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弼士：比胡雪岩还厉害的红顶商人

导读：自唐朝以后，葡萄酒在中国逐渐式微，普及程度远远不及白酒和黄酒，反而让人以为葡萄酒是欧美人的发明。直到清朝末期，张弼士开办了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并荣获国际金奖，才让世人把探寻葡萄酒的目光又转回了中国。

张弼士

孙中山题字

张裕葡萄酿酒公司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期间，中国政府组织代表团赴美，张弼士任团长，黄炎培任秘书。图为张弼士与团员们合影（前排右起第四人为张弼士）。

见 著

早在西汉时期，外交家张骞便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将西域葡萄和葡萄酒引进中原，受到了国人的喜爱。唐朝是中国葡萄酒酿造史上十分辉煌的时期，葡萄酒的酿造从宫廷走向民间，葡萄酒在内地有着较大影响力。尤其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等诗句，更为葡萄酒增添了慷慨悲壮的家国情怀。

但是，自唐朝以后，葡萄酒在中国逐渐式微，普及程度远远不及白酒和黄酒，反而让人以为葡萄酒是欧美人的发明。直到清朝末期，张弼士开办了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并荣获国际金奖，才让世人把探寻葡萄酒的目光又转回了中国。

被称为“中国葡萄酒之父”的张弼士还有着一系列辉煌的头衔，他是著名爱国侨商、客家八贤之一；他是清政府赐予一品顶戴的红顶商人，与他相比，我们所熟知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也只是二品大员；他曾做客白宫，受到过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接见，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在那个时代，世人皆知——南有胡雪岩，北有张弼士。

从学徒工成为华人首富

张弼士，原名肇燮，字弼士，别名振勋，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生于广东大埔黄堂乡。父亲张兰轩是一名乡村塾师兼医生。张弼士跟着父亲读了三年私垫，但因家道贫寒而被迫中止学业，到一家竹器作坊做工。18岁那年，因家乡遭受严重灾荒，张弼士不得不挥泪告别父母和新婚妻子，与那个时代衣食无着的客家青年一样选择了下南洋。

张弼士远走南洋，飘流到印尼巴城，寄食于巴城大埔会馆。经过一位同乡的引荐，进入到一家纸行充当杂工。由于他干活儿利落，头脑灵活，并且读过书，逐渐得到老板的信任，当上了管账先生。几年后，老板将独生女儿许配给了张弼士作偏房，并将全部的生意交给他经营。岳父病逝后，他掌握了全部家产，在巴城另立炉灶，开设了一家代销各国酒类的商行，随后承办当地酒税和承包新加坡典当捐务。之后，又承包了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他采取凌厉的手段挤掉了竞争对手,垄断了两个殖民州的鸦片专卖权。

当时，荷属东印度的殖民者为了开发东南亚的岛屿资源，曾放手让华侨组织垦殖公司，张弼士发现欧洲市场大量需要印尼特色产品，便大力开垦荒芜的土地，大量投资种植业。1866年，他在荷属葛罗巴埠创办了裕和垦殖公司，大规模地开垦荒地，专门种植椰子、咖啡、橡胶、胡椒、茶叶等热带经济作物，并在垦殖区间种杂粮，获取了极大经济效益。1875年，他又在苏门答腊的阿齐创办了新的垦殖公司，1877年在荷属怡厘创办裕兴垦殖公司，1878年在爪哇日里创办笠旺垦殖公司。到1898年，他经营的垦殖业不断扩展，仅其笠旺垦殖公司就投资数百万盾(荷币)，先后开辟了橡胶园8所，拥有雇工万人。

同时，张弼士还把他的企业扩展到了马来西亚，在英属彭亨州文东埠开办东兴公司，开采锡矿，获得了惊人的利润。他还在巴城、亚齐创办了裕昌、广福远洋轮船公司。在日里开办日里银行，专办华侨储兑信贷及侨汇业务，并增设电汇项目，侨眷无不称便。

张弼士善于捕捉市场空白，占领行业先机，又把目光投向房地产方面。那时，许多华侨、华人在种植和经营矿业等方面发达起来，一些从欧洲来印尼淘金的人也赚了不少钱，尤其是荷兰人、英国人特别懂得享受。但当时印尼还比较落后，一般城市的住房都是低矮的茅屋或铁皮屋等。张弼士看到了这一潜在市场，首先在印尼的棉兰和马来亚的槟榔屿风景优美的海滩大兴土木，兴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高档别墅，把印尼的房地产业推向一个高潮，吸引了大量的欧洲和华裔富商。

药材批发生意是张弼士从事商业活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他在新加坡、巴城、香港和广州分别设立药行，在内地采购名贵国药转输至新加坡、巴城，批发销往海内外，并由海外运送西药回国。当时华侨聚集的海外市场，如曼谷、东京、河内、旧金山、纽约、菲律宾、檀香山等地的中药行业都向张弼士的药行订货，形成了一个遍及海内外的庞大药材批发网络。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间，张弼士经营的企业风生水起，涉及印尼、马来西亚的许多重要行业，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获得了惊人的利润。据张弼士的堂侄、交通银行(601328,股吧)总核稽张赞成估计，张弼士早在光绪年间的个人财富就折合白银有8000万两之巨，比清政府当年的财政收入（7000万两白银）还多，比当时江南首富胡雪岩的财产多出5000万两白银，成为富甲南洋的客家侨领、当之无愧的华人首富。

实干兴邦亦官亦商

尽管客居他乡取得了巨额财富，但张弼士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中国人。当时英、荷殖民当局见他在华侨中德高望重，对他可谓礼遇优隆，甚至封官许爵，但张弼士都一一谢绝了。有人问他何故，他说:“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

1892年，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富国之道，途经新加坡，对张弼士振兴实业的看法格外赞赏，回国后极力向大臣李鸿章举荐张弼士。李鸿章对他的经营观念同样赞赏有加，奏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任命张弼士为驻马来亚槟城副领事。从此，张弼士成了名扬海外的“红顶商人”，也开始了他亦官亦商的人生路。

1894年，张弼士升任新加坡总领事，但是这个总领事不那么好当，因为办公经费需要自筹，但张弼士仍然坚持了下去，并积极维护华侨的利益。1898年，李鸿章电召他回国，任命他为粤汉铁路帮办，次年升为总办。1899年其又被委为广东佛山铁路总办。1900年再次负责督办粤汉铁路。同年，黄河决口成灾,清廷召张回国，张弼士归国途中视察了灾区，目睹灾民扶老携幼或弃妻遗子四处奔命，深为祖国同胞遭此大难而忧虑，回南洋募银百万两用于赈灾，清廷赏建“急公好施”牌坊，竖在了他的故乡大埔。1903年，清廷第二次召见张弼士，赏给侍郎衔，以三品京堂候补。次年十月，张弼士第三次被清廷召见，他上书提出了兴办农业、水利、路矿等十二条建议。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赏给他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任命其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并兼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1907年又被任命为督办铁路大臣，管理粤汉铁路。1897年得李鸿章的保荐，参与筹办中国通商银行，任该行总董。

张弼士有志于“实业兴邦”。清廷虽委以重任，但他却看透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便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其子张秩捃还参加了同盟会。当革命党人在海外进行革命秘密活动时，张弼士都给予了秘密援助。张弼士回到新加坡，又通过胡汉民暗中援助了孙中山30万元。辛亥革命爆发，张弼士与张耀轩以南洋中华总商会为基础，并以其本人的名义又捐赠了一笔巨款给孙中山。辛亥革命后，他还捐助给福建民军7万元。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权，张弼士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及南洋宣抚使，后又担任参政院参政，授予二等嘉禾助章。张弼士对当时各派系之间争名夺利互相倾轧非常气愤,因而对参与政事并不热心,而将其主要精力从事实业活动。民国初年，他在担任中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兼南洋劝业会总理时,一面积极组织中国和华侨产品展览，借以推销国货;一面联络海外华侨设立华侨商会，使祖国与海外侨胞的联系进一步加强。1915年4月，袁世凯委派张弼士为中国实业考察团团长，赴美考察。他以古稀之年,率领一个包括铁道、工矿、纺织等方面的官商头面人物的代表团,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等地考察，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接待。

张弼士在亦商亦官的仕途中，看到中国工业设备落后、技术力量缺乏，在坚持“主权自掌，利不外溢”的原则下，购买外国机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开发祖国的实业。

1907年，张弼士接办了粤人谭日章、陈庆昌合办的广西华兴三岔银矿公司，增资数十万，改名宝兴公司,聘请外籍矿师勘测矿区，增购机器，并修筑龙山公路，开采三岔银矿。又在广东创办开建金矿公司。从1910年开始，张弼士聘请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的工程人员，投资数百万元，先后在广东佛山创办了裕益公司，机制砂砖；在广东省城西关彩虹桥创办亚通公司，机制布匹；在惠州平海白沙潮创办福兴玻璃公司，机制玻璃；在雷州遂县地方创办普生公司，机犁量牧，以拖拉机耕耘。张弼士是最早为中国引进农业机械的人。张弼士图谋振兴实业，继续实践他“华人当为祖国效力”的诺言。

兴办酒厂夺得金奖

张弼士在国内创办的企业，以山东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花费的心血最多，声誉也最盛。

1891年，张弼士应新任登、莱、青道尹兼东海关监督盛宣怀之邀，来烟台商讨兴办铁路开发矿山事宜。张谈到准备在烟台创办酿酒公司，盛表示可以赞助。张弼士在烟台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到当地盛产葡萄，气候、环境都很适宜种植葡萄。他当机立断，于1892年开始筹建酒厂。张在国内独资经营的企业，多被冠以“裕”字，这次他又在“裕”字上面冠了张姓，定名为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1894年获得清政府批准。

张弼士建厂酿酒，一抓工艺，二抓原料。他先请人从史书记载中寻找葡萄酒的酿造工艺，结果一无所获，便重返新加坡，聘请了外籍酒师。第一个酒师英人俄粦惜，未曾到职就病故于上海。第二个荷兰籍的酒师是个骗子，被赶走了。第三个酒师是奥地利人哇务。哇务经过调查，认为烟台葡萄品质虽好,但品种不多,建议从欧美引进新品种,建立原料基地。张弼士一面在烟台市郊购得荒山两座，辟山造田，建设葡萄园。一面派人去德、法、意等国购买优良品种葡萄苗120万株，可惜因保护不力，途经印度洋时几乎全部腐烂了。张弼士并不灰心，又一次派人出国购买了120万株。到1906年，终于建成了占地千亩，有124个品种的两座葡萄园。这时，三层楼的厂房也告落成，地下是1976平方米的酒窖，并从国外购进了压榨机、蒸馏机、发酵机、白橡木贮酒桶。

正当张裕筹建就绪，即将进行正式生产时，酒师哇务告老回国。适逢奥地利驻烟台领事拔保宴请张弼士。拔保家世代从事酿酒行业，他父亲是奥地利著名的酿酒师，拔保从小就喜爱酿酒，一直跟着父亲学习酿酒工艺技术，并且在酒厂工作过。张弼士大喜过望，当即同拔保商量，请他来主持张裕酿酒公司的技术工作。拔保见张弼士对发展葡萄酒事业一片痴情，求贤若渴，而且这份工作又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因此当场表示愿意辞去外交职务，重操旧业，助张振勋一臂之力！

经过前后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到1908年，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终于筹备就绪了。

张弼士十分重视产品的质量。他从酿酒原料葡萄抓起，不但从国外引进新品种，而且引进新技术，凡土壤调理、肥料施用、病虫害防治等工作都会有专人负责。待葡萄成熟时，他还对果实的品质进行化验，分类收剪，分别使用，因而大大提高了酒的质量。同时，他还设立了种植技术档案，对不同品种葡萄的生长、结果、收获等情况逐年进行详细记录，作为改进的依据。

在制酒工艺中，酒味醇香的关键环节在于酒的窖藏时间。“陈年老酒，越陈越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张弼士严格规定张裕公司的产品起码得窖藏5年以上才能出厂销售。

同时，他还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以缸瓮藏酒的方法，采用进口的白橡木贮酒桶贮酒；而且借鉴外国的经验，每一年都要给藏酒“转桶”，也就是从一个桶里转到另一个桶里去。在转桶的过程中，将沉淀在底下的结晶体酒石酸除去，使酒色更为清澄。贮酒期越长，转桶的次数越多，酒味自然就越醇香了。尽管这道工序费时费工，但张弼士却坚持不变、一丝不苟，所以张裕公司出产的酒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国内外许多厂家的产品。

张弼士的经营思想是不做一锤子买卖，坚持以价廉物美取胜，打入国际市场。他研究消费者的心理，注意广告艺术，印制了堂皇精致的宣传册，通过华侨广为赠送，以扩大宣传。张裕酒很快便名扬海外，从南洋诸岛销往南亚、加拿大和中美洲一些华侨较多的国家。当时国内的社会上层人物讲究饮茅台(600519,股吧)、汾酒，下层市民习惯喝高粱烧，葡萄酒则很少有人问津。张弼士又致力于在国内打开葡萄酒的销路，除了在报上刊登广告外，还在车站、码头竖立巨幅宣传画，每逢节日都用车拉着装潢别致、引人注目的张裕酒，沿途把小瓶白兰地分赠给行人。公司附设的玻璃厂还专门制作有“烟台张裕酿酒公司敬赠”字样的酒杯、盘碟、分赠酒楼饭馆。张弼士在任总统府顾问和参政院参政时，因公常住北京。他每去酒楼餐馆，就指名要张裕的白兰地，当侍者把酒送到餐桌上，便斟上一杯，邀侍者品尝，他说:“你喝过这酒吗?这是举世无双的好酒，来一杯,尝尝看!”张弼士以要员的身份现身说法，使张裕葡萄酒的名声不胫而走,国内市场很快便有了销路。

孙中山1912年8月到烟台时，专门参观了张裕，并题了“品重醴泉”四字，一赞佳酿，二谢张弼士资助革命。康有为亦曾为其写下了“浅饮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的诗句。

1914年，南洋劝业会和上海招商会在南京举办商品陈列赛会，张裕葡萄酒参与比赛，获得了最优质奖章。1915年，张弼士在率中国实业考察团赴美，途经旧金山时，适逢巴拿马庆祝运河竣工，举行巴拿马国际商品赛会，张弼士把随身带的白兰地、红葡萄酒(玫瑰香)和琼瑶浆(味美思)送去参加比赛，同获金质奖章和最优质奖状。从此，张裕的白兰地酒便题名为“金奖白兰地”。这是中国商品首次在国际上获奖。

此次美国之行，不仅张裕酒一举夺得了一个金奖三个优等奖，张弼士也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关注。《纽约时报》于1915年6月6日和6月13日刊出了两篇关于张弼士的报道，一篇题为《与“中国的摩根”对话》的专访报道，介绍其为中国最富有的金融家；另一篇题为《中国的洛克菲勒》，全面对其进行了报道。除此之外，张弼士还受邀率团参访白宫，得到了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接见，一时风光无限。

张弼士在总结他的张裕创业史时写道:“张裕的创办，备历艰阻，掷无数之金钱，耗无量之时日，乃能不负初志。”张弼士耗资200万元，历时15年，终于建成了当时我国唯一具有完整体系的葡萄酿酒企业，表现出了他创业维艰、百折不挠的精神。他也正是以这种精神为中华民族争得了荣誉。

张裕名酒荣获国际金奖的第二年，也就是1916年，张弼士因公重返南洋，9月间病逝于巴达维亚，时年76岁。

令人惋惜的是，他毕生费尽心血建立的商业王国，在此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便冰消瓦解。后人分析其中的原因，一是张弼士生了八个儿子，各房子孙坐享其成，对于各项企业绝少过问。二是张弼士逝世后，挂沙人（即企业的全权代理人，但权力比总经理大）与主权人、债权人与债务人、张氏各房兄弟间，聚讼纷纭。中国人对财产继承分割很早就采取了继承权平分的传统，并且当时张弼士的企业还没有实施完善的股权制，以致造成了继承人的内耗分拆。争执的出现不可避免，部分企业在经营不善下消亡或被贱卖给了挂沙人。庞大的产业，只有其长房儿子张秩君掌管的张裕葡萄酿酒公司被保存下来，成为了著名的民族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