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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从晚清状元到爱国商人

来源:手机凤凰网 发布时间: 2019-08-07 10:39:52 编辑:夕歌

导读:张謇的科举之路仿佛是《儒林外史》中的一个片段,其中不乏荒诞之处,但他的确继承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自尊。

张謇的科举之路仿佛是《儒林外史》中的一个片段,其中不乏荒诞之处,但他的确继承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自尊。

1853年7月1日(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张謇出生于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常乐镇。张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张家世代务农,直到张謇的父亲张彭年时,才在务农之余兼营一个制糖的作坊。

张謇4岁时起,父亲张彭年开始教他学习《千字文》。到5岁,张謇已经可以完整无误地背诵《千字文》,于是父亲将他送进私塾读书。但是张家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也就是所谓"冷籍"。当时科举规定"冷籍不得入试"。为了取得应试资格,张謇15岁时由他的一位老师宋琛安排,结识了邻近如皋县的张家。张家同意张謇冒充自家的子嗣报名获得学籍。16岁,张謇考中了秀才。

但是从此如皋县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连续索要钱物,最后索性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要求得到一笔高昂的酬金。这一场诉讼延续了几年,令张謇十分狼狈,家道也因此困顿下来。幸而张謇的老师们爱惜他的才华,为他四处斡旋。当时的通州知州孙云锦也出面为他调解,将此事上报给江苏学政,继而上书礼部。直到张謇20岁时,此案终于告终,礼部同意张謇重填履历,撤销控案,恢复通州原籍。

"冒籍案"结案后第二年,孙云锦调往江宁(今南京),邀请张謇入幕同往。在江宁,张謇认识了孙云锦的世交,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此后成为吴的幕僚。吴长庆对张謇有不可忽略的提携之功,所以张謇一直敬重吴长庆。

1880年吴长庆奉命督办山东海防,张謇随同到了山东登州。第二年,科举不第的袁世凯来到登州投奔吴长庆。吴长庆认为袁世凯学识疏浅,命他在营中读书,由张謇教导他。因此袁世凯当时对张謇行的是弟子之礼。袁世凯初到的时候,因为不得吴长庆重用,颇为郁郁不得志。后来张謇向吴长庆举荐袁世凯,此后张袁二人成为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

从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得中。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兵进抵仁川。为了阻止日本吞并朝鲜,吴长庆奉命率兵赴朝平定局势,张謇随同到了汉城。因为身处政治风暴中心的缘故,张謇虽然人在汉城,但是他所撰写的政见和议论很快传回北京,引起了高层官员的注意。他所撰写的《条陈朝鲜事宜疏》、《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主张对外持强硬政策。这受到了光绪的帝师,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的赏识。翁同龢在政治上与慈禧不和,拥护光绪掌权,正需有人充实阵营,从此便不遗余力地提携张謇。

在朝鲜不多时,因为李鸿章不喜欢吴长庆,庆军被拆分为正副营。吴长庆率正营回国;袁世凯则率领庆军副营留守朝鲜,帮助朝鲜练习新军,袁氏的崛起就是从这里开始。袁世凯很快转而投靠了李鸿章,这令回国失势的吴长庆更加抑郁,不久病终。张謇痛斥了袁世凯一番,二人绝交多年,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

在这个时期,张謇可以跻身官场的机会很多。朝鲜希望以"宾师"的待遇留住他。而李鸿章虽不喜吴长庆,但却非常乐意上书推荐张謇在朝中任事。吴长庆病故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同时向他发出礼聘,邀其入幕。但张謇一概婉拒,人称"南不拜张北不投李",回到通州故里,继续攻读应试。这大约是一个旧时读书人内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考中了第二名举人。此后张謇开始参加礼部会试,向科举的最高阶段进发。很富戏剧性的是,当时翁同龢、潘祖荫等"清流"党人对他着力延揽,在礼部会试中暗中识别他的卷子,结果却连着三次误认了别人的卷子,将别人取中。1889年,张謇参加会试,结果"清流"的考官们将无锡孙和的卷子认作张謇的,孙考中而张落第。潘祖荫因此气愤不已,拒绝接受孙的拜见。1890年第三次会试,这次陶世凤的卷子被误认了,结果陶考中会元,张謇又落第。1892年第四次会试,考官们又误认了刘可毅的卷子,张謇再次落第。

到1894年,也就是甲午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心灰意冷的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这次在礼部会试,张謇被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将他改为第十名。四月殿试时翁同龢的提携之心已经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着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之后,便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张謇在41岁的时候,终于得中一甲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

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惨遭失败。"清流"将目标对准李鸿章,借此冲击主和的"后党"。张謇上疏弹劾李鸿章,文中称"(李鸿章)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并要求朝廷"另简重臣,以战求和"。甲午之耻令张謇深感仕途之无聊,他在笔记中写道:"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不久张謇的父亲去世,张謇回到故乡守孝,从此离开了清朝的政治中心。

纵观张謇的功名之路,既有科举中的种种荒诞之处,又令人不禁钦佩他的坚持和自尊。如果张謇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他求取功名的目标是官权利禄,那么朝鲜平叛之后他既可以留在朝鲜受人尊奉,也可以在李鸿章等大员的举荐下直接获得官职。可是张謇求取功名更像是一种自我实现。在他心目中,通过科举得到认可和荣誉是一个读书人成功的正道,其他方式都无法见容于他的自尊。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前41年。而一旦完成了这个过程,功名为他带来的结果却让他感到失落。所以说他的内心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同时张謇因为出身农家的缘故,富有草根情节,他的那句"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就是一个写照。这种理想主义和草根情节的交织是他后半生经营生涯的灵魂支柱,既成就了他,但或许也造成了他现实上的失败。

张謇以状元的身份投身商海,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很多实际的方便。因为筹资无门,原本计划民营的企业因为缺乏民资的参与,最后只能求助于官方资本。

1895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向朝廷请示,委派张謇、陆润庠和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和镇江兴办企业。丁立瀛在镇江无所作为。陆润庠是比张謇早20年的同治状元,当时因母亲患病在家归养。但陆对经商办厂兴趣不大,两年后重归仕途,后来累递升至侍郎、尚书、大学士。而张謇却是离开官场再不回头。

江苏是中国的主要棉产区之一,以"纱花"闻名天下,产量和质量都很高。当时日商在中国大量采购棉花运回日本,加工成棉纱之后以高价回售中国市场。因此棉纱业成为洋务派扶持发展的重点产业之一。张謇为筹办中的纱厂起名"大生纱厂",取《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采取股份制的形式。

摘自《国商:影像近代中国的十位商人》,当代中国出版社,言夏著,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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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5年底开始筹办到1899年4月投入生产,"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在这44个月中,大生纱厂的招股集资历经曲折,几次濒临夭折。这段经历是近代中国企业发展不易的一个生动例证。

大生纱厂最初定位为商办,由张謇出面在民间集资。张謇召集到的股东包括沈敬夫、陈维镛、刘桂馨、郭茂芝、潘鹤琴和樊时勋。前三位来自通州,后三位来自上海,因此分别称为"通董"和"沪董"。最初决定以100两为一股,共6000股,筹银60万两。但是招股很快陷入困境,通董和沪董之间,几度分合,股金迟迟不能到位。张謇只好向官方求助。

此时张之洞早已调任湖广总督。张謇通过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将1893年张之洞用官款向英国购买但一直搁置在上海的4万多锭旧官机折价,折算为50万两入股,性质是"官股"。大生的性质相应改成官商合办,张謇还需要另外招50万两"商股",以使官商双方的力量均衡。但是商股还是迟迟募集不全。恰在此时靠洋务起家的另一位实业家盛宣怀也要买机器,就从张謇手里分走了一半机器,折算为25万两官股。大生的商股目标也就相应调整为25万两。但即便把筹资目标下调了一半,大生最后可以筹集到的商股也没有25万两。在大生开工时,真正向社会筹集的商股资金只有15余万两。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标,另一方面则尝尽辛酸,四处碰壁。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盛宣怀和张謇分领官机的时候也曾答应张謇筹资,甚至定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桂嵩庆答应的钱屡催不应,盛宣怀也默不作声,百般躲闪。张謇到上海招股没有收获,甚至没有旅费回通州。无奈间,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旅费。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张謇在笔记中写道--那些市侩油滑的小人官吏对他冷嘲热讽,阴阳怪调,而他听着诽谤之词也不敢辩驳,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此时的张謇已经不是当年痛斥袁世凯的名士,弹劾李鸿章的翰林。他在给刘坤一的信中表白道:"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椣者,不知凡几。"从这句表白中可以看出,张謇在内心并没有彻底接受商人的身份,他还有儒家传统所赋予他的清高。"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和某些人来往;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说某些我不屑于说的话"--他终究还是很叹惋自己所作的妥协。

到1899年开车试生产时,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甚至没有资金购买棉花当原料。张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向股东告急,无人响应;而打算将厂房出租却又遭到恶意杀价。在走投无路之际,张謇与几个朋友在上海"每夕相与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此番情境,令人嗟嘘。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作为张謇多年挚友和忠实助手的沈敬夫提议破釜沉舟,全面投产,用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幸而随后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不但使工厂得以正常生产,而且还略有结余。大生纱厂终于生存了下来。

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摘自《国商:影像近代中国的十位商人》,当代中国出版社,言夏著,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