但考上大学的张艺谋过得也并不轻松。
进入电影学院,“厂哥”张艺谋第一次接触外国电影。在屏幕上看到比基尼和直升机的他被震到说不出话来。一回宿舍,张艺谋就迫不及待跟同学谈论。路过的陈凯歌和田壮壮看到,相视一笑,说:“刘姥姥来大观园了。”
张艺谋年纪大,又做了三年农民七年工人,在学校经常被同学嘲笑。遭受“校园霸凌”的他差点打包回了西安。
好在张艺谋是个硬汉,在北电的日子加倍用功,买不起摄影书就生抄20万字。考完试,张艺谋各项成绩都很好,慢慢受到同学敬重。
曾嘲笑过张艺谋的陈凯歌在摄影展上看到他的作品,觉得此人不是等闲之辈,心里生出几分敬意。
两年过去,别的同学正读大二,特批入学的张艺谋却面临着学业中断。他难过,跑去隔壁导演系找田壮壮诉苦:“哥们儿这一走,可能就回不来了。”
所幸电影学院给了机会,张艺谋及时转正,念完了大学四年。拍摄毕业作品时,张艺谋加入田壮壮导演的《红象》剧组,去云南拍片。
< 张艺谋(右四)拍摄毕业作品 >
后来拍出《大宅门》的导演郭宝昌看到这部片子时惊了:“我操,看到那画面我就傻了,中国他妈的要出大师了!”
从云南回到北影,张艺谋和陈凯歌一起看了《红象》的样片。陈凯歌评价不错,张艺谋却未觉满意。
陈凯歌对张艺谋说:“八二届153个同学,有一点数你最强烈——心比天高。”
临近毕业,学校老师说,可千万别觉得自己了不起,毕业进了厂子,不熬上十几二十年谁也别想掌机。
张艺谋算了算年纪,感觉前途又灰暗起来。
相聚
1982年,北电78级毕业,根正苗红的田壮壮进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北影),陈凯歌进了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顾长卫去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受“非正常入学”的影响,张艺谋被分配去了广西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广影)。
80年代动乱结束,百废待兴,人们对文艺生活来者不拒,谈恋爱都要拿一本尼采、弗洛伊德。
拜新风潮所赐,加上广影厂长韦必达赏识,张艺谋刚毕业就担任摄影,掌机拍摄《一个和八个》。
几个人向厂长表决心,剃了光头要拍好电影。一伙人坐火车去拍摄地时,还被警察误认为是流氓团伙给抓了。
< 《一个和八个》 >
《一个和八个》拍摄完成,第五代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问世。
1983年,广影看中了西影的剧本《黄土地》,准备筹拍。摄影敲定了陕西人张艺谋。导演一时没有合适人选,张艺谋推荐了同学陈凯歌。
彼时陈凯歌在北京,但不像张艺谋在广西厂受重用。厂里前辈林立,轮不到陈凯歌发挥。广影惜才,花四倍工资把陈凯歌从北京借调出来。
广影厂长踌躇满志,派遣得意人选奔赴西安,等候他们凯旋,却不知此行是“放羊入虎口”。
1983年10月,43岁的吴天明出任西影厂长。那时西影影片拷贝发行量全国倒数第一,全国上座率最高的10部影片没有一部出自西影。许多西影厂的职工去北京出差,都把胶片筒上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几个字朝里贴着裤脚,生怕丢人。
出任厂长前,吴天明已经是成名的导演,以脾气火爆著称,见到不称职的领导就直怼,在厂里树敌无数。有次一句话差点把领导怼哭了:“我不当领导还能做导演,你不当领导什么也干不了。”
出任厂长后,吴天明悄悄地对身边人说:“兄弟,以后西影厂是咱们的天下了。”
接手时,西影厂里的干部平均年龄50岁,厂子管理混乱,士气低下。吴天明召集全厂职工开会,当天,厂里所有中层干部就地免职,空出的职位全部让给年轻人。
求贤若渴的吴天明,正赶上广影将张艺谋、陈凯歌拱手送上。
< 拍《黄土地》时的张艺谋陈凯歌 >
来到黄土高原选景的陈凯歌、张艺谋没了盘缠,车也坏了,饿着肚子拄着拐棍走到西影,投奔吴天明。吴天明给了几人两千块钱,又安排食宿,协调出一辆吉普供他们采风。
改变中国电影格局的力量首次在西影聚齐。
有人说,中国电影的辉煌始于1983年。确实,这一年“电影教父”吴天明出任厂长,张艺谋与陈凯歌双峰聚首,拍的是震惊世界的《黄土地》。
在中国电影的高光时刻,未来的第一编剧芦苇却因流氓罪“进去了”。
那会儿正是严打时期,芦苇“顶风作案”,参与地下舞会,和陌生女人跳贴面舞。组织舞会的女老大马燕秦先一步被枪毙,曾参与跳舞的人也被列上抓捕名单。8月中旬,警察封了街,开始抓人。
得到风声的人都跑了,芦苇错误地估计形势,觉得跳跳舞犯不着逃跑。他一人坐在宿舍进行思想斗争:是自首呢,还是跑呢?没等他想明白,公安已经进了屋。
芦苇一身劳动布工装,长相也朴素,咋看不像跳舞的,公安连问好几声:“你就是?”芦苇生怕长官否定了他的艺术气质,连连点头,说是我是我,我就是跳舞的。
芦苇被带走了,在里面蹲了11个月。
< “严打”时期公告 >
世间福祸难料。出了监狱,芦苇成了名人,十里八村的文艺青年都敬他一声哥。甚至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这段牢狱之灾始终隐隐发挥着余热。
芦苇出狱时,《黄土地》已经拍完了,陈凯歌被北影厂当宝贝一样捧了回去。陈凯歌原本是北京人,留不住,吴天明把挖人的心思全放在了张艺谋身上。
毕业时张艺谋一心想来西影厂,无奈当时厂长不是吴天明,挑人时没要他。错失张艺谋成为吴天明最大的遗憾,看完《黄土地》,他决计要把张艺谋留下。
吴天明拍《人生》的时候就想找张艺谋来做摄影师,但张艺谋在广影拍戏,吴天明憋着没拆广影的台。拍《老井》时,吴天明跟张艺谋说:“你必须来帮我,你来做摄影,咱们一块把这个戏弄好,弄完以后你爱到哪去到哪去。”
嘴上是这么说,但吴天明一心还是想把张艺谋弄到西影来。
第一步,就是把张艺谋的老婆肖华弄进厂。没地方交割,就放在宣发处当资料编辑,那种编辑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好几个吴天明想弄来的文人的老婆都在宣发处,路遥的老婆也在。
为了张艺谋,吴天明和广影结了梁子。
< 张艺谋与吴天明 >
1983年底,《一个和八个》被当做“精神污染”的典型批判,广影厂长韦必达站出来力挺年轻人:“对青年人要关心爱护,如有错误我厂长负责。”1984年7月,《黄土地》送审时遭电影局领导无端指责,韦必达又去和领导争吵。
因为这两部电影,韦必达被调离一线,广影由高厂长接任。
张艺谋给老厂长韦必达写信说:“也许,我们将来可能成为艺术大师、名人,但我们永远记得当我们年轻时,我们是怎样起步,有人曾小心翼翼地搀扶我们……我们也有年迈花甲之时,但我们会想起我们的《一个和八个》,我们的《黄土地》,我们的广西厂厂长……”
韦必达离任,吴天明点名向广影要张艺谋。接任的高厂长打死不愿意,说当时张艺谋一心想到西影厂你们不要人家,我们广西厂这么穷的小厂,把凯歌、何平他们八个人都要了,你们看人家现在成了气候,眼馋了。
有一次开创作会,西影宣发处处长柏雨果(张艺谋老婆与路遥老婆的上司)和高厂长碰了面。开完会,高厂长说:“柏处长,你回头跟你们吴厂长捎个话。”柏雨果问捎啥。高厂长说:“你告诉吴天明,他很无耻,很不要脸!”
吴天明不在意这些细节。对新人的任用让他不亦乐乎,他给顾长卫分了房子,保着黄建新拍了《黑炮事件》。厂里的年轻人如鱼得水,老员工愁云惨淡。
一位厂里的老员工找到吴天明,一进门噗通就跪下了,说自己一辈子没拍电影,马上要退休了,求吴厂长给个机会。吴天明知道他才华平庸,也给他跪了下去,说你一辈子没拍,也不差这几年了,还是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吧。两人跪在地上对视好几分钟,老员工自知遇见了狠角色,起身悻悻离开。
西影厂里一部分人在吴天明的保护下奋勇向前,另一部分人天天告状,想尽办法让他下马。调查组来了三波,还好调查结果一致——吴天明功大于过。
十年动乱结束,第四代导演正准备施展抱负时,第五代导演却迅速崛起。用张艺谋的话说,“第四代导演在我们刚刚起步的时候,基本上就被我们拍死在沙滩上”。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电影厂厂长能够决定电影人的命运。吴天明没有打压新人,反倒是给了他们最大的支持。
吴天明上任两年,西影厂影片的拷贝发行量由全国最末跃至第一,利润翻了两番。上海发出“西望长安”的惊叹,北京则传出“中国电影的希望在西北”的呼声。
愿为大哥肝脑涂地
1985年,陈凯歌拍出《孩子王》。吴天明对张艺谋说,咱还拍啥,差得太远了。张艺谋触动很深,也想着和陈凯歌较一把劲。
此时张艺谋应约回到西影,帮吴天明拍摄《老井》。
吴天明派张艺谋和几个人去选角。现场乌泱泱来了几千个人,张艺谋和他们一一握手。回到宾馆洗手,洗出几大盆黑水,男主角还是没有着落。
吴天明想来想去,只有张艺谋当过农民,又有那股劲头,决定男主就是他了。张艺谋懵了。“头儿,我没学过表演啊。”
但张艺谋知道这是一次机会,答应下来。
接下任务后,张艺谋每天抗着上百斤的石板,走十几里山路。为了让皮肤粗糙,一有时间他就抓两把砂土放在手里来回搓。拍井下被埋那场戏之前,为表现出奄奄一息的感觉,他3天没有吃饭。
当年,张艺谋拿血换了一台相机,1985年,又拿命换了一个东京电影节影帝。
< 张艺谋与吴天明拍摄《老井》 >
后来,吴天明顶着一片骂声,破格提拔摄影师张艺谋为导演,投资他拍电影《红高粱》。吴天明说:“这样一个拿命拼的人,我有什么不放心?”
拍摄《红高粱》时,张艺谋带队去了高密,一看傻了眼——高密已经几十年没种过高粱了。那会儿正是种高粱的时候,再晚就来不及了。可项目还没批下来,张艺谋慌了。
吴天明得到消息,说这要是晚了就完㞗了。他火速从每个部门要了钱,给张艺谋打过去三万多,让他赶紧拿去种高粱,“出了事我担着”。
张艺谋拍完《红高粱》说了一句:“愿为天明,肝脑涂地。”
< 拍红高粱时的张艺谋、巩俐、顾长卫 >
拍完《红高粱》,张艺谋和还在上大学的巩俐走到了一起。莫言说:“张艺谋和巩俐不是绯闻那么简单。”
1987年,中影公司举办第一届电影展,因为与西影有矛盾,陈凯歌的《孩子王》受到牵连,未被列入展出名单。
吴天明租了放映室,找人用英文写了海报,说明《孩子王》的放映时间、地点。中影不让贴,吴天明就自己举着海报去外宾桌前转。工作人员撵他好几回,宣传处长柏雨果拿着相机,想着谁打吴天明就拍谁。所幸那天没有发生冲突,《孩子王》的电影拷贝卖了14个国家,成为影展的“销售冠军”。
陈凯歌说:“我这一辈子都不做对不起吴天明的事。”
《孩子王》《红高粱》先后问世,在国际上斩获大奖,此时的芦苇还在美术部做绘景。赶上西影正让周晓文拍《最后的疯狂》,芦苇看到剧本,说写的太烂,自己写都比这强。
周晓文给了机会,让芦苇改写剧本。《最后的疯狂》上映,成为1988年的票房冠军,获得当年金鸡奖特别奖。
吴天明把芦苇和周晓文叫进办公室,说:“你们俩负责挣钱,挣了钱我来搞艺术。”芦苇被破格提拔做了编剧。
文学部的人不服,找吴天明打小报告,说芦苇连美术都不是,一破绘景的凭什么来写剧本,编剧尊严何在?吴天明回他:“你告别人的状我都管,芦苇我管不了,他以前蹲过号子知道吗?是混黑道的。不怕死你自己找他说。”
打小报告的人傻了,再也没提这茬。
在大哥吴天明的提携下,几个年轻人迅猛成长起来。
中国要出大师了。
合力
80年代末,芦苇为《双旗镇刀客》做了大纲,陈凯歌拍了他心心念念的《边走边唱》,张艺谋却接了一部商业电影,做了演员。
< 《古今大战秦俑情》 >
拍出《红高粱》的张艺谋根本看不起商业电影,演完就走了,连后期配音都没去。但当时他在闹婚变,所有人都在讨论他和巩俐,骂他是陈世美。刚好老板找他和巩俐共同出演,给了两人一个相处空间。
1990年10月,张艺谋与妻子肖华离婚,后来主动承担起妻子的生活费用。
1991年,张艺谋执导,巩俐主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张艺谋拉住芦苇,彻夜在酒店讨论这部电影的失误,巩俐不时端来茶点。两个人总结出三十多条缺点,说还能做的更好。
获得成功后还能细数长短,芦苇觉得,张艺谋前途无量。
那时徐枫拿着李碧华的小说《霸王别姬》找到陈凯歌,想让他翻拍成电影。陈凯歌找来芦苇商量剧本。
< 陈凯歌与芦苇 >
芦苇说《霸王别姬》是个二流小说,无非男女情爱,格局不大。陈凯歌说芦苇评价太高,依他看无非是个三流小说。芦苇不知陈凯歌功力几何,被他的话镇住了。
恰好那时陈凯歌的《边走边唱》上映,芦苇和李碧华也当了观众。电影放映结束,现场叫好声一片。芦苇却私下和李碧华说:“我是边看边想,想他到底要说啥,看完也没想明白。”李碧华偷笑说:“我是边看边睡。”
看完这部电影,芦苇做了一个结论:陈凯歌做导演可以,千万不能让他碰剧本。
芦苇说如果找他改编剧本,陈凯歌可以提意见,有问题可以商量着修改,但剧本一个字也不许碰。陈凯歌爽快答应,说:“那太好了,我省事了。”
编剧导演确定,剧组预算充足,准备挑选最好的演员。剧本初稿尚未完成时,陈凯歌与张国荣在香港文华酒店咖啡厅见面,向他讲述这个故事。
陈凯歌不知道张国荣能明白多少,只是疯狂讲着。讲完张国荣站起来和他握手,说:“谢谢你给我讲的故事,我就是程蝶衣。”
陈凯歌回忆说:“这是一个令人汗毛直立的瞬间。这样的经验只有这一次。”
< 张国荣与陈凯歌 >
剧本进展飞快,陈凯歌不时向芦苇抛出问题,芦苇作答,两人有来有回,像运动员一样。剧本完成,发给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把老爷子看哭了。陈凯歌抱住芦苇,说太精彩了。
由于剧本出色,精彩程度远超原著,李碧华把电影情节加进了自己的小说。
芦苇知道剧本铁定过不了审查,找陈凯歌商量,说要么送假剧本过审,要么这片儿干脆别拍,没劲。陈凯歌考虑一天,决定按芦苇说的做,出了事他俩担着。
芦苇花五天时间写了一个假本子,不出所料,顺利过审。假剧本平平无奇,审查人员纳闷,问陈凯歌这么无聊的故事有什么好拍的。陈凯歌打马虎眼,说自己就想拍这个。
电影找来张国荣、葛优、巩俐、张丰毅助阵,顾长卫担当摄影。拍完,芦苇找张艺谋来看。张艺谋评价说这是学好莱坞学得最像的电影。那会儿好莱坞是个贬义词,张艺谋一句话把芦苇和陈凯歌气得够呛。
< 芦苇与张国荣 >
拍摄时,芦苇对张国荣说:“我已经在戏里(借袁四爷)调戏过你了。”回到香港,张国荣寄给芦苇一个精美的台历,上面写着“送给我心中永远的四爷”。
一群最出色的电影人,加上最佳状态。《霸王别姬》尚未出世,已然注定是巅峰。
1994年,《霸王别姬》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
电影获奖后,芦苇约陈凯歌一起讨论电影中的缺点,陈凯歌说一定一定。可二十几年过去,芦苇仍未如愿。
《霸王别姬》成名,张艺谋紧跟其后,向余华要了《活着》的小说版权,找芦苇改编剧本。《活着》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葛优凭借福贵的角色拿了戛纳影帝。
芦苇后来说:“我很幸运,跟张艺谋、陈凯歌合作的时候,正是他们处于艺术上最纯洁的阶段,那时候我坠入幻境,觉得我们终于起步了。可我没想到,那竟是我们这一代的终点。”
分散
九十年代初,第五代电影人合作缔造了两部电影高峰,而将他们集结起来的吴天明却陷入人生谷底,错过了中国电影最好的几年。
1989年5月,吴天明远赴美国交流讲学。一个月后,他因一场采访卷进风波,被西影扫地出门。原本计划一个月的行程无限期延迟。
那时吴天明的女儿在美国念书,两人相依为命。为谋生计,他们包饺子卖给朋友,又开了一家音像店。
蒋雯丽、顾长卫去美国时,与吴天明一起在洛杉矶钓鱼。男人们先讲黄段子后讲电影,然后便望着粼粼波光,陷入无尽的沉默。
一别五年,1994年,吴天明终于辗转回到国内。
西影厂的辉煌已不复存在,许多曾被吴天明提携过的人,在公开场合见了他灰溜溜离开。有人以为他再也不会回国,把厂里的呆账和坏账都算到了他一个人身上。
吴天明回国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变脸》,没有一线演员敢接演。电视台跟踪拍摄的纪录片也被打入冷宫,不准亮相。
1996年,《变脸》在国外获了三十多个奖项,但在国内几乎看不到什么宣传。当然,即便没有政策原因,这部主打传统价值的电影也难有票房。
大哥离开的日子里,一切都隐隐发生了变化。
《霸王别姬》之后,陈凯歌邀请芦苇做电影《风月》的编剧。芦苇查了资料,发现故事只是源于坊间只言片语,没有真实历史依托。他说没有真实感的故事不会精彩,陈凯歌不信,两人不欢而散。从这里开始,陈凯歌的喜好一步步走向了魔幻题材。
1999年,陈凯歌写《荆轲刺秦王》时没有联系芦苇。但芦苇喜欢这个题材,兴冲冲找来,说不放心剧本的话我帮你写,咱们再合作。陈凯歌回了一句:“我放心得很,我自己写的。”
芦苇一肚子话全被憋了回去。
后来姜文和陈凯歌的副手张进战谈事时,说《荆轲刺秦王》的剧本有很大问题。张进战不放心,让芦苇把关剧本。芦苇写了一个条子,提了二十多条剧作硬伤。陈凯歌说拍摄时注意,但仍然对剧本十分满意。
芦苇直言,《霸王别姬》之后,陈凯歌开始自满:“他的创作状态在这之前和之后是判若两人的。当时他很有激情,判断力很敏锐,之后多的是精细筹算与自负自满,而品格的灵气却离他远去了。”
2002年,曾经看不起商业片的张艺谋拍了《英雄》。影片投资3000万美金,国际票房1.7亿美金(14亿人民币)。《英雄》国内票房达到2.5亿,占据当年全国票房四分之一。中国电影进入“大片时代”。
< 《英雄》 >
2005年,陈凯歌也加入大片队伍,写了《无极》的剧本。剧本完成后,他非常自信,坚定地说这是个好剧本。
《无极》投资两亿人民币,创造了当时的单日票房纪录。电影上映没几天,口碑扑街,所有风头都被恶搞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抢走了,一向文雅的陈凯歌失了风度,大骂其无耻。
陈凯歌最受不了的,就是有人质疑他的编剧能力。
2006年,张艺谋找芦苇探讨《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剧本。讨论了八天,芦苇说剧本问题很大。张艺谋不以为然,说:“就凭张艺谋、巩俐、周润发、周杰伦这四个名字,两亿票房,芦苇你信不信?”
当年那个细数影片功过的张艺谋已经不复存在了。
《满城尽带黄金甲》投资3.6亿,动用了两万名群众演员。这之后,王朔给了张艺谋一个评价:搞装修的。
芦苇说:
“中国导演中没有天才,组合好了,互相激发出创作力,各自贡献优势,就成了。反之,十有九败。”
< 张艺谋与芦苇 >
造就辉煌的三人再难聚首,芦苇开始与其他导演合作。
2006年,吴宇森找芦苇写了《赤壁》的剧本。芦苇翻阅资料,用剧本重建三国。最终,剧本没有采用,吴宇森亲自操刀,片中小乔对马喊的那句“萌萌,站起来”就出自他手。
电影拍的是宏大历史,观众却在电影院频繁笑场。芦苇说一部史诗被吴宇森拍成了卡通片。
与王全安合作的《白鹿原》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芦苇花五年时间写了七稿,临到开拍,王全安把芦苇的剧本否了,自己花16天时间写了一个新的。
厚重的现实史诗被拍成了一部伪情色电影。芦苇看到成片,强烈要求把自己的编剧署名拿掉。
后来,芦苇出了一本与好友的谈话录,在书里把合作过的导演挨个数落了一遍。陆川看完书感叹到:
“芦苇真敢说实话啊。我看完书就想,他这将来是不想混了吧!”
芦苇想不想混已经不重要了,时代早已没了他的位置。当然,他并不孤独,与他同样失意的还有大哥吴天明。
归国十年,吴天明只拍了两三部电影。与政策无关,单纯是因为他想拍的没人看,有人看的他不想拍。张艺谋说:“我们还能庸俗一下,拍点商业片,他们那一代做不下去,他(吴天明)心里过不去这道坎。他的纯粹使他无法通融,对此他很痛苦。”
自己壮志未酬,又眼看曾经一手提携的兄弟拍起了《无极》和《黄金甲》,吴天明终于还是怒了。
“中国的编剧导演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要把观众带到什么地方去?”
“我问张艺谋,《三枪拍案惊奇》你想告诉人什么?!”
< 《三枪拍案惊奇》 >
有记者把吴天明的话带给张艺谋。张艺谋恭谦回应:“中国电影正是被票房绑架的年代。我们要试水,要两条腿走路。这些吴天明导演都看在眼里。半年前我和他见过一面,我们谈了很多,他不谈我最近十几年的作品,我知道他一直看不上。”
两人的会面被狗仔偷拍,隔天报纸发了新闻,标题是:张艺谋私会煤老板,预谋下部作品。
年轻的记者已经不认识吴天明了,把身材矮壮的他当成了煤老板。
新的时代里,大哥吴天明已经成为过去式。
永远的大哥
2012年,吴天明拍摄了导演生涯最后一部电影《百鸟朝凤》,讲的是两代唢呐人传艺的故事。
焦三爷把衣钵传给了徒弟谢天鸣。片尾,天鸣(天明同音)在焦三爷坟前,吹了一曲《百鸟朝凤》,送师傅上路。
修改剧本时,吴天明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个多月,期间时常痛哭流涕。陈凯歌看出吴天明的心思,说他拍这片是“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2014年2月,《百鸟朝凤》完成最后精剪。电影拍摄顺利,后期也没有遇到资金的困难。但进入发行上映环节时遇见了问题,大多数发行公司的意见是:“这片子拍得很好,但是不知道怎么卖。”
2月12日,吴天明拉着好友郑洞天(第四代导演)去电影院看了两部“大IP”电影,想紧跟时代,看看什么样的电影可以一天票房过亿。
看完电影,吴天明问郑洞天,这两部电影是怎么回事。郑洞天皱着眉头,半天说不出来。
还好他们看的不是《前任3》,否则看到韩庚抠屁眼闻手还能有19亿票房,更想不明白了。
这次观影之后一个月,吴天明突发心梗去世。
张艺谋、陈凯歌、芦苇、田壮壮、顾长卫、黄建新、谢飞、郑洞天、蒋雯丽等第五代影人赶来参加他的追思会。
吴天明女儿说,父亲手机里存着一条短信,是发给某发行公司老总的。
“请您看看这部片子,帮我出出主意,怎么样可以发(行)。”
曾经傲视群雄的吴天明不得不在市场面前软下身段。然而这条短信依然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追悼会上,导演郑洞天说:
“他(吴天明)一直希望看到艺谋和凯歌再次拿出《活着》、《霸王别姬》这样的作品,可惜他没看到。”
十几年来,吴天明一直看不上张艺谋的片子。张艺谋说:
“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归来》做好了,请头儿看一下,希望听到他的一些看法,我很在意他。”
可惜,一切都来不及了。
吴天明去世后,成都报社的记者打电话给郑洞天,问他有什么可回忆的,最好有点儿“料”。郑洞天让他回去翻翻1985年5月份成都的报纸。
1985年5月27日,成都举行百花奖,那天刚开会就下起大雨。散会后,没人离场,四川大学一万两千名师生披着雨衣、顶着草帽站在雨中看完了那届最佳故事片——吴天明的《人生》。
电影放完,学生们自发地高喊“人生万岁”、“电影万岁”,甚至还有“吴天明万岁”。
谢飞导演说:“最伟大的电影莫过于此,一万两千人站在雨里看电影节!”
三十一年后,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上映。
上映一周,电影票房仅有364万。担任电影宣发的方励视频直播下跪,恳求院线经理为《百鸟朝凤》增加排片。
吴天明曾问过,为什么那样的电影可以一天过亿。葬礼上,第四代导演郑洞天想到了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我们这一代人过时了。”
大哥吴天明的追思会上,第五代电影人再次齐聚。回想起当年的聚义,一切都如梦幻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