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企业家们所要的“信心”到底是什么
导读： 义乌和全国的大小老板们，今天所要的信心，大概就是这三条了：环境公平、依法治理、良民不扰。
文 / 吴晓波
11月中，《经济观察报》记者去义乌进行民企生存现状调查，发现那里的冬天是这些年来最冷的。关停歇业的中小企业比比皆是。一位政府官员的看法很有意思，他对记者说，“能够关停的企业，说明还是有实力的。”
因为——“一些停不掉的企业是实在没有办法，只能依靠融资继续做下去，也不知道能维持到哪一年。”
这当然是冷到了冰点的判断。
接下来，记者的一个观察非常微妙，他写道：“在采访中，我们能够清楚地发现，对于这批民营企业家来说，他们主要是两方面的诉求——稳信心和提高社会地位。”
你看，即便是此刻，企业家们要的也不是贷款、市场或解困资金，而是要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信心。
在义乌老板们的朴素意识中，做生意就是“愿赌服输”，美国人的订单没有了，还可以开发欧洲或中东市场，但关键是，我要有“继续做下去的信心”。
一个国家的经济活不活跃，说到底就是两件事情，企业家敢不敢投资，老百姓肯不肯消费。有了，皆大欢喜，没有，冰封雪飘。
而两者，都关乎信心。
那么，企业家们所要的“信心”到底是什么？
在四十年的改革史上，增长曲线的起伏图，就是信心的起伏图。
简单算一下，有过那么几次信心的大低谷期，分别是1982年、1990年、1998年、2008年，它们的发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周期性的，有的是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有的是改革重大受挫。而走出低谷的特征则是同样的，即政府释放了重大的政策红利，并发生一起拐点性事件。
1982年的那次信心复苏，是1984年邓小平进行了第一次南巡，肯定特区经验，并在那一年召开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启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1990年那次，是1992年更为著名的邓小平第二次南巡，并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国策，进而在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推出了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1998年那次，是新任总理朱镕基咬牙宣布“抬着棺材搞改革”，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击退了索罗斯对港股的狙击，然后进行重大的产业政策调整，开放房地产市场、外贸管制和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从而构成了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新三驾马车；
2008年那次，是启动四万亿计划和刺激资本市场复苏，让恐惧变成了生产力，从而强行拉动了经济的触底反弹。
2018年的此次经济危机，虽然在表征上无法进行简单的历史比拟，然而，就危险程度而言，与上述四次相比，其实并没有“更为严重”的表现。随着经济规模的壮大和民间资本的雄厚，甚至在忍耐度和腾挪的空间上，似乎还较为增加了。
但是，同样的考验是，我们期待政府释放怎样的改革红利以提振民间信心，此外，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发生一起拐点性事件。
关于第二个悬念，是没有答案的，因为它关乎历史的戏剧性。但关于第一个悬念，是值得认真讨论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前三十年的激荡，就根本而言，是因为改革有清晰的朝野共识——它建立在“摆脱贫穷、追求富强”的认知基础上，也有相当明确的“假想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那一阶段，所谓的“信心”，均来自经济政策的松绑和对外延式增长的无比自信，所以，就有了“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民间说法。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物质匮乏已经让位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科学和谐的发展观。作为“假想敌”的计划经济已然瓦解。而外延式增长的空间已经被压缩，转型升级和应对陌生的市场竞争成为新的生存课题。
在这样的改革新周期中，2700万民营企业家的公共诉求就变得更加复杂了，也提出了更高的“信心要求”，并超出了单纯的经济政策范畴。
我记得2010年，吴敬琏教授80寿辰，我创作完成《吴敬琏传》，在书稿下印厂的前一刻，我请吴老师在图书的扉页上题一句话。他在自己那间简陋而丰饶的书房里拿过一张纸，写下了九个字：“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他特意提示说，是法治，而不是法制。
在老先生的意识中，中国改革最大的成就，便是把一个计划经济的体制改造成了市场经济体制，而接下来的任务是让市场经济法治化。有法治的市场经济是好的市场经济，反之，就是坏的市场经济。
在我的理解中，法治化的内涵大抵有三个。
其一，创造一个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没有旋转门，没有玻璃墙，对内对外公平开放，不要给任何人或所有制企业以“特殊的待遇”；
其二，让看得见的行政之手，越少见越好。平心做生意，有事找法院。政策不是不可以调整，但要有依法程序，需保持司法的独立性和威严性；
其三，对民营企业家不要低看一眼，也不必高看一眼，他们中的任何一员，只要在生产合格的产品、在合法纳税、善待员工、不破坏环境，就不应该受到政府的打扰。他们的意见，可听可不听，但要有正当的发声渠道，保持思想市场的自由和开放性。
简单地归纳一下，就是：环境公平、依法治理、良民不扰。
义乌和全国的大小老板们，今天所要的信心，大概便是这三条了。