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松亭：从红色特工到中国人民银行创始人

导读：何松亭，辽宁大学第一任校长，也是“中国人民银行”名称倡议者、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始人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我国金融界、教育界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何松亭，辽宁大学第一任校长，也是“中国人民银行”名称倡议者、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始人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我国金融界、教育界建设做了大量工作。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儒雅的辽宁大学校长，当年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工作中，凭借沉着干练机智果敢，演绎过出生入死的一段谍战生涯……

从小在裕盛祥银号当学徒

1901年6月2日，何松亭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八面城镇何家洼子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直到11岁时才上小学。因家境每况愈下，小学毕业后何松亭就随其二哥来到辽源裕盛祥银号当学徒。除了学习银号业务外，他酷爱读书，并请求电报局的朋友教他英文。1921年，裕盛祥银号经理把何松亭带到奉天，介绍他到东三省银行作练习生。何松亭非常高兴，因为失学是他最感痛苦的事，到了奉天就又有了学习的机会。到奉天不久，何松亭就到基督教青年会商业夜校读书，逐渐与在青年会工作的进步青年郭尊三、苏子元、阎宝航等人交往密切。

据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史料记载，1925年，何松亭来到边业银行奉天分行工作，并于1926年3月由郭尊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沈阳较早的党小组——满洲银行党小组——的成员之一与高子升、巩天民、李玉阶、郭尊三等同志每周开一次小组会。这些当时银行业的精英，将白领的沙龙变成了共产党的秘密聚会，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开展宣传等活动。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时，何松亭曾护送一批中共“六大”代表途经东北，由满洲里出境去莫斯科开会。

何松亭当时的公开身份是银行职员，所以从1928年夏秋起，郭尊三交给他一个党的活动经费存折叫他保管。需要提款时，郭尊三事先通知何松亭，派人到银行找他取款，同时告诉他取款人的相貌、穿戴及接头暗语。当时存折上约有500元左右经费，郭尊三派人来取了三四次，到1929年12月，何松亭又将存折交还给郭尊三保管。

考取张氏家族官银号留学生

1928年底，张学良家族操纵的东三省官银号要选送留学生去英国学习银行业务。经上级党组织同意，何松亭于1929年考取其官费留学生，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学习之余，他联络中国留学生组织成立留英学生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他的影响下，同学张为先、于炳然等先后在英国加入共产党。1934年夏，何松亭修完学业，为了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毅然回国。

由于当时东北党组织遭到破坏，何松亭先后回到奉天、长春、天津寻找党组织，并以边业银行科长、副经理、天津法商学院和北京中国大学讲师身份作掩护，开展抗日宣传。1935年春，他通过天津抗日会的组织者，在英法租界外的一家饭店与当年杨虎城的秘书、后负责中央北方局联络处的中共地下党员南汉宸会面。何松亭向南汉宸详细汇报了自己入党、出国及回国后的经历。南汉宸告诉他：“找到我就是找到党组织了，以后不要再乱找了，就在我这里工作好了。”何松亭兴奋极了，从此便在南汉宸的领导下开始做情报、保卫和联络工作。

赴西安争取张学良抗日

1936年夏天，何松亭受中共党组织委派，赴西安争取张学良与中共团结抗日。何松亭拿着南汉宸给杨虎城的交际处长申伯纯的信去找申，申伯纯陪着何松亭面见杨虎城，表明来意。杨虎城说：“等张学良回来，再行商议。”等了一个多月，张学良才从南京回到西安，与何松亭见了面。因为同是东北老乡，何松亭又是张学良掌控的东三省官银号选派的留英学生，二人谈得非常投机。张学良在谈话中表示：与日本有杀父之仇，此仇必报。何松亭返回天津后，又给张学良写信，并将北平街上散发的印有《田中奏折》的传单寄去，以使他进一步认清日本人的侵略本性，促使张学良联共抗日。

单线联络志城银行情报站

尽管何松亭人在天津工作，但是他的情报工作范围仍然在沈阳。1937年春，何松亭派妻子佟挽新回奉天了解东北的情况，偶遇由共产国际派回东北工作、正在奉天寻找党组织的张为先。张为先按约定于同年6月前往北平，经何松亭介绍面见南汉宸，汇报了入党及回国的经过，还交给南汉宸一份《东北现状》的报告。南汉宸指示张为先：继续回东北从事情报工作，由何松亭单线领导，还规定了张、何二人的接头方法。一种是张为先到北平的某报纸上登寻人启事，何见报后来找张为先，南汉宸还亲自为之拟定了寻人启事的条文；另一种是由佟挽新作交通员，往返于北平与奉天之间。

作为创办沈阳民族工业惠临火柴公司的实业家张惠临的儿子，张为先接受任务回奉天后，与当时经济界知名人士、志城银行总经理巩天民商量，让他借接近日伪上层人物之机，收集日伪政治、经济、军事机密情报。为了工作方便，巩天民主动把张为先安置在志城银行，委以总行协理职务，与其一起在东北各大城市搜集日军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情报。按照事先约定，这些情报有时由佟挽新来奉天取，有时由张为先亲自到北平向何松亭汇报，再转送到中央。志城银行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奉天的一个重要联络站。

上下电车甩掉特务跟踪

为了给党组织收集情报，何松亭经常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1941年秋，他到北平活动，住在一位友人家里，当晚友人就发觉有宪兵在住宅附近游荡。第二天，何松亭到街口的洗衣社假装洗衣，透过玻璃窗往外张望，果然发现有人跟踪。这时恰好有电车开来，他瞅准时机迅速登上电车，趁尾随特务跟踪上车而车子尚未发动之时，又跳下车，急忙返回天津。但刚一到天津，他就发现自家附近的胡同口有行踪可疑的人。他悄悄进到家中对爱人说明情况后，机智地从邻居家的另一个门离开，暂时摆脱了危险。

离开住处，何松亭即以患病求医为名，住进了天津李允恪医院，并且改名换姓。李允恪知道何松亭的身份，有意掩护了他。在医院隐藏了两个月左右，何松亭发现党组织在《益世报》上登寻人启事找他，于是按照事前约定，去联络点传达室查信，在那里看到交通员给他写的信，得知党组织派他去抗日根据地。在形势十分险恶的情况下，1941年底，何松亭离开天津赴晋察冀根据地，至此，结束了15年出生入死的地下斗争生涯。

倡议定名“中国人民银行”被采纳

何松亭到抗日根据地不久，被中央调任晋察冀边区银行党委书记兼副经理。1945年，边区银行总行迁移到张家口市，接收了伪蒙疆银行。在接收过程中，何松亭等人对是否承认伪币（蒙疆银行发行的货币）、是否要把伪币兑换成边区货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最后决定将伪币兑换成边区货币。这样做不仅收回了伪币，也确保了人民群众在经济上不受损失，当地社会生活能平稳过渡。

1947年四五月间，何松亭被调到西柏坡华北财经办事处筹备华北财办。凭借多年金融业务经验，何松亭提出应筹建中央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并将这一任务写进华北财办的组织规程中。一次，何松亭与华北财办副主任南汉宸一起讨论全国性银行的名称，当时有建议用“联合银行”、“解放银行”以及“全国解放银行”等名称，但都不甚理想。南汉宸问何松亭：“叫什么名字好?”何松亭说：“银行名称上要与国民党有明显的区别。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那我们银行的名字就叫人民银行，因为我们的宗旨正是为人民。”南汉宸听后拍着他的肩膀说：“胖子，可真有你的。”后来，南汉宸把这个意见向当时华北财办主任董必武作了报告。中央回电同意银行名称采用“中国人民银行”。

参与筹备建立中国人民银行

1947年8月，华北财办成立，董必武任财办主任。根据中央指示，董必武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并指定华北财办副主任南汉宸兼任筹备处主任。作为筹备处的重要一员，何松亭负责的工作主要有三项：一是加速人民币的印刷；二是做大量调查研究，了解各根据地的货币流通、货币差价和兑换情况；三是要研究接管国民党银行及对私营银号的管理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并筹集发行人民币的准备金。

随着形势的发展，解放区迅速扩大。根据中央的指示，何松亭参与了促成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并在三行合并的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套人民币发行，统一了华北、华东及西北三大区的货币。在筹建中国人民银行的过程中，何松亭参与了大量工作，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始人之一。

1952年，何松亭调中国人民银行北京总行金融管理处工作。为培训合营银号经理和银行专业干部，他积极倡导创建银行干校。1956年下半年，何松亭调东北财经学院任院长。不久，他参加了高教部出国考究团，在对国内各大学进行了数月的调查研究后去苏联考察。1958年8月，沈阳师范学院、东北财经学院、俄语专科学校合并为综合性高等学校——辽宁大学，何松亭被任命为辽宁大学首任校长。后来他又调任轻工业部教育司司长，1986年去世，享年85岁。

（作者为辽宁日报社文化体育新闻中心首席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